莫砺锋:论朱熹关于作家人品的观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8 次 更新时间:2014-12-08 10: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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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 (进入专栏)  

   中华民族的先民们认为,人是一功文化的创造者。古希腊人认为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来馈赠给人类的,而中华的先民却坚信不疑地把火的发明权归于他们中的一员——燧人氏。在中华文化中,人不是匍伏在诸神脚下的可怜虫,更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相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被朱熹视为圣典的《礼记·中庸》云:“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颇能代表古代中国人对人在宇宙间地位的确定。正因如此,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势若水火,但它们都以人为思考的主要对象,它们的智慧都是人生的智慧。先民的这种思维定势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作为这种文化诸形态之一的中国文学,它必然以人为价值核心。可以说,对于中华的先民来说,“文学是人学”是不证而自明的结论。

   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诗言志”首见于《尚书·尧典》,虽说它不一定真是产生于尧舜时代,但它在先秦时代早已深入人心,且绝非仅为儒家一派所独自信奉。《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之言曰“诗以言志”,《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荀子·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皆是明证。对于“诗言志”的释义,历来多有歧说,但其基本的内涵是明确的。孔颖达云:“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注:见《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十三经注疏本》,第2108页。)诗歌的发生既然完全是源于内心情志,那么诗歌创作必然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即刘勰所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注:《文心雕龙·明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所以文学创作的原则是“修辞立其诚”(注:《周易正义》卷一《乾》,中华书局1980年版《十三经注疏》本,第15页。),即文字应是内心真实情志的流露,不容有丝毫虚伪。作为诗歌主体的人(即诗人)与作为诗歌表现客体的人(即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应该是同一的。于是,美好的作品必须建立在作者的美好品性的基础之上,否则,即使写出了华美的作品也是不足称道的。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注:《论语·宪问》,中华书局1980年版《十三经注疏》本,第2510页。)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唐人把这种观念表达得更加明确:“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注:唐人裴行俭语,见《新唐书·裴行俭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宋代的理学家极为重视心性之学,把德性人格的完善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当他们讨论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时,就格外关注作者的德性修养。朱熹在这方面有大量的议论,他对许多文学家的人品有具体的评论,值得注意。

   首先,朱熹对人品低劣的文人作了严厉的批判,例如:

   蒙教扬雄、苟彧二事,按温公旧例,凡莽臣皆书死,如太师王舜之类。独于扬雄慝其所受莽朝官,而以“卒”书,似涉曲笔。不免却按本例书之曰“莽大夫扬雄死”,以为足以警夫畏死失节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笔之正例也。(注:《答尤延之》,四部丛刊本《朱文公文集》卷三七,第25页。按:以下简称《文集》。)

   读洪刍所撰《靖节祠记》,其于君臣大义,不可谓懵然无所知者。而靖康之祸,刍乃纵欲忘君,所谓悖逆秽恶,有不可言者。选学榜,示讲堂一日,使诸生知学之道,非知之艰,而行之艰也。(注:《跋洪刍所作靖节祠记》,《文集》卷八一,第25页。)

   (孙)觌初间亦说好话,夷考其行,不为诸公所与,遂与王及之、王时雍、刘观诸人附阿耿南仲,以主和议。后窜岭表,尤衔诸公。见李伯纪辈,望风恶之。洪景庐在史馆时,没意思,谓靖康诸臣,觌尚无恙,必知其事之详,奏乞下觌具所见闻进呈。秉笔之际,遂因而诬其素所不乐之人……昔王允之杀蔡邕也,谓:“不可使佞臣执笔在幼主旁,使吾党蒙讪议。”允之用心,固自可诛,然佞臣不可执笔,则是不易之论!(注:《朱子语类》卷一三○,第3133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按:以下简称《语类》。)

