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凡义: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89 次 更新时间:2008-07-02 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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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凡义  

[内容提要]革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是影响当代中国政治的三大因素。本文试图从革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衰朽。革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三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它们共同推进了全能主义政体的建立。但三者又存在着冲突,冲突的极端发展导致了中国的政治衰朽,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关 键 词]革命 社会主义 现代化

一、革命:概念及其阐释

革命(revolution)这一术语出现于15世纪的意大利,专指用暴力突然推翻统治者(政变)一事。这一术语源于占星术家在行星处在某种特定位置时所预言的命运之突然转折的概念。它于1662年在英语中第一次出现,克拉伦登伯爵爱德华∙海德用它来形容国王查理二世的复位,此后这一术语又被用来指詹姆士二世的退位,由此便首创了这样的概念,即通过这类革命性的变化可以获得一种理想的秩序。[1]

革命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革命概念是指一种暴力性政治参与,它一般以夺取政权和恢复正义的政治秩序为目标。西方18世纪政治思想家一般都是运用的广义革命概念。洛克认为,政府的合法性并非来自上帝的授意,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和增进福利,如果政府不能保护臣民的权利,人民的反抗或革命就是合理的。杰斐逊继承了洛克的革命思想,认为革命是人民争取“天赋人权”的努力。伯克也是在广义上运用革命概念的,他否认法国大革命的合理性,因为他们的君主并非僭主,只有推翻僭主制政府的反抗才是合理的。杜克海姆把革命、起义、暴乱混合起来使用。他认为,由于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个人越来越孤独,由于丧失了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指导,他们更易于产生反常和暴力行为。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革命的内涵也是广义的,它意味着朝代更替和合法性的重建,“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改朝换代和天地运转、四时更替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天意和民心(合法性)的丧失是朝代更替的根本原因。

狭义的革命概念不仅仅是指政权的更替或正义胜利,而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大规模重建。马克思运用的是革命的狭义概念,他说:“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2]在马克思看来,革命具有进步性,它是先进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代替落后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在。亨廷顿认为,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3]亨廷顿的革命概念把革命同政变、起义、叛乱和独立战争区别开来,他认为革命的本质在于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变更。汉纳∙阿伦特也认为,“用暴力和变革来描述革命现象都是不够的。只有在变革的发生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在暴力被用来构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并导致形成一个新的政体时,才谈得上革命。”[4] 查默斯∙詹隼认为,“革命就是使用暴力改变社会体系。更确切地说,它有目的地使用暴力策略以实现社会结构的变化。”[5]

从上述可以看出,政治理论家主要是从四个角度来研究革命的:1、合法性的角度。他们认为革命是权威丧失的后果,是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洛克、杰斐逊是这一理论的代表。2、文明的角度。马克思是革命文明论的阐释者,他认为革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3、心理的角度。杜克海姆把革命看作是现代社会心理淡漠和压力的反应。4、社会结构的角度。汉纳∙阿伦特、查默斯∙詹隼都坚持认为只有实现社会结构变化的暴力才能称为革命。这四种革命理论都阐明了革命某些方面的内涵,并具有启发意义。概而言之,研究革命要涉及到政府权威、社会结构和暴力行为等方面的内容,革命是社会体系内部通过暴力改变政治权威和价值分配体系的变动。也就是说,革命是一种社会变动,这种社会变动力图改变原有的政治权威和价值分配体系。革命是体系内的冲突,并且它必须是通过暴力来实现的。

