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英语专家。他为中国的英语教学与研究，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这里妄称他为我的启蒙老师，故事还得从十多年前说起。

那是在一九八五年署假，我在兰州大学外语系念书。当时正好系里召开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文体学研讨会，假期系里面留校的学生不多，我被指派到火车站接站并负责部分接待任务。有一天早晨，系里让我领王佐良和丁往道二位先生到校外散散步，我陪同两位先生从兰大一直步行到兰州市最大的广场——东方红广场，差不多有近一公里的路程。路上我们边走边谈，他问到了我们外语系的水天同教授的近况，说他准备去拜访水教授。我当时刚上完大学一年级，对王先生和丁先生两位的学术成就不大了解，只是从会议名单上才知道他们是北外的教授，王佐良教授来兰大来主持这次会议。我系的水教授大名鼎鼎，是我们外语系乃至全校的几大名教授。此时听王佐良教授说他们曾在北外同事，并要去拜访水教授，我觉得王先生现已年过古稀，仍然如此看重同事朋友的友情，这对我一名年轻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给我上了一次生动的人生教育课。会议结束前王先生应邀在兰大作了一次演讲，我慕名去听。尽管是假期，来听演讲的人还是挤满了一个大教室，听众来自全校各个系科，教师学生都有。可惜的是我当时对英语及其学问了解得实在太少了，所以现在也很难记得当时究竟听到了些什么。

这就是我与王佐良先生的唯一的一次见面，以后也未曾谋面。我想王先生也绝对不可能因此而认识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但我觉得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因为正是这一次相见，我开始从知道了学英语很有用；也正是从他的著作中，我开始知道了一门新的学科——比较文学，我也从此慢慢地走进了比较文学的学习、教学与研究之路。

当时系里不少老师都称赞水天同教授三四十年代翻译的《培根论说文集》，译文古雅，文笔流畅，堪称英译汉的典范之作。我系同学大都人手一册，细心研读，奇文共赏。一次翻译课考试，考题选了英国散文大家培根的《谈读书》（Of  Studies）一文。考完后，我将水先生的译文学习了一遍。后来才知道王先生也翻译过这篇文章，文字也很古雅，可堪玩味，与水先生的译文笔法相近。王先生的译文收录在他的译作《英国诗文选译集》中，我很专心地读完了这本书，王先生对英文的理解很精到，中国文字运用得十分圆熟，译文里精彩纷呈，常令人叹服叫绝，我也因此开始学会领略与欣赏英语散文的魅力。

大学期间，我又读到了王先生的英文专著《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从这本书中我开始了解当时刚刚在中国复兴的一门新的学科——比较文学。《论契合》中有一篇文章题为A  Chinese  Poet，讲的是查良铮先生，一位“九叶派”诗人。当时兰州地区的文学创作及评论的氛围很好，当地还出版了一本在学术界反响很不错的刊物《当代文艺思潮》，对朦胧诗和西部文学大加提倡。应兰大诗社的邀请，西北民族学院的著名“九叶派”诗人唐祈教授经常到兰大演讲，从唐祈教授的演讲中我知道了“九叶派”诗人及其创作。对照这些演讲，我再次翻阅了王佐良先生著述的关于穆旦的论文，我开始对中国学术界的一批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诗人学者的学术成就有所了解。从那以后我决定有系统地多读些比较文学方面的书。

在大学里，我时常到图书馆去查书借书。兰大图书馆的借阅环境比较宽松，大学生有十个借书证，中外文图书都可以借阅，我在大学里很充分地利用了这十个借书证。我几乎把学校图书馆所收藏的王佐良先生的所有著作都借阅过。我读过由王佐良、李赋宁、周珏良、刘承沛主编的《英国文学名著选注》，这本书当时很难借到，因为外语系很多学生都时常借阅，此书很难出现在书架上。该书中有许多简明扼要的注释，同学们参照注释来阅读原文，读起英文原文文本来会轻松许多。

在大学期间，我又读了乐黛云教授的一些比较文学论著，还读了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对比较文学有了更进一步的的认识。由于在大学里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比较系统地自学了比较文学，1988年我比较顺利地考入山东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我的硕士导师刘波先生对王佐良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是钦佩有加。他曾告诉我说，中国人能够直接用英文写作学术论著的不大多，王先生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的一位。有些外国人都称赞王佐良先生著述的《论契合》一书，称之为比较文学的杰作，其英文写作的典雅与纯正之程度就是不少外国学者也难以企及。

