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顾准民主观之检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0 次 更新时间:2014-09-09 15: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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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顾准主要对什么样的民主是可行的、如何理解民主的含义、如何保障民主的实现、民主的发展前景、民主的哲学依据等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些思考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批判立场。它对今天民主建设的启示是:我们除了要注意夯实民主的经济基础与完善民主的制度建构,还要注意科学的民主文化的成长。除了有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外,大众教育的发展与思想启蒙导师的引领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后者。因为,大众经常缺少的不是面包,而是良知与品德。

   [关 键 词]顾准,民主,民主文化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对“民主”进行了深刻反思的并不多见。顾准[1]就是这并不多见中的一位。在举国上下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探索的今天,检讨一下顾准的民主观是很有必要的。

  

   一、“直接民主”是可行的吗?

  

   顾准首先对“直接民主”进行了溯源。他认为,“雅典是直接民主的原型”。[2]也就是说直接民主只存在于“城邦”之中。因此,如果现今要实行“直接民主”那就是“复古”,也就是“复国民公会之古,也是复共和罗马之古”。[3]这也表明,“直接民主”的概念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是,顾准认为,我们今天直接民主制的思想,却来自于马克思著名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在该书中,它是这样规定的:主张法国各城市都组成巴黎公社式的公社;主张共和国是各公社的自由联合体;主张彻底砸烂官僚机构;取消常备军,代之以民兵。[4]

   顾准认为,“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直接民主”的现代翻版。就其实来说,它是一句空话。[5]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民来说,“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6]

   既然“直接民主”只存在于城邦,所谓的“人民当家作主”又是时髦的动听口号,因此所谓实现了的“直接民主”,那就是“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民主。这样的民主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7]这样的“民主”在国民党时期,人民已经见识过了。所以,顾准提醒我们:“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假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8]

  

   二、什么样的“民主”是可行的?

  

   既然“直接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实现了,极有可能造成无政府状态。那么,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可行的?顾准认为,切实可行的民主只能是“代议民主”。它包括:

   一是不许独占政权,要轮流“坐庄”。也就是说,“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不许一个集团把持政权,有别的集团和它对峙,谁上台,以取得选票多少为准。要做到这一点,当然要有一个有关政党、选举的宪法,好使两个集团根据一套比赛规则(宪法、选举法)变成球赛的两方,谁胜谁‘坐庄’。”[9]

   二是允许反对派的存在。既然不允许某一集团独享政治权力,因此合法的反对派的存在,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实际上,我们曾经确实存在过两派,不过是武斗的两派,他们互不服气,成了社会不安的根源。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必须“使武斗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以变成进步的动力。”[10]

   三是保护少数派。在他看来,“轮流坐庄就是轮流当少数派”。换言之,人人都可能是少数派,所以保护彼此,使政治有序运转,就是合情合理的。

  

   三、以往对“民主”的解释,问题何在?

  

   从以上顾准对“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的思索来看,二者之所以出现重大差异,关键在于对“民主”的理解。顾准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我们以往对“民主”的理解主要表现为两种[11]:

   一种是把民主解释为“说服的方法”。这样解释的言中之意就是:“说服者所持的见解永远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别人不理解它的正确性。贯彻这种正确的见解的方法,有强迫与说服之分;其中,说服的方法,就是民主的方法。”然而,“说服者的见解怎么能够永远是正确的呢?”据说是“因为他采取了‘集中起来’的办法,集中了群众的正确的意见。”问题是:“怎么样‘集中起来’的呢?”顾准认为,这种解释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论据。

   另一种是“把民主解释为下级深入地无拘无束地讨论上级的决定,并且指出这是动员群众积极性,加强群众主人翁感觉的方法。”这个解释还“同时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以及不准有反对派存在。”

   这两种关于“民主”的惯常解释,顾准以为都是“权威主义”的解释。而对“民主”的“权威主义”理解,正是出于权威者自身工作方式与作风的考虑。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领导人在具体行事时的开明作风而已。顾准是极其反对这样理解“民主”的。

  

   四、真正的“民主”是什么?

  

   既然,以往对“民主”的理解存在误区,那么真正的“民主”是什么呢?顾准强调指出,真正的“民主”必须建立在科学精神之上,只有这样的民主才是牢靠的民主。也就是说,“民主”与科学精神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什么是科学精神呢?在他看来,科学精神“不是指具体的科学上的成就,而是(一)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二)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三)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四)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而大,由片面而全面的过程。……(五)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必须打到。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能例外。”[12]

   顾准的理解实际上秉承与超越了五四精神,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他的超越就在于把民主建基于“科学精神”之上,并明确指出了“科学精神”的实质,这就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在他看来,“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13]这就是说,“民主”作为一种手段,主要看它服务于什么。如果是服务于权力和权威的话,民主就不过是权威主义的恩赐之物;如果是服务于人类的进步的话,民主就是自由的表现。

  

   五、依据历史经验,如何才能保障“民主”?

  

   “民主”是诱人的字眼,千百年来又有多少民族真正享有“民主”呢?从历史经验来看,顾准认为,“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14]

   这就是说,要实现与享有民主,必须一方面要通过“笔杆子”传播民主思想,使民众具有普遍稳固的信念;另一方面依靠必要的武装即“枪杆子”,建立民主的政权,然后逐渐建设一套较为系统的制度。只有二者很好的结合,“枪杆子里出政权”“出”的才是弘扬和渗透“民主”理念的人民政权,而不是独裁的政权。也只有这样,“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才不会被掩盖。

   在顾准看来,通过“民主”的号召,建立一个民主政府相对于长期保障“民主”而言,还是容易的。最大的困难在于,民主政府建立后,如何使“民主”永放光芒?顾准把这个问题称为“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他这样写道:

   “1917-1967年,整整五十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五十年提出了以下这些问题:

   1、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出走以后怎样?’

   2、1789-1870-1917,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3、1789-1870-1917,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15]

   当然,顾准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是有背景的。总的来说,这是基于他对世界两种性质的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社会发展的思考。具体来说,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最后向帝国主义过渡,但并没有向马克思以及后来的列宁所预测的那样,走向腐朽,为其掘墓人无产阶级准备条件;相反,工人阶级被吸收进工党或社会民主党,资本主义国家朝“民主福利国家”发展。顾准以为,这是由于在强大而渐趋成熟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它还有“另外一种经常活跃着的因素:自由和民主的传统”使得资本主义生命力并未衰减,根本没有走向崩溃。尽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股潮流时而有交叉,彼此有冲击力量,但社会主义潮流并没有压制住资本主义潮流,根本没有出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盛大局面。[16]难道,马克思等人的预言,仅仅是一个神话?这就需要反省社会主义革命后的社会发展问题。

   顾准认为,渊源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对世界有吸引力,对世界局势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了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17]要实现这个“终极目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就是需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个“终极目的”真的会达到吗?顾准提出自己的疑虑:一方面,“每一代人都不会满意他的处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还要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的问题(按照辩证法说叫做矛盾)。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另一方面,“革命家如果树立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Stalin是残暴的,不过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18]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19]

   由此看来,如果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即建立民主政府后,又去追求“终极目的”的到来(这也许就是不间断革命存在的理由或诱惑吧),甚至鼓动所有人投入“终极目的”兑现的行动中,革命与民主往往会发生冲突。也就是说,革命本来是要求民主、自由的,最后得到的却是专制、奴役。假若套用托克维尔所言的“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20]的话,那就是:“谁想在革命中寻求革命本身以外的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大概就是最好的写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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