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仍需有合理的速度

——“中国经济运行新常态”系列访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0 次 更新时间:2014-09-04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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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占斌  

 

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础

中国经济时报:你怎么看新常态?

张占斌:我理解,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进入中高速阶段的从容状态,它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强调经济发展既不能片面追求过去那种粗放的高增长,也还要保持合理发展速度防止经济惯性下滑。这种辩证思想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时报: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应该是什么样的?

张占斌:发展是社会进步的综合概念,包括诸多方面,但是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并不是平行并列的,其中经济发展属于基础和决定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9日与党外人士座谈时指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又一次重要阐释。作为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的基本国情是发展不足、发展不够,发展好经济始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

第一,对发展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生产力,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于国家发展问题十分重视。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一步步走向深化。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到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再到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发展的思想被不断地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第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发展的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了几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已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大国。正是有了这样的发展,我们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的一条就是靠坚定不移地把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放到经济建设上,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经济发展是最大的民意、是最大的共识、是最基本的经验。

第三,向经济强国迈进需要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我们虽然已经是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国际竞争,说到底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任何国家要跟上时代潮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5%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要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任务还很重,可以说,实现中国梦,加快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上。

第四,新常态下还是要紧紧抓住经济发展不放。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经济状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多年高速增长不同的中高速新阶段。我们理解,新常态经济发展将更加平稳,质量将进一步提升。新常态不是过去那种粗放的大干快上,而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新常态不是不要发展速度,而是要有合理的发展速度,经济增长要保持在合理区间。我们要清醒看到,当前我国发展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也只有在经济发展中才能解决。现在有些地方干部认为中央提出不惟GDP,就可以不要GDP了,这也是一种片面认识。中央强力反腐,也有一些地方官员不干事了,不作为了。还有些区域GDP下滑很多,离经济增长合理区间有较大距离。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一旦形成惯性下滑,要恢复正常水平将非常困难,甚至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对此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新常态下更是如此。

 

符合三个规律的经济发展速度才是合理的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速度才是合理的呢?

张占斌:7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这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三个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经济方面的引导和调控,正是沿着这一方向进行的。认识和处理好这三个规律,对于正确看待发展速度,推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经济规律、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国家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础。一是要完善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大化。现在政府改革一个重点是不断缩减政府定价范围,扩大市场定价范围,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今年上半年,国家就先后放开、调整了十余项商品与服务的价格,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重要领域的价格改革正有序推进,铁路货运、非公医院、银行利率等价格改革有大的进展,这是重视经济规律的表现。恰当的价格调节机制,正在为实现经济的高效益、高质量运转助力。二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经济活力的迸发,有赖于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弥补市场失灵。近两年政府将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有效结合,推动财政结构性减税,特别注重对中小微企业的减税支持,定向下调服务于“三农”的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从供给端助推经济发展。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鼓励相互进入,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加速,原本挡在民资面前的隐形门正被逐渐推开。

第二,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从传统的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具体来讲,就是要遵循自然规律,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发展之中去。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人类从自然索取资源、空间、生态服务;另一方面,资源、环境制约着人类的生存发展。在这样的作用和反作用之中,人类逐渐认识到自己在自然界最大的自由就是在自然规律允许范围内做出最有利的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特别重视,发表了很多讲话。2014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揭示了一个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应该说,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做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行不悖。现在世界上生态环境好的国家,许多是工业化、城镇化水平高的国家。我们要认真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认真总结自己的成功做法,找准发展路径,努力实现加快发展与保护生态互动双赢。