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出于对王先生学问的敬佩，我十分留意搜集王先生的著作，我甚至从北外的外研社及其它地方邮购王先生新近出版的图书。直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搜集了王先生的大部分学术著作。其中有《英国诗文选译集》，《论契合》（英文本），《英国散文的流变》，《翻译：思考与试笔》，《英国文学名篇选注》，《英国诗选》（注释本），Thunderstorm（曹禺《雷雨》英译本），《英国文学论文集》，《英语文体学论文集》，《风格和风格的背后》，《英国诗史》，《英国文学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与何其莘合著），《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与周珏良主编），《心智的风景线》，《中外文学之间》，《新开端》（英文本），《并非舞文弄墨》（主编），《欧洲文化入门》（主编），《中楼集》等。王先生的著述，我已大体收齐，所缺少的难以购到的几本，市面上早已售罄，幸好我都从图书馆里借阅过，也可算作问心无愧了。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工作。从《读书》杂志上，我时常都能读到王先生的新作。曾记得王先生临终前还在为《读书》杂志写稿，对最新的西方文论进行评析，这种终身勤于笔耕、矢志献身学术的精神让我肃然起敬。王先生经常为《读书》、《英语世界》、《英语学习》写稿，还主编过北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和《文苑》（英文本）等重要学术刊物，终身撰写专著近二十部，这种对学术的钟情与执着的精神时时刻刻都在鼓励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后辈。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我时常想起王佐良先生这种对学问一往情深的精神，将他的著作作为我一辈子学习的经典之作。

1996年我师从曾繁仁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为《英美“新批评”研究》，因为我本科是学英文的，再加上读了三年的比较文学，对西方文学理论有了一些了解，我总觉得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似乎常常脱离开文本，太空泛了，太朦胧，有必要对影响英美文学理论界长达四五十年的这一文学流派进行一些比较方面的研究。对“新批评”的研究，赵毅衡先生曾在八十年代出版过专著，进行过一些研究。我觉得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它，还是会有许多新的发现。其实王佐良先生对许多文本的阅读正是深得“新批评”之真传的。

“新批评”派大师燕卜荪先生年轻时来到中国，曾是王佐良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求学时的授课教师，燕卜荪教“英国诗”和“莎士比亚”课程，运用“细读”的方法讲授英国现代派诗歌，这些给学生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王佐良在撰写“英国文学史”时，只要谈到英国现代主义诗歌和二十世纪文学批评，都会想起燕卜荪先生，并着力描写燕师的教学风格，学术成就及其在中国的为人为学的轶事。作为诗人和文学批评家的燕卜荪先生，曾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现代主义的诗歌创作，为西南联大造就了一大批诗人，同时在燕卜荪的教育下，西南联大也为新中国培养了众多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的人才。其中有王佐良，周珏良、杨周翰、许渊冲、许国璋、赵瑞蕻等，这些人后来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当年都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曾是燕卜荪的高徒。为感谢燕师的教育之恩，王佐良还翻译了燕师著述的描写长沙临时大学师生生活的长诗《南岳之秋——与北京来的几所流亡大学在一起》，这首长诗忠实地传达了燕卜荪先生的印象与感想，用诗歌手段传达了一位英国诗人对中国人民前途的信心。早在1980年，王佐良还写过《怀燕卜荪先生》一文，表达了一个学生对燕卜荪先生的学识及人品的尊重与崇敬之情。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从新批评，燕卜荪，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起王佐良先生，我的记忆时常拉回到一九八五年的那个署假，我又想起了我那次与王先生在一起散步的美好时光。

时光飞逝，王佐良先生已离开我们几年了，我再也不可能见到先生的音容笑貌，也难以读到王先生的最新著述了。我也从十多年前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学生，通过读硕士、博士，而成为了一个比较文学学科的教育工作者。平常读书时，我时常翻译王佐良先生的著作，有些著作，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重新翻阅，都会有所收益。

我和王佐良先生只在这么淡淡的一面之交，我猜想，即使是再有机会第二次见面，王先生也不大可能会认出我来，除非我详尽地介绍我们的第一次会面。然而就是这样一次很普通的会面与交谈，从此确立了我人生和职业的选择。人生就是这么奇怪有趣，王先生平易近人的为人处事作风，勉励后学的前辈学者风范，孜孜不倦的埋头著述的扎实学风，深深地影响了我，教育了我，鼓舞我们后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工作。

哲人其萎，逝者长逝，唯有前辈学者道德文章长存于世。在我读书求学时，我曾经节衣缩食以搜集王先生的著述。现如今，面对自己精心收集得来的王佐良先生的鸿篇巨制，我想对先生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读懂读通先生留下的这些文字。我时常把王先生的著作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必读书向我的学生推荐，希望学生们认真阅读。我甚至觉得读英国文学的研究生，如果能读完读懂王先生的所有著述就可以毕业了。王先生的学术成绩肯定可以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我立志要读完读懂王先生的所有论著，这也是象我这样一个未尝有幸登门叩教的私淑弟子对一个启蒙老师的最好的记念。我希望王先生的学问能够薪火相传，并发扬光大。这是中国英语教学界之幸，这也将是中国比较文学界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