   第一则论扬雄。扬雄其人,曾在王莽篡汉后仕为大夫,又曾作《剧秦美新》以赞美新朝,似为不守臣节者。但他其实是一位甘于寂寞、不慕荣利的文人学者,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三八中书其死曰:“是岁,扬雄卒。”不像对其他出仕新朝者那样书作“死”(注:例如同在《资治通鉴》卷三八中,即有“太傅平晏死”,“莽妻死”,“新迁王安病死”之记载。)。对其出仕新莽事的记述也多恕词:“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好古乐道。”朱熹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司马光的写法是为“曲笔”,并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大书曰:“莽大夫扬雄死。”其实在朱熹以前,扬雄一直享有盛名,班固、韩愈都曾给予极高的评价,北宋苏轼首先批评扬“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注:《与谢民师推官书》, 《苏轼文集》卷四九,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18页。)但也只是论文,并未论其品节。朱熹对扬雄的人品大张挞伐,毫不宽恕,一方面固然出于维护纲常,强调事君以忠的儒家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也与南宋面临着外族侵逼、国势危急的时代背景有关。也就是说,在朱熹的时代里,忠君不仅意味着忠于一家一姓,更意味着忠于本民族的国家政权,所以更需要大力予以提倡,这一点在后面的两则言论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洪刍其人,是黄庭坚的外甥“三洪”之一,名列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在当时颇有诗名。但他在靖康事变中竟替金人敛财,因势挟王邸内人,后于建炎中被流于海岛(注:详见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宝颜堂秘笈本。)。洪刍所作《靖节祠记》今已不存,估计是关于陶渊明(谥靖节)的,故朱熹称其知“君臣大义”。既知君臣大义,又在国家危难时腼颜事敌且乘乱侮辱本朝的王邸内人,真乃口是心非之徒。朱熹斥之为“悖逆秽恶,有不可言者”,且榜示学堂以为诸生诫,视之为典型的反面教员。

   孙觌其人,也是典型的有才无行者。他在靖康事变中起草降表谄媚金人,且公然接受金人所俘掳的宋朝妇女,行若狗彘,朱熹专门写了《记孙觌事》来鞭挞其丑行。而洪迈竟然援引孙觌来参修国史,从而丑诋坚决抗金的李纲等人,可谓颠倒黑白,不知天下有羞耻事!故朱熹对此怒不可遏,大呼:“佞臣不可执笔!”洪、孙二人都是在靖康事变时不顾民族大义而认敌作父且从中窃取私利的士人,在坚持民族气节的朱熹看来,这是士人最大的恶德败行。这样的人,即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又何足道哉!这种人的文学作品即使写得美仑美奂,又何足道哉!

   对于虽无大节亏损,但是人品有疵的文士,朱熹也毫不宽恕,他说:

   徐师川微时,尝游庐山,遇一宦官郑谌,与之诗曰:“平生不喜刘蕡策,色色门中看有人。”后入相府,郑时适用事,模样似有力焉。徐在枢密院时,金人寇襄阳,中书集议。徐曰:“彼本盗贼所有,得失不足为国家轻重。”时赵元镇为参知政事,曰:“襄阳为金人所据,则川广路绝,国家危矣。”徐曰:“此是枢密院事,参政不须预。”赵曰:“小小兵事,枢密自主之可也。此国家大事,政府安得不与?”即上马而去。太上闻之,罢徐枢密。徐归乡,以前辈自居,恃文使气好骂,专以饮酒为事,不择贫贱,皆往啖之。诗亦无甚佳者。(注:《语类》卷一三二,第3156页。)

   绍兴紫微吕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动,皆有法戒,固非后学可得而赞也。其论汪、谢诸贤,高志清节,皆足以传信,孰敢改评。独饶节者,一旦毁弃肤发,殄绝天伦,而诸公环视,无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从更嗟叹,以是为不可及。亦独何哉!(注:《跋吕舍人青溪类稿》,《文集》卷八三,第12页。)