二、革命与现代化的相关性分析

亨廷顿和巴林顿∙摩尔都很重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亨廷顿认为,革命是一种有限历史现象,它是现代化的产物。革命的产生是由于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政治意识迅速扩展和新的集团迅速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其速度和数量超越了政治制度的容纳能力。也就是说,革命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例,是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矛盾的产物。亨廷顿认为,革命对现代化也有促进作用,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认同、道德更新和权威重建对于现代化都具有积极意义。[6]巴林顿∙摩尔通过对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揭示了现代化是复合模式的过程,不同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革命暴力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在通向民主道路中,暴力革命是重要的一环,。在巴林顿∙摩尔看来,不同的革命类型会产生不同的现代化后果。英法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政府;日本和德国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资本主义,却没有产生民主;俄国和中国成功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则产生了共产主义和专制政权;印度缺乏革命,既没有产生专制政权但民主道路面临困境。[7]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亨廷顿和巴林顿∙摩尔关于革命与现代化关系的论点是不同的,“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构性原因;而摩尔却认为,革命是现代化的结构性原因。”[8]那么,他们的观点是不是相互矛盾的?答案是否定的。革命与现代化之间是互动关系,现代化无疑有助于革命的发生,革命也反过来对现代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不过,我们必须看到,革命对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革命也会导致现代化发展的困境。具体来讲,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化为革命提供条件预设。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威逐步世俗化,经济迅速发展,结构功能逐渐分化,价值冲突不断激化。权威的世俗化意味着权威合法性的转变,也就是世俗权威代替宗教神权。但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替代并非一蹴而就的,在传统权威式微和现代权威建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传统权威与现代权威的冲突时期,这种冲突构成了革命的合法性基础。自经济起飞后,社会步入现代化时期,但经济的迅速发展会满足人们的经济期望更会扩展人们的期望,而且两极分化、社会流动、传统集团的地位丧失都会导致社会动荡,这构成了革命的社会条件。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日趋专业化和部门化,新兴集团如军人、知识分子、律师、商人等从传统的社会集团如教会、官僚、部族中分离出来并获得了独立性和组织性,这些新兴集团与传统社会的利益和价值观都存在着冲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要求政治参与、改变政治体制,成为革命的组织力量。价值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受现代教育普及的影响,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等方面和传统社会分道扬镳,并向现代社会的人们看齐,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也就成为了革命可资利用的意识形态。总而言之,“现代化会给政治系统增加越来越多的压力和紧张”,[9]形成“革命情势”(revolutionary feeling),它是革命的必要条件。

2、革命为现代化提供资源供给。革命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权威和价值分配体系,革命所带来的权力集中、秩序重建、政治认同有利于整合资源,为现代化发展提供支持。现代化初期的政策创制和体制驱动都离不开权力集中,现代化需要具有高度权威的政府来整合资源。通过革命可以建立高度权威和统一的政治,改变权力支离破碎和资源分散的局面,为权力集中和政治整合提供支撑。革命还可以为现代化提供秩序供给,有利于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的平衡。通过革命,现代政治战胜传统政治,社会冲突程度缓解,新的现代政治共同体得以确立,有利于政治稳定。革命还可以创造高度的政治认同,革命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及其阶级、多元主义和局部忠诚,革命意识形态提供了政治效忠的新标准,革命政府和精英获得普遍的认同,精英之间建立高度的团结和信任,受革命洗礼的大众乐于服从政府和精英的领导。而强大政府、稳定的政治秩序和高度的政治认同都是现代化所稀缺的资源,是防止现代化的受挫所必需的。

3、革命不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代化有利于形成革命情势,那是不是现代化就一定导致革命的发生呢?其实,革命情势只是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现代化有利于革命情势的形成但未必导致革命的发生。相反,现代化的有些因素是不利于革命的发生的。例如,农业商品经济化的水平高就可以避免严重暴力的爆发。作为现代化结果的城乡冲突会离异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联盟,这也是避免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在东亚权威政体中,如韩国、马来西亚,现代化领导精英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顺利完成了工业化和民主转型。所以,革命的发生与否还与领导精英有关,现代化的团结的领导精英是不利于革命爆发的。

