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兴韵:新常态下的“稳增长”政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 次 更新时间:2014-08-27 09:5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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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兴韵  

  
■新常态中“稳增长”宏观经济政策并不是被动或消极的,不过是在足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前提下,政府顺应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而主动降低了增长目标。在新常态下,为实现社会目标的可接受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这为稳增长政策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能够通过更灵活的微观机制和审慎稳健的宏观政策组合,实现有质量、有效率的稳健经济增长。

   ■新常态下的“稳增长”政策,附带上了若干约束条件,即7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的发展必须符合经济、自然和社会规律,使实现的增长与发展具有科学性、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在“三规律”约束下的稳增长,意味着主观政策变化必须受理性的支配和约束。稳增长政策决策中,应更多地关注就业市场的变化及其对增长的宏观含义,只要有充足的就业需求,相对较低的增长率也是可以接受的。新常态下应当实施侧重于供给面的“供需”结合政策,即以供给面带动需求面的政策取向,可能是较理想的选择。供给面的稳增长政策,绝不是某种单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而是包括体制变革在内的系列措施的组合。

    

   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已成为政府和学界的基本共识。基于新常态的认识,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可接受区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像过去那样急功近利地将GDP增长作为最重要的直接目标,意味着政府政策目标函数的重大变化,不再以GDP增长率论英雄。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常态下政府不需要增长率,而是需要“好”的增长。毕竟,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适度的经济增长都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条件,“稳增长”应顺乎逻辑仍是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不过,在稳增长中,需要弄清三个基本问题:什么样的增长率才是“稳”而且适度?稳增长决策应该更加关注哪个宏观经济指标?实现稳增长的途径和机制是什么?

    

   “稳增长”的“度”是多少

   新常态表明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具有旧常态下明显不同的诸多总量与结构上的特征。其中,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是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是,增长速度换挡并不是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期,也不是国内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危机论”或“政府捅破泡沫论”,更不是像国外某些媒体那样抱着“唯恐中国经济不乱”的心态所鼓吹的“崩溃论”。在客观上,中国仍然具备维持相对较高增长率的基础;在主观目标上,虽然政府不再唯GDP论英雄,但适度经济增长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充足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的完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金融体系的稳定,乃至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地位的进一步积极变化,都必须仰仗于此。

   那么,政府应当将增长率“稳”在什么样的水平呢?这要取决于对适度经济增长的界定。从资源利用及其效率角度来看,适度增长就是要使实现的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大体保持一致。在此增长水平上,不会有太多非意愿失业,也不会有设备过剩,资本与资源均能得到充分利用。任何实现的增长率持续地偏离潜在增长率,要么是资源过度利用、通货膨胀,要么是非意愿失业率上升,经济持续下滑。从社会发展目标来说,适度经济增长率应当符合中国“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这是新常态下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可容忍的“最低限”。一旦受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经济增长率下降到明显会影响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进程时,“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仍然是必要的。

   很明显,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潜在增长率与政府为实现社会发展目标而可接受的增长率下限之间,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也就不足为怪了。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政府为实现其阶段性“追、赶、超”社会目标,可接受的增长下限可能明显高于潜在增长率。为了实现这个(些许不切实际的)目标,政府往往会采取强制储蓄和通货膨胀政策,通过抑制消费或吸引外资而加快资本积累,以图达到其阶段性特定目标。但脱离经济与自然规律约束的短期增长,往往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大起大落是常见之事。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次较大的经济波动,无疑都与之前几年里政府过于雄心勃勃但脱离潜在增长率约束的增长目标有关。

   那么,新常态下“稳增长”的目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为此,做简单的情景分析就可判断一二了。根据IMF的统计,201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6747美元。以此为起点,在不考虑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情况下,未来7年中国年均只需实现5.8%的增长率,人均GDP就可达到10000美元;若2014年至2049年,中国年均增长率能够达到5%,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能够达到39000余美元。这意味着,实现“两个一百年”社会目标的可接受增长下限,明显低于当前政府7%-8%的增长目标区间,也明显低于国内大多数学者所估算的7%左右潜在增长率。进一步的,若未来实现的年均增长率能达到7%,2020年和2049年的中国人均GDP将分别达到10834美元和77077美元。不难发现若实现的增长率能够维持在潜在增长率左右,中国就能够在经济总量上提前实现“两个一百年”的雄伟目标。正因为如此,面对实现的增长率明显低于旧常态下的平均增长率,甚至仍然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政府才对稳增长的政策选择仍然只是“微刺激”。质言之,即便短期增长率会有所下降,但为实现既定的宏伟社会目标,仍具有足够的回旋余地。

    

   “稳增长”政策应更多关注就业

   既然为实现社会发展目标而可接受的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那么,政府对“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度的拿捏,政策思路也该有所调整。即:从关注GDP的增长率或通胀,转向更加关注就业的变化。尽管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强调充分就业,但是,应当说,就业在旧常态的宏观经济政策决策中并没有被赋予其应有的权重。宏观经济政策的“张”取决于实现的增长率,“缩”则取决于通胀率。无论是“张”与“缩”,均与就业无直接关系。

