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理解新一轮改革的四条基本线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0 次 更新时间:2014-08-26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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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进入专栏)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半年多了,究竟怎么看这场改革,大家和我一样,还是有很多的困惑。而且,现在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让人们困惑的时期。以前困惑在“改还是不改”,现在是要改了,发改委发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但困惑却比原来更多——— 改革就是改这些?将来改的结果可能会怎么样?

 

改革面临的旧体制和新弊端

从前年夏天开始我就讲,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一个新30年的开端。简单回顾一下过去3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改革开放的时期,深圳是和这30年相伴随的。现在回头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一些事情想得有些简单,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没想到。

按照当时的逻辑,我们只能想到两种结果———成功和失败。如果最后走到了那个预想的终点,我们说改革就成功了;要是回到原来的起点,我们说这改革就失败了。其实还有第三种可能,这是当时没想到的———就是走到中间不走了,停在那,没走到终点但也没回到起点,过去叫“过渡”状态,而且固化成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

中国最重要的一些改革,包括后来的一些改革思路,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前十几年形成的。但在过去30年改革的后半段,大家都感觉到实质性改革措施越来越少,不但实质性改革措施越来越少,把中间状态固化成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的体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以及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觉得这个社会和原来有点不一样了。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生机勃勃的局面很难再看到,整个社会越来越沉闷,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甚至一些本来的好事到最后都办成坏事。

三中全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召开的?就是中间这个地方,那边是过去的30年,这边是将来的30年。对中国则意味着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做了一个决定,要打破过去十几年形成的僵局,继续推进社会变革。

上一轮改革,改的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直到“文革”走到的极端旧体制,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权力压倒一切,国家控制所有资源,经济上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轮改革不一样,它得改两个东西。

一个是在第一轮改革中没有真正解决的旧体制的问题,虽然计划经济已经被打破,但权力压倒一切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没改。另一个是过去30年改革形成的新弊端,用简单的词概括就是权贵,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原来的权力行使机制只是权力本身,现在这个权力的行使有了两种机制———权力机制、市场机制,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相当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是强有力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占有了大量资源,同时拥有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而且盘根错节。它的核心影响就是对法制的破坏、对民众权利的打压、对公平正义的损害、对社会秩序的侵蚀。而且,造成了五大危害:活力下降,整个的社会的活力在下降;两极分化,整个社会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了;法治倒退,社会的溃败,甚至生态的灾难。

简单说,第二轮改革面临的就是旧体制和新弊端。

 

激发经济与社会活力

我认为这轮改革和第一轮改革明显不一样,但又密切联系。

这些年大家都明显感觉到权力的力量太大,是改革往前走的最大弊端。现在的改革、反腐败就是开始动这堵墙。思考社会过去十几年为什么动不了,实际上是因为形成了整个的一套安排,就像一筐螃蟹互相牵制着,出不了事,也干不了事。如果不打破这个僵局,什么都谈不上。过去这一年多的改革就是破局的过程,现在已经站到了这一步,由不能动变成可以动了。然后,问题是怎么真正像三中全会讲的全面深化改革?我最主要想谈四点。

第一条基本思路和线索是激发经济与社会活力。权贵既得利益格局造成的五大危害之一就是社会活力不断下降。深圳是因为改革开放诞生的城市,过去几十年发展这样快的基本动力就是改革开放,但现在在深圳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个活力可能跟原来不一样。我经常到深圳,一些朋友讲这个城市过去那种活力、氛围在不断消失。这是深圳本身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中国的一个缩影。

看这一年多陆陆续续打出的老虎就能感觉到,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掌握到权贵手里。说得更准确一点,现在中国最重要的资源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国企,一个是权贵。这样的情况下,别的人想得到一点机会很难。

一个社会有没有活力、有没有动力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些年社会活力在下降?很重要的就是权贵垄断,所以大家都知道三中全会关于这轮改革的基调就是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我觉得就是重新激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