4、革命可以导致革命后社会现代化的困境。革命的成本是巨大的,革命对传统社会摧毁的后果就是经济崩溃、道德失范、社会混乱,革命后社会现代化既要进行秩序重建又迫切需要经济发展。其次,革命后社会的政权由于革命的经历而倾向于高度集权。革命需要克里斯玛型的领袖来整合革命者的意志,激发军队的战斗力。迫于军事压力,为了提高军事效率,革命团体形成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它一直延续到革命后社会。这种高度集权领导体制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它侵蚀着现代化所必需的政府权威,影响资源分配的正义,容易导致社会动荡和现代化的受挫。再次,革命的恐怖使人们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囚徒。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革命意识形态内化为人们的政治心理,形成革命的政治文化,如平民主义、激进民族主义、平均主义、革命万能论、零和博弈论等对现代化发展都是具有副作用的,现代化的发展呼唤意识形态的突破。但是,意识形态的突破又是布满了陷阱,容易造成权威流失和政治失序,革命与现代化紧张突出出来。最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革命导致社会的政治化。正如王沪宁先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经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在不同程序上都具有党政一体化、议行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法一体化和政社一体化的高度集权特征。[10]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就是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执政党主导国家,国家主导社会,其结果就是国家能力虚弱,社会自主性丧失,现代化进程缓慢。

革命是社会机能综合性失调的产物,它是通过暴力实现的,是强制性社会变迁。现代化则是知识爆炸性增长的结果,通过渐进改良也可以实现,并且现代化是个历史的过程,它是对特定时期社会变迁的描述。革命和现代化属于社会变迁的范畴,二者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共生性而交织在一起,它们都涉及到权威重建和结构变动问题。

三、现代化的危机和革命的路径依赖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其起始动力来源于西方的冲击。西方的冲击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和现代经济的产生,但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国社会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之中,现代化资源匮乏、社会分化严重,传统权力结构无法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来应对社会的“全面危机”。

“全面危机”是由于两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西方的掠夺性入侵,一是传统政府能力低下。西方的入侵把中国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从此中国现代化成为了不可逆转和迫在眉睫的任务。但是,西方的入侵是掠夺性的,他们以武力相威胁不断蚕食中国的领土和法权,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向国外,经济资源匮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领导精英没有能够像俄国、日本那样迅速地向现代精英转型,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割断了现代精英与传统权力体制的联系,中国的权力结构虽然备感压力但没有进行有力地改革,政府仍然腐败不堪、效率低下。罗兹曼对此也作了论证,“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衰败可谓最明显,这些部门越来越无力团结中国的精英阶层去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以确保工艺和行政管理的活力。不仅中央政权日以孤立,而且仰仗中央政府权威的省级行政机关同时也削弱了。”[11]总之,传统政府的权威、效力和适应性无法对内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对外也无力应付外敌的挑战,国家的发展落后于社会的现代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不存在现代化所必需的两个先决条件,即主权独立和治权集中,[12]现代化无从起飞。

现代化危机对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精英不断走向分裂。在清朝末期,精英分裂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洋务派与顽固派分离,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实现现代化。这次分裂是很有限的,他们的分歧只是表现在是否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问题上,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洋务派和顽固派一致的。19世纪末,传统政治精英进一步分裂,君主专制政体遭受质疑,君主立宪派从传统政治精英中分离出来,他们试图通过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来走向现代化,但是传统政治精英为保护自身利益拒绝改良,戊戌变法失败,体制内改良的道路被传统政治精英抛弃了。废除科举制对传统政治体制更是带来颠覆性的后果,知识分子通向体制内政治参与的道路被割断,现代化的知识分子游离于体制外要求政治参与。在20世纪初的精英分裂同前两次精英分裂有很大不同,这些现代化精英不仅同传统精英彻底决裂,而且要求通过政治革命来重建政治制度和政府权威。