   忽视就业(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可避免地有其固有缺陷。旧常态无论是“保增长”还是抑制“过热”,政策决策忽略了就业指标,可能与中国失业统计的不健全有关。由于中国过去并没有建立完善的失业登记与失业救济制度,因而中国并没有准确的失业统计。这无疑增加了宏观决策时更多考虑就业时的难度。不健全的失业统计,使得中国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相关性颇有些不可思议: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呈明显的波动性,但失业率变化甚微。例如,2002年至2014年上半年各季度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4%-4.3%之间波动,同期GDP季度增长率在2007年季度一度达到15%,最低的增长率为7.4%,GDP增长率的较大波动性与登记失业率的稳定性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或者说,经济增长率出现50%的大幅度下降并没有伴随失业率的下降。这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另外,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需求之间关系的分析,不难发现一个类似的怪现象:在2000年至2008年初,中国就业需求持续上升与经济增长保持了较强正相关;在接下来的约七年时间里,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10年第四季度的职业需求人数约为469万人,而在2014年第一季度需求数却增加到约了629万人,与就业需求增加相反,经济增长率却从同期的9.5%下降到了7.4%。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就业却几乎没受影响,在经济政策决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奥肯定律”在中国似乎并不成立。

   在失业统计不完善的情况下,我认为,就业需求量的变化,可在稳增长的政策决策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旧常态中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取决于实现的增长率和通胀率的变化,相对忽视了就业指标对宏观经济的意义。增长率高了,尤其是通胀率上升到4%以上,有过热之虞时,就紧缩货币与信贷,收缩流动性;增长率低了,就会手忙脚乱地大规模扩张信贷与货币。政策的“紧”,看通胀;政策的“松”,看增长,乃至政府在政策松紧之间变换时,会强调“防通胀”或“保增长”的不同政策目标。结果,本来是为平抑经济周期波动的宏观调控,反而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波动,为了实现短期增长目标的宏观政策,也加剧了企业的短视行为,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这告诉我们,新常态下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应当机会主义地在“防通胀”与“保增长”之间跳来跳去,政策决策的依据应给予就业市场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就业与增长率之间关系出现新变化,为我们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带来新的选择思路,即稳增长的政策应当赋予就业更高的权重。质言之,即便增长率下降到了低于7%,只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和足够就业人数的需求增长,没有太多的非自愿失业,就不宜采取过于刺激的政策措施。我们认为,政策决策中,就业权重的上升能够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也能够避免过多地关注物质化的GDP,让宏观政策多了一些人文关怀。

    

   侧重于总供给的“供需”结合政策

   为了达到稳增长的目的,可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不同侧面入手。侧重面与着眼点的不同,会导致政府迥然各异的宏观经济政策,且其效果也可能有天壤之别。总供给面的稳增长,着重于稳定和改善经济的总供给能力和供给结构;总需求面的稳增长,则是通过刺激投资、消费、政府支出或净出口等政策选择,通过需求拉动达到稳增长的目的。国内外正反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性,过度依赖于此,会威胁到金融与财政的稳健性。过度需求刺激导致的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殷鉴不远。相反,源自于供给面改善的经济增长,更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过去,中国惯常通过刺激投资和扩大政府支出的总需求政策,尽管在短时间内达到了增长目标,却带来了环境污染、结构恶化乃至系统性的不稳定。因此,新常态的稳增长政策,当从过于侧重于需求面的刺激性措施,转向侧重于供给面的管理,以供给面带动需求面,实现经济的均衡稳定增长。

   供给面的稳增长政策,绝不是某种单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而是包括体制变革在内的系列措施的组合。我们认为,着眼于供给面的稳增长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深化市场化的全面改革。制度的系统性改革,建立更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在满足激励相容和参与约束的合约结构下,通过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所谓“改革红利”,实际上就是通过完善和改革原有体制机制,释放被旧的体制机制压抑的供给能力。虽然市场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比市场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机制。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以更多更广泛的市场取代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就是把原来被计划经济体制压抑的生产力给解放了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主要是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一定范围内提高要素的流动,通过价格信号来引导资源的配置;多方面探索企业制度改革,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大胆尝试通过资本市场推进企业产权结构及治理机制的变革,在企业内建立新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策略,决定了中国市场化改革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且受特定历史阶段认知局限或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中国在当初“大胆”改革的产物,又成了日后被改革的对象,因而中国改革具有迂回性。尽管如此,没有哪个转轨经济体能像中国这样,在有序地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在保证政治上稳定的同时,又在经济上实现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许多要素仍然是“非市场化”的,诸多不合理的制度壁垒阻碍了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重组;在某些领域,超经济权力的垄断甚至腐败构成了市场化的大敌,使一些资源并不是基于市场化的效率优先原则而流动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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