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或者换一个学者,可能讲的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但我认为这是第二位的,要真正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第一位的是破除权贵垄断格局,因为这些年市场活力下降和权贵垄断有很大关系,不破除垄断别人想得到机会都不可能,机会资源都在他的小圈子里,哪来的市场决定性作用?然后才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怎么才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有人马上讲要减少政府审批项目。有没有道理?当然有,但我的看法不是这么简单。查一下资料就可以发现,过去十几年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这一层,审批项目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二,但你问问民营企业家觉得到这些年政府的市场干预少了吗?我问了很多人,几乎一致地说没有,甚至有人说比原来还厉害。这说明不是简单的减少审批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权力的本质,它的特点是无所不在,渗透一切。

 

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这轮改革的第二条基本思路和线索就是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这跟刚才说的旧体制、新弊端又有着密切关系。

看待社会公平正义最低的标准,就是老百姓遇到事情能找个说理的地方。上一轮改革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但不能解决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是吃饭问题。我对三中全会之后改革思路的理解,公平正义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因为公平正义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症结。经济活力、社会活力弱化最根本的问题在哪?我觉得其实也是公平正义的问题。

最近,格力空调的老总董明珠说:“我们现在企业需要的不是政府扶持,我们需要公平正义。”格力空调在市场上算是比较强势的,但它感同身受最关键的是公平竞争问题。这些年为什么经济活力下降?很重要的原因是竞争环境不断恶化,尤其是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90年代中期相比,可以说公平竞争大不如从前。

对这个事情特别要看到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年轻朋友认为,公平正义会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为什么?80后、90后、00后,这几个年龄段的人也就10年、8年的时间将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社会的要求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觉得重要的他们觉得不重要,我们觉得能忍的他们不能忍,我们觉得虚无缥缈的他们觉得重要。

今年年初,娃哈哈的老板把企业交给他女儿,他女儿今年年初说的一段话引起了很多议论,“政府一定要明白我们这代人和老爸这代人很不一样,政府要学会怎么和我们打交道。李嘉诚纷纷把企业从大陆迁出去,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他女儿的话代表了年轻一代的真实想法,公平正义绝不要看作是一个虚的问题,是一个越来越实在、现实的问题。

 

明确依法治国之后

第三条基本思路和线索就是法治,依法治国。刚才我提到了权贵既得利益格局对法治的破坏,在适当时候反腐败,对权贵垄断系统的清理,实际就是要为权力设一个限制,知道什么是不能触犯的底线,是非法的。这是我们走向法治的第一步,没有这样的清理要走向法治真不太容易。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走向什么样的法治?大家都知道有两种,一种是“法制”,一种是“法治”,走向哪个是问题,这两个很不一样。

所谓法制,本来的意思是法规和规章,是一套制度,无论什么样的事都有一个法律的罪名,这叫法制。如果这样理解法治,不是真正的依法治国,最后是以刑治国,严刑酷法。中国历史上严刑酷法的时代很多法家就是这套传统,这是从秦始皇的时代开始的,不是真正的法治。

“法治”和刚才的“法制”不一样,指的是治理国家的原则,法律处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都得受到法律约束,而且任何社会主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个法治和那个法制不一样。我们现在要建立法治了。大家知道三中全会主题就是法治,依法治国。

其实,现在说要加强法治,不是谁爱好不爱好的问题,是没有法治确实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现在政府法制办是制度的制,《法制日报》是制度的制,人大、政协有法制委员会,都是制度的制,但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把法制统一到治理的治,至少字面上有进步,问题是将来法治实质会往哪条走。

 

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

第四条基本思路和线索是遏制社会的溃败、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这次三中全会决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法,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作为这次改革的总目标之一来提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甚至有人把它叫做“第五个现代化”,就是实现整个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前面说的权贵既得利益格局造成的危害之一是社会的溃败、社会秩序的混乱,在过去20多年不但形成权力和市场结合的机制,不但形成了既得利益格局、既得利益集团,而且社会在某种程度已经失去了有效的治理。而这种破坏并不是在表面的,而是更深层的,把社会的最基本观念,甚至人们思考问题的逻辑都破坏掉,这是最难办的。比如,人不能说假话这样最基本的原则被破坏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理解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意义。

我觉得这轮改革得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起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大概两个月前,中央提出要建立全民社会信用体系,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政策就是通过一些最基础的建设形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

 

(本文为嘉宾2014年8月17日演讲稿,有删节)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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