在20世纪初,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已名存实亡,国家权力分散化,君主专制成为了革命的目标。清朝中央政府权威流失严重,已经无力把国家权力集中起来进行有效社会整合,现代化建设资源有限。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进一步剥夺了中国的部分主权,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国外列强的侵蚀,中央政府权力萎缩。在19世纪中后期,迫于镇压农民暴动的需要,地方政府税收和军事权力增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管制能力下降。而且在清朝末年,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消耗了中国的大量资源,既无力整合资源进行经济建设有无力维护政治秩序,地方主义的兴起更是使现代化步履艰难。正如罗兹曼认为,“使得19世纪中国对西方挑战反应迟缓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有限,因而地方得以使用并分配资源这样一种历史积习,特别是地方上高度自给自足的状态,束缚了中国发动革新的手脚。”[13]

传统政治体制的现代化转型现代化的体制内动力不足,体制外政治参与超出清政府政治控制的能力,革命成为现代化精英的共识。在清政府政治精英中,君主专制思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在政治体制内分化出来的政治精英的数量和可控资源都非常有限,无法在体制内推动政治体制的转型。妨碍传统政治现代转型的体制内动力不足的第二个原因来自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自身惰性。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在应对传统社会内部的挑战表现出了高度的全面性和完美性,人们相信从汉朝以来高度稳定和伦理公正的旧政治秩序可以不必经过过多的改革就可以应对现代化的冲击。

在20世纪初期,革命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它是由中国传统社会“全面危机”、精英逐步分裂、政府权威流失、地方权力分散共同作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但是它去推动了治权的进一步分裂。对于这一问题,巴林顿∙摩尔有详细地描述,他认为,在辛亥革命之后“事实上,政治的权力落到了地方总督的手中,这种情况至少有持续了15年。在这一阶段中,在一些重要区域,掌握着权力的贵族要么是转变成军阀,要么和个别军阀联合起来。整个社会和文化中赋予乡绅以合法地位的机构已成昨日黄花,乡绅的后代将变成彻头彻尾的地主、强盗,或是地主加强盗,这种趋势早在帝国时期就以潜伏在表层现象之下。”[14]所以,即使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权力分散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民族国家只是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形式,政治制度的一体化还遥遥无期,通过政治整合实现社会整合是中国现代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28年国民党建立的党—国家体制本质上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产物,当然也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国民党政府收回了部分主权,政治录用也倾向于现代化知识分子,初步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满足了现代化最初的和最有战略意义的需要。但是,国民党党—国家体制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困境之中,它并没有促进中国农业商品经济化的成功。巴林顿∙摩尔研究表明,国民党政府是极权主义政权在中国的兴起,它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能力非常微弱。首先,国民党政府是城市工商业、金融业和乡绅后裔的联盟政权,其在农村的土地政策无非是力图维护旧有秩序,商业的影响蚕食着农民的所有权,财富高度集中于新兴联盟阶层手中,其无意于农业的商品经济化。第二,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衰落决定了其社会动员能力低下。国民党意识形态是传统主义的复活,它缺乏明确的社会和经济纲领,国民党的社会动员仅限于农村和城市中的食利阶层,无法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第三,日本的入侵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再一次使国民政府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的两难境地。国民政府的统一是有限的,在南方共产党军事力量继续存在,军阀势力在地方上仍然限于表面的忠诚。日本的入侵使国民政府恢复主权的努力毁于一旦,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困扰着国民党的政治决策。最后,在党—国家体制下,国民党垄断了国家权力,它不仅压制大众政治参与,还直接导致国民党政权与民族主义精英的分裂。

国民党党—国家体制同样缺乏现代化的内源驱动力,其极权主义和传统主义性质决定了他是无意于推进现代化的,低度的政治权威和政府能力无力处理日本入侵、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危机的三重压力。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党—国家体制排斥民族主义精英的体制内政治参与,体制外革命成为了民族主义精英解决中国危机的路径依赖。

