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文革时期的荒诞外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25 次 更新时间:2014-12-06 19: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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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华  

    

   一:强送毛泽东像章、语录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极左思潮很快祸及外交领域,“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在一旁推波助澜。

   他们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我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引起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不满和反感。短短时间内,中国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余个国家中的30个国家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

   1967年6月,我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和干涉。过去,英国殖民者在缅甸搞了一个组织,他们向缅甸的年轻人发送一种徽章,参加该组织的成员都要佩戴这种徽章,目的是为了效忠英国女王。因此,缅甸方面对像章的事特别敏感和忌讳。为此,缅甸政府制定了一条法令,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

   从6月起,在缅甸的多所华侨学校里,学校方面要求学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学生不答应,中缅双方民众多次发生冲突。6月27日、28日,在缅甸首都仰光,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尽管缅甸政府调来了军队到现场劝阻,但还是有一些人冲入了大使馆,我国援缅的一经济专家被暴徒杀害。

   缅甸政府一再表示,愿同我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愿意把关系搞得很紧张。但在中国,极左思潮趾高气扬。“中央文革小组”一伙扬言,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要逼缅甸同我们断交。周恩来坚决阻止了逼缅甸政府同我国断交的极左做法。他说,不怕断交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被动的,如果逼它断交则变成我们是主动的。

   从6月29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在缅甸驻华使馆前,一支支抗议队伍首尾相接,怒吼声震天动地。缅甸使馆外的墙上和门前马路两旁,贴满了密密层层的声讨大字报和大标语。在那种极左的氛围里,群众游行示威和报纸上的高调宣传,周恩来难以阻止。但是,绝不能让示威群众“以牙还牙”,去冲击缅甸驻华使馆。为此,周恩来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群众只许在使馆外面示威,绝不能冲入使馆,更不能伤害使馆人员。在卫戍区部队的严密控制和疏导下,连续几天的群众示威没有出现冲砸缅甸使馆的情况。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纵部分群众准备冲击缅甸驻华大使馆,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缅关系的事态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恶化。缅甸总理奈温后来在会见周总理时说,他也曾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要求他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但是他拒绝了。原因是依据他本人掌握的情况,中国外交部当时受到两次冲击,表明中国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再就是外电传有人问周总理关于中缅两国外交关系有什么看法时,周总理回答说,中国的做法取决于缅甸的行动,缅甸走到什么程度,中国也走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出了周总理还是想继续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不愿意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因为要断绝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难了。

   二:火烧英国代办处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更严重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

   1967年夏天,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冲击达到顶点,中共中央一度失去对外交大权的控制。毛泽东在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对外宣传方面,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屡屡发生唯我独革、强加于人的错误。在对外交往中,多次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是其中最为严重、影响最大的一次事件。本文根据现有的资料,对它发生的原因、经过及造成的后果作一简要的介绍。

   在外交部被夺权的混乱时期,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当天,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

   “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

   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22时40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10分钟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

   造反派突入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7辆汽车均被大火呑噬;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2辆汽车也都被烧毁。北京卫戍区的战士们奋力扑救,同时将代办处的十余名官员从烈火中救出,其中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报道:

   “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人,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着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起躲进了保险库,这是入口处左边大楼里用来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一间地下室。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

   后来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说:

   “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妇女们发疯似的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拖我,揪住我的领带勒我。”“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

   克莱尔·霍林沃思还写道:

   “代办处的几位女士想到对面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被关在铁门外。阿尔巴尼亚人还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们受凌辱。然而,有两位姑娘在芬兰大使馆受到保护。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踢,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诉我,暴徒中竟然还有英国人。其中一个领头的还穿着精制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乱踏。”

   美国友好人士韩丁(William Hinton),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于1971年夏天访问了清华大学,他亲自访问了清华大学的许多干部、教师、学生,根据大量的访问记录,写成了一部纪实性的著作:《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其中有亲身参与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一些造反派的回忆。

   8月23日,在洗劫英国代办处中扮演主角的是“414”而不是“团派”,因为这个事件中主要负责的群众组织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联络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华“414”也是“地派”的。“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成员都是一些紧跟王力的左倾干部,并且得到外语学院几千名学生造反派的支持。他们坚决反对陈毅,主张让从雅加达回国的代办姚登山主管外事工作。姚登山向英国代办处发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之内释放被捕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否则就必须对一切后果负责。在通牒规定的限期要达到的那一天,清华“414”接到电话,要他们动员起来,到英国代办处前去示威。广播喇叭一喊,全体“414”的拥护者集合开会,一个“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干部对他们说:“今天我们要去向英国人显示我们的力量,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非法窃取了许多情报。如果他们不按时答复,我们就要全力予以报复。带上改椎、钳子,我们到那儿要打开他们的档案柜。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射击,不要给他们明显的目标。所有能说英语的人到前边来。带上电筒。”

   发言者随后打开一张地图,指出代办处的位置,以及电源闸盒、水管、水箱的位置。

   “我们都很兴奋,”高衡庆(音)说:“我们出动了一个庞大的队伍进城,后来还觉得不够,又派出了一些人。我们的队伍帮助包围了英国代办处。开始是守纪律的,我们整齐地一排排坐下,遵照总理规定的五条,他说,我们可以写抗议书、集会等,但绝对不许冲击代办处。

   “我们的抗议大会于晚上9点开始,通过高音喇叭,我们愤怒地谴责英国人在香港的暴行。'你们将何去何从?’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问。10点钟,通牒限期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那时,解放军围绕着代办处。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实际上,那些妄图打倒总理的人,早就策划了这次冲击,'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活跃分子拿着喇叭跑上来,有些人跳起来向代办处大楼的墙上扔墨水瓶,这是佯攻。当前面飞舞墨水瓶时,其他的人从后面设法进入了代办处大楼,他们开始把椅子、沙发从窗户里向外扔,我们身后的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向解放军的防线,喊着:'闪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防线由八层士兵组成,有几个小伙子想从他们头上爬过去,但他们摔下来了。士兵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冲过去爬栅栏,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过去了。

   “11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里的一筒汽油开始燃烧的,后来大门开了,人们冲进来,汽车也开始燃烧,三辆汽车着了火。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只得回去了。火势越来越大,消防车又回来了,许多消防员冲过拥挤的人群,接近了大楼。就在火起之时,周总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们全部停止进攻。但这个指示没有广播,我们一直到后来才知道,但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撤离了那个地方。但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解放军的防线让开路,让英国人跑进地下室并把他们自己锁在那里,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予,他们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的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23日凌晨,当周恩来得悉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后,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及夺外交部大权提出严厉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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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华《亲历与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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