第三,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相比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更多地强调“人”的发展,注意对“人”的积极性的提高,更好地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社会成员普遍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一是包容性发展更注意利益的平衡。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每前进一步,都牵扯到利益格局的调整。就当前而言,改革发展既要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又要充分运用利益驱动这个标杆。当前,考虑发展,确立改革目标,制订改革方案,选择改革路径,不仅需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考虑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社会稳定,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使改革获得多数人的拥护,这就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还有赖于重视改善民生,兜住民生底线,保障人民的基本需求。二是包容性发展更注意社会的稳定。改革的攻坚期、深水区,就不能没有阵痛,不能没有风险。关键是要找准社会可承受能力与不可承受能力之间的度。没有社会的稳定,什么也干不成。改革与稳定,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关键看怎样进行改革。应当说,包容性发展观在推进国家建设上大有用武之地。三是包容性发展有利于发展空间的增加。改革发展需要有一定的施展空间和回旋空间为条件。这种成长空间,是多方面的。在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的情况下,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有赖于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各方面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绷得紧紧的,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那是不利于健康推进改革的。

 

如何保持合理的经济发展速度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如何才能保持合理的经济发展速度?

张占斌:我觉得,有四个方面问题需要高度重视:

第一,坚持区间管理,注重定向调控。去年年初,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央出台新的调控思路和方式,确定了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下限是保增长、保就业,经济增长、就业增加不能低于一定幅度,上限是防通胀,物价上涨不能高于一定幅度。此举增强了市场信心,2013年下半年经济回稳向好。今年以来,受世界经济波动和我国经济固有矛盾的影响,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为7.4%,稳定于年初制定的7.5%左右的合理区间。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各个省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总的特征是:东部缓中趋稳,中部稳中有进,西部稳中有忧,东北降幅较大。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创新了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不搞强刺激、大调整,而是适时预调微调,更加注重定向调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讲,就是不搞 “大水漫灌”,而是进行 “喷灌”、“滴灌”。定向调控是区间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间调控的深化,也是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实施定向调控,就是要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定向施策,更多依靠市场力量,更多运用改革办法,既稳增长,又调结构,既利当前,更惠长远。

第二,大力度推进简政放权,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去年以来,国务院和地方政府保持简政放权力度不放松,继续取消和下放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并制定出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权力清单制度等。“一石激起千层浪”,简政放权已经取得明显效果,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全面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为例,由于企业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年检制改为年报公示制,市场的经营和投资创业环境更加宽松便利,社会新注册企业数量大幅度增加。下一步要继续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审批,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使制度更为公开透明,给权力涂上防腐剂,营造更加宽松便利、公平公正的环境,激励更多人去创业创造,让松绑的企业在市场上充分竞争,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第三,加大公共投资,弥补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稳增长有效的手段仍然是投资,特别是公共领域的投资,能够起到补“短板”的作用,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今年上半年,经济发展能在合理区间运行,这其中投资无疑是最重要的抓手。这次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明确提出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稳增长增加投资是非常必要的,关键是要把握好投资方向。应当增加调结构的投资,投向符合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方向,公共服务投资就具有这样的属性。我国公共产品供给总体上看仍然是发展的“短板”。铁路、公路、水利等有许多属于公共产品,目前还比较薄弱。比如铁路,不仅中西部地区缺乏,东部地区也不完善。机场、公路等交通设施,发达国家的网络密度比我们要高得多,而他们的人口密度比我们要小得多。在涉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重大国计民生方面的公共设施投入也存在着明显不足的问题。因此,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加强这些领域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投入有利于经济增长。

第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调整期,全球经济在大调整大变革中,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巨大的压力。我们只有主动适应外部变化,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抢得优势。对于结构调整,要有扶有控、有保有压。落后产能要淘汰,过剩产能要消化,要靠改革来推进。对基础薄弱的产业要加强,服务业比重要提高。要创造条件,让核电、高铁、更多装备走出去,努力消化过剩但并不落后的产能。调结构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支撑引领作用。通过科技进步,加快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从中低端水平向中高端水平迈进。通过创新解决制约发展的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等瓶颈问题,推动经济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在区域发展上,要创新区域政策,缩小政策单元,不断提高区域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加快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协同发展,促进东部地区产业创新升级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组装产能向中西部转移。加快“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总的来看,要推动东部地区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发展,稳定发挥东部地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作用。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激发发展活力,努力扭转东北地区经济下滑趋势。落实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保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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