四、革命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取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走向社会主义轨道,革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从此主导着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历史进程。在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之间及紧密相连又关系紧张,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成功而革命后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受挫的共同原因。在革命社会和革命后社会初期,中国共产党比较合理地处理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赢得了政权和初步的经济绩效。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凸现出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功能没能及时转型,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产生。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模式深受苏联的影响,但是又另辟蹊径与苏联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无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它首先都是一种革命理论,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型。对于社会主义来讲,“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跑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称为社会的新基础。”[15]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转型是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转型的,它是非剥削阶级代替剥削阶级,只有通过暴力才能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是,首先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暴力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掌握国家政权,这是政治革命。然后,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打碎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这是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提,正如列宁所说,“要完成这个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因为政权会使他们居与主人的地位,使他们能够排除走向自己伟大目的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必要的政治条件。”[16]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是按照这条路线进行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工业资产阶级和乡绅的联盟政权(政治革命),1953—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革命)。

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的革命胜利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由列宁创立的,它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强调民族自决权。中国共产党吸收了列宁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民族主义成分,以民族解放为口号进行政治动员,这使得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在与国民党相持过程中逐步获得优势。仿照苏联模式,中国共产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建党,党的基层组织渗透到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享有高度的权威,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党组织体系。这种高度内敛的组织结构具有很强的扩张功能,可以有力地、迅速地进行政治动员和汲取资源。中国共产党构成了城市知识分子与农村农民的联系,他们利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来激化社会矛盾,向革命分在灌输革命意识,取得革命领导权。

在中国,社会主义是经过革命路径实现的。但是,列宁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显然是经过改造的,在革命初始阶段,列宁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发生了冲突。王明和毛泽东的斗争可以说是这种冲突的缩影。在革命后社会,革命与社会主义之间矛盾更加明显,因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革命作为社会主义的手段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社会主主义建设需要稳定的政治秩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进行。也就是说,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领导精英、权力结构、政治意识、政治功能由革命社会向改良社会转型。是改良而非革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径依赖,否则在社会主义取向下的革命只会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和社会主义合法性的丧失。社会主义时代的来临意味着革命路径的告别。

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二者之间存在交集但又明显不同。首先,从二者的历史起源来看,早发现代化是以资本主义方式出现并取得成功的,而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与资本主义的批判密切相关的。在英、法、美等国,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相伴而生的,与工业社会代替农业社会的同时,土地政治也走向资本政治。社会主义理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它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扬弃。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同,构成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分野。其次,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着矛盾。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将首先会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但是,在落后国家没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和资本积累,社会主义面临困境。所以,是先进行现代化的资本积累还是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了两难选择。最后,社会主义社会倾向于一元化结构,易导致党政不分,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例如列宁在对党政关系的态度上一直矛盾重重,一方面主张党和国家职能分离,“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象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17]另一方面,列宁又主张党政不分,党政一体化。1920年11月,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指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构的上层领导,这是一回事。”[18] 1921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又指出:“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为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19]这种党政不分的社会结构严重制约着国家能力和社会自主性的生长,不仅容易滋生腐败而且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当然,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现代化建设,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也就是说,在经济落后国家必须走先现代化再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如林尚立所言,“对于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走向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主要是解决如何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问题,因为,只有实现了生产方式的这种转型,社会主义才有在这些国家扎根和发展的可能。”[20]现代化时期也就是“过渡时期”,这是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转型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内,社会主义“一党领导”体制对于现代化在短时期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首先,“一党领导”确立了共产党所独有的政治权威,有利于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其次,在“一党领导”体制下,共产党可以在社会与国家之间建立联系,有利于现代化创制和政策执行。最后,“一党领导”体制有利于社会动员和政治稳定。

五、社会主义革命背景与现代化的受挫

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取得了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要件:主权独立和治权集中。中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共产党具有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权威,国家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并且具有大规模经济计划的能力。然而,正当人们为中国的现代化欢欣鼓舞之时,现代化危机在中国爆发,它进一步触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大跃进”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后几年的经济成果,“文化大革命”不仅恶化了现代化的危机,而且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也遭受重创。现在来反思革命后社会现代化的受挫发生机制,我们可从很多角度进行分析,并且能够得出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如权力斗争、外交压力、精英个性、冷战思维、领导体制等等。但是,在这些解释的背后,有两个因素扮演着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的角色:社会主义和革命。