   这里所批评的徐俯(字师川)、饶节,都是江西诗派的成员。徐俯曾与宦官郑谌交游,《宋史·徐俯传》中记载:“内侍郑谌识俯于江西,重其诗,荐于高宗。”郑谌其人的具体事迹现已不太清楚,但此人亦能诗,尤袤《遂初堂书目》中即载有《郑谌诗》,所以徐俯与他的交往应是文字之交,故而赠诗说:“平生不喜刘蕡策,色色人中有此人。”(注:此据《诗说隽永》所载。按:朱熹所引徐俯诗稍有异,当是传闻异辞。又按:刘蕡,唐人,唐文宗太和二年(828 )应制举时上策,痛陈宦官专权之害。事见《新唐书》卷一七八本传。)意即今不必如刘蕡上策所言,将宦官皆视为奸邪,因宦官中也有如郑谌一流人物。在宦官未曾把持朝政危害国家的宋代,徐俯与郑谌结交其实并非大错。至于徐俯在枢密院议事时不主坚守襄阳,当然是不对的。但他对于抗金斗争其实是支持的,当靖康乱后张邦昌僭位时,一些没有气节的朝士纷纷避其讳以示臣服。而徐俯却于“围城中尝置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遇朝士来,即呼至前驱使之”(注: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八,津逮秘书本。)。有意表示对张邦昌的蔑视。此外,徐俯颇恃才傲物,他舅父即是著名诗人黄庭坚,但当有人称扬其诗“渊源有自”时,他却答道:“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注:见周辉:《清波杂志》卷五,《知不足斋丛书》本。按:黄庭坚号涪翁。)从总体上看,徐俯其人尚非大节有亏者。然而在朱熹看来,徐俯的作为显然不合理学家所树立的人格准则。徐与宦官结交,议政不当,以及恃才傲物,都是人品上的疵点,其诗也因此而被认为“无甚佳者”。至于饶节,本是一个佯狂避世之人,“早有大志,既不遇,纵酒自晦, 或数日不醒”(注: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

   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页。)。他所以落发为僧,是因为与丞相曾布论新法不合,其实也是一种“自晦”。吕本中(即“紫微吕公”)对饶节甚为赞赏,把他与汪革、谢逸兄弟相提并论。但在朱熹看来,弃儒从佛,削发为僧,即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背离了儒家的伦理准则。反过来说,朱熹认为士人应有的品格是平正端方,举动合礼,凡是狂狷、诡激、倨傲等品性都是绝不可取的。所以对于同样属于江西诗派的二谢,朱熹就深为赞赏:“(二谢)俱学诗于黄太史氏,而以清介廉节闻于时,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独以其诗行于四方。而其行业之懿,则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详焉,是可叹已!”(注:《邵武县丞谢君墓碣铭》,《文集》卷九一,第27页。)就诗歌成就而言,徐俯、饶节并不在二谢之下,而且他们的诗风也是比较接近的,但是由于朱熹认为他们的人品有高下之分,从而对他们作出了迥然不同的评价。

     二

   那么,朱熹心目中人品高尚的文人是哪些人呢?他说:“予尝窃推易说以观天下之人……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于本朝得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注:《王梅溪文集序》,《文集》卷七五,第30页。)这五人虽然都有文字传世,但真正以文学家而著称的是杜甫、韩愈二人。此外,受到朱熹肯定的文学家还有屈原和陶渊明。他称赞屈原的志行“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注:《楚辞集注》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称赞陶渊明“自以晋世宰辅子孙,

   耻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篡夺势成,遂不肯仕。虽其功名事业不少概见,而其高情逸想,播于声诗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为莫能及也。”(注:《向芗林文集后序》,《文集》卷七六,第13页。)所以说在朱熹心目中,屈、陶、杜、韩四人可算是心地光明、品节高尚的文士。但即使是对他们,朱熹也仍有不满意之处,认为他们的为人为文尚且不够完美,他指出:

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出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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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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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200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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