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乡村教育路在何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9 次 更新时间:2014-08-22 08: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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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 (进入专栏)  

  

   乡村教育正处在大变局之中。在快速城市化、大规模人口流动以及持续十年之久的“撤点并校”政策等的大背景之下,乡村教育处于迷茫状态。乡村教育何以至此?又将走向何方?

   百年前,国家危机和社会震荡的时局促使中国进入到救国思潮交锋争鸣的启蒙主义时期,“教育救国论”也在这种争鸣和激荡的思想市场中渐次勃兴。国家主义视角下的、以培养现代性新型人才为目标的教育逐渐取代了以塾学为代表的传统教育。

   以塾学为代表的传统教育自然存在诸种弊端,但也有自身的优势。在传统的乡村教化体系中,整体来源于本土社区的乡村塾师们天生具有积极组织和参与村落本土公共事务、并成为社区“公共人”的内生驱动力,因为他们深知,只有在巧妙运其文化资本优势而与村民发生日常交互性社会交往的过程中,进而不断成为村落熟悉的“公共人”之后,村民们才会放心地把适龄子女送入到塾师门下接受教育。这从客观上拉近了教育之于地方社区的实用性、时效性与契合性,例如塾师会考虑到传统村落中小农化农耕生产的人力性和季节性特点,采取灵活放假制度;会针对不同学生个体的学习进度与个性特征,展开个体化与手工式的针对性教育辅导等等。

   在如今的乡村教育体系中,乡村教师被统一纳入到国家的正规编制体系之中,严格按照国家教学大纲分类化和位阶化了的学科型教学体系、“规训-诱导”式职称、荣誉、奖金分配体系、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服务-监测-评估-反馈”体系、标准化了的“接班人”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单一化了的财政、人事、资源等乡村教育要素控制模式工作。这在加速着国家普遍性知识全方位、立体式渗透入乡村的同时,也窒息了乡村教师与村落社区之间相互交融的内驱动力,乡村教师的收入、荣誉、晋升等核心要素都与本土化的村落世界毫无关系,而国家人才选拔结构中的考试成绩则成为了他们调试和规训自我教学行为的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评估项。不难理解为何乡村教师会愈来愈从与社区紧密融合的“公共人”角色逐渐退缩至封闭的乡村学院之中而成为国家性知识单向度垂直传播的“代理者”与“专门人”。  此外,十年来,中国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全面性内涵被一些具体政策实践者单向度地当作是“撤点并校”,从而致使农村学校大面积向城镇聚集,农村学校数量迅速减少,这也是一种发展危机。

   在乡村社会渐次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社会转型中,“流动性”成为了村落的主要性格,尽管这种“流动性”暂时还没有彻底解构农村的传统行为,但却实实在在地塑造了新的村落信仰:“外边的世界更精彩”!向外流动成为农村理所当然的风气,而这种风气通过两方面的事实在更多村民、特别是乡村子弟们的心目中予以强化:

   一方面是“村落榜样”。到城镇去即意味着能够实现农村人的“淘金梦”,事实上,从村落中流动出来到城镇工作的村民,其行为通常更会给村落中的年轻子弟们带来误读:真正挣到钱的人,一般都会衣锦还乡,从而收获村落舆论的赞誉,并被理所当然地塑造为新的榜样,而挣不到钱的人,则往往宁愿呆在城市艰难生活,多年也不愿意回到自己的村庄,这不只是害怕要被村落舆论嘲讽,更重要是害怕花钱。但这批人自我屏蔽后的生活真相则在村落异域想象空间中被神话,这种将“失败”主观屏蔽掉的城镇异域想象无疑对年轻的乡村子弟们具有无穷的魔力。

   另一方面是“媒介宣传”。从2008年到2013年开始实施的“家电下乡”政策,无疑是促使农村彩电普及率达到90%以上的最大动因,而彩电的普及改变了农村人对现代城市生活遥不可及的经验想象。现代性时尚生活的媒介传播无疑使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的村民更直观地体会到贫瘠和落后,而这种体悟对乡村子弟们的刺激毫无争议更为激烈,由此,在村落社区中,乡村子弟们逃离乡土的内在精神诉求毫无争议都被认为是“有出息”的表现。

   在乡村学校中,这种逃离乡土的内在精神诉求在城镇化的教学导向中变得更为强烈。学校教育是一个与村落社区相互隔离的以“普遍性知识”传播为核心的文化堡垒,其教育过程的总体设计自然以精英主义为导向而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战略,乡村子弟在不自觉的日常学校教育教学中天然地形成“亲城逆乡”的文化直觉和身份认同,当然,这也是村落家庭和乡村子弟自主选择的结果。对于城镇的“异域”想象使乡村子弟认为,通过层层遴选的应试通道进入到城镇中是理所当然的,而很多村落家庭从小更是对子弟们灌注“要好好读书、否则就只有回家种地”这样的人生奋斗信条,他们对学校教育的唯一希冀就是帮助子弟实现阶层上升流动,这几乎是其最大的实用主义小农生存理性精神的折射。乡村子弟们希望能够到城镇学校就读,一方面是希望能够接受城镇新鲜事物刺激,从而满足自己“城镇化”的身份认同想象,另一方面则是提前为将来在城市生活作经验性贮备,他们在漫长的学校教育中在文化认同上已经成为了回不了乡土的准城市人。在这样的现实社会生态下,学校布局重心越往上集中,则越有利于乡村子弟逃离乡土的内在精神诉求,也更满足于农村家庭阶层上升流动的想象,尽管这种上升流动的想象最终大多数要被底层阶级再生产的代际循环逻辑所击碎。

   面对乡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的疏离,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的社会变迁。乡村教育的出路既不是回归乡土乌托邦的想象,也不是传统意义上抛弃了鲜活个体而单纯从经济效益和统计意义出发的农村教育城镇化,而只能是走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统筹城乡教育发展道路。其核心是在促进农村城镇化,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更多关注弱者和底层,而不只是从经济发展与政治成本角度去进行公共政策设计和实践。乡村学校结构调整在与地方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多重独特性模式相配套的同时,以底层利益作为立足点,应保留的农村学校(教学点)要有足够的实践勇气予以大胆保留,应该恢复的农村学校(教学点)要有魄力尽快予以高标准恢复。真正实施全面薪酬以改善优秀师资派不下乡的基层难题,使本土化教师和地方性知识在学校文化传播体系中的位阶上移。强化农村教育的主体性与认同感,使乡村教育发展真正回归“常识”和“自然”。

  

     (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来源:《大众日报》2014年0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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