首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胜利的,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是,通过工人运动和城市暴动的路径在中国革命中还是存在的,只是这条道路处于次要地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特殊性在革命后社会带来了重要影响,政权领导者因为革命经历不同而容易分裂,知识分子在革命后社会不能占据有利地位。精英分裂是导致中国现代化受挫的重要变量,而精英分裂的发生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背景是绝然不可分的。“革命的背景极大地提高了政治竞争的赌注,将许多差别转变成为政治性的和关于人类生存的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容忍异议’的协议并非不可大成,但这也许是一种罕见的奢侈品,也要承担风险。当政治斗争的结局无论对个人虔诚还是对社会的长期建构都显得举足轻重时,那些矢志不渝地忠于自己的野心和理想的斗争参加者,将会毫不犹豫地突破游戏‘规则’。”[21]

革命后社会的精英分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分裂,另一类是权力精英内部的分裂,它们导致了不同的后果。1957年反右运动是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分裂的典型事件,它反映了革命与现代化在革命后社会的激烈冲突。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农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革命态度中立,所以在革命后社会的权力分配上,知识分子显然是没有竞争力的。但是,新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又迫切需要高级技术人员来参与。这就形成了革命分子与知识分子的矛盾,最终以知识分子的大溃败而告终。知识分子被从经济部门和技术部门排挤出来,革命积极分子和善于思想组织工作的农民填补了空缺,人力资源的参数改变了。这也是“大跃进”政策得以出台原因之一,掌握现代化技能和知识的知识分子被剥夺了政治参与的可能性,不能对经济决策施加影响。

权力精英的冲突在革命社会就已存在,不过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和革命的共同目标,冲突的双方表现出了较强的容忍,权力精英的分裂是很有限的。但是到了革命后社会,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而另一方面1956年之后中国不存在示范模式,这都导致潜在的冲突表面化,不同的革命经历、不同的权力个性产生不同的政治决策。在革命社会参加不同革命事件和组织的人同时发展了他们自己个人的关系网络和集团个性,导致冲突的集团化,权力精英冲突扩大了。从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权力精英的分裂一步一步激化,由个人冲突逐步演变为集团冲突。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林彪集团的形成革命社会和革命后社会初期实行的军事政权有关。另一方面,“那些在刘少奇领导下从事“白区”工作或地下工作的人,在动乱的1966至1967年时期一般遭到与其领袖相同的命运。”[22]权力精英的冲突造成了政治失序和权威流失,现代化让位于“革命”,结果“革命”只是成为了幻想,现代化的受挫却成为了现实。

其次,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高度集权结构在革命后社会的延续并走向极端,是现代化受挫的重要原因。在革命社会,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严峻的经济条件下,军事效率和经济绩效是权力结构构建的首要原则,它有利于军事指挥、政令畅通和节约成本。在苏区时期,就存在党军不分问题,在抗日根据地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当党“政”在机构和组织上是分开的,但在工作和职能上是不分的。这种集权结构是纵向和横向的双向集权,党、“政”、军、社的权力集中于党组织,而下级机关要对上级机关绝对的服从,权力又集中于领导机关。这就形成了党是“行政机构”、群众团体的领导机构,党的权力又集中于党的领袖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当然,中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取向的,社会主义的建党原则、意识形态也决定了高度集权结构的形成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

在革命后社会初期,社会主义转型、革命任务和经济建设又进一步推进了高度集权体制。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决定》,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体制内领导。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加强了对社会的集权,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单位体制的形成是政党权利向社会渗透的体制保证。高度集权体制在革命后社会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保证了党对社会和政府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大规模经济计划的实施,保证了党和政府有效地汲取社会资源并进行再分配,对于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有积极意义。

1958—1966年中国高度集权体制开始走向极端,形成了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国务院和经济工作部门的“分散主义”。[23]随后,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具体领导政府各职能部门。1959年,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提纲中提出,“权力集中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24]由此,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形成了,社会权力集中于党组织,党组织权力集中于领袖。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任何的独立性,人民公社处于党委的领导和控制之下。在城市,共产党加强了对单位的控制,中共中央于1964年发出《关于在全国工交系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和机关的决定》,要求在工交系统内部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和政治领导制度。党形成了对社会的绝对领导。

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是高度集权体制的极端形态,是指执政党、国家、社会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或状态。它的典型特征是:⑴高度集权。国家和社会的权力集中于执政党,执政党主导国家,国家主导社会。⑵结构一元。一党专政,政社合一。⑶职能重合。执政党行使着国家和社会应履行的职能,国家政党化,社会政治化。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带来以下恶果,导致现代化的危机。第一,政党权威流失。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是导致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主导,执政党绝对的权力超越了民主集中制的限制,任意践踏宪法和法律,侵犯个人自由和权利。在“文化大革命”末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遭到普遍质疑。第二,国家能力虚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机关处于执政党的严密控制之下,失去了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力,权力的缺失直接导致国家能力虚弱。第三,社会自主性丧失。社会受到执政党的束缚,既无权利也无能力进行自治,人民民主成为有名无实的幻像。

第三,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制约着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革命的过程中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在革命分子中逐步形成,伴随着政治动员向农村和城市扩张,受长时间革命象征、领袖魅力和思想灌输的影响,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内化为人们的政治心理。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对于取得革命的胜利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一直延续到革命后社会并且愈演愈烈,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

在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束缚下,人们混淆了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上层建筑。但是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者看来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另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都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倾向,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在革命后社会人们往往把市场经济、财产权、法治、权能分立、人权、民营经济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内核而彻底地抛弃。殊不知,这些也是现代化转型所必需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束缚下,革命和阶级斗争成为了人们的政治心理,对革命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起着破坏作用。在中国大陆完全统一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革命和阶级斗争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政治心理作为革命的遗产并没有随之消失,而在50年代中后期重新复活。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政治心理导致了社会政治化,政治投机和权力斗争成为获取社会资源的唯一途径,经济、文化和荣誉等价值依附于权力,其结果就是积累性不平等。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政治心理还造成社会的革命恐怖,政治参与迅速增长突破了制度化的容纳能力,政治秩序混乱,无法有序地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

在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束缚下,中国领导精英把军事战略放在首要位置,并且通过政治动员来进行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发展失去平衡。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发展重工业上,中国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滞后。政治动员式工业化具有致命缺陷,政治动员往往是无计划的、无序的,同时被动员者往往是政治积极分子和农民,经济建设只要求数量而技术含量低。政治动员式工业化还导致对粮食的过渡收购,工农业发展进一步失衡,反过来又严重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

[1] [英]戴维∙米勒、韦农∙皮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C].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656页.199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8页。

[3]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P241.1989.

[4] 转引自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42页。

[5] [美]查默斯∙詹隼.革命:理论与实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58页.1993.

[6]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P242.1989.

[7]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8] [美]查默斯∙詹隼.革命:理论与实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183页.1993.

[9] 谢立中 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第460页.2002.

[10] 王沪宁.革命后社会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载《复旦学报》1987年第4期。

[11] [美] 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p272.1998.

[12]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P32.1989.

[13] [美]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p266.1998.

[14]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P147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

[16] 《列宁全集》,第6卷,第11页。

[17] 《列宁全集》,第43卷,第64页。

[18] 《列宁全集》,第40卷,第33页。

[19] 《列宁全集》,第41卷,第11页。

[20]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p262

[21] [美]汤森等.中国政治.顾速等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p2

[22] [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国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58

[23]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5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4页。

孔凡义,政治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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