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户籍制度改革与“逆城镇化”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9 次 更新时间:2014-08-05 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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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 (进入专栏)  

 

核心提示: 习主席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讲到了问题的核心,我们接下来应该思考的不是怎么把城市建得更高、更大,而是思考如何让农村人口即使还留在农村,也能过得更好。

 

习主席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讲到了问题的核心,我们接下来应该思考的不是怎么把城市建得更高、更大,而是思考如何让农村人口即使还留在农村,也能过得更好。

2014年的7月30日,应该会在日后载入中国改革年鉴,这一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除了提出石破惊天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还讨论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这是2013年3月和11月国务院宣布“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后,改革落地的关键一环。我认为这项政策在打击官员收受房屋贿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针对推进城镇化,提出了六项主要任务:第一,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第二,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第三,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要完善地方税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第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第五,提高城镇建设水平,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第六,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建设和管理城市,城市规划要保持连续性,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

但是我后来发现,地方政府和中央的语调完全不一样。地方政府是怎么理解“城镇化”的?就是“建设、建设,再建设”。我在这里给各位提供一组非常震撼的数据。我们的发改委针对12个省的156个地级市做了调研,并在2013年9月公布出结果,发改委发现92.9%,也就是145个城市正在搞“造城运动”。其中12个是省会城市,要建设55个新城区,也就是说,每个省会平均建4.6个新城区。另外133个地级市,要建设200个新城区,平均每个地级市要建造1.5个城。什么是新城区?其实就是一个新城了。

我们发现,这145个地级市,它们的平均旧城面积是115平方公里,建的新城区平均是63.6平方公里。从面积来看,新城区面积是旧城区的一半多一点。但是请各位注意,旧城区大多是很多矮小的平房,但新城区都是高楼大厦,它们两个在容纳人口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新城区虽然只有旧城区50%的面积,但是它们两个的承载人口数量是一样的。

另外的数据也显示,我们的城市旧城区总共承载了7.1亿人口,而“造城运动”里的新城区,它们的承载人口总和也将是7.1亿左右。那么我们到底有多少农民工可以进城呢?我们惊奇地发现,15~60岁的可劳动人口大概只有2.62亿,他们是可以进城务工的,这其中38%住在城市的职工宿舍,还有33%是自己租房子,还有10%住在工地里,真正买房子的人口只有0.6%。这也表示,已经进城的2.62亿农民工在住房问题上,已经达到了相对固定的状态,也就是说不需要住进所谓的新城区。

有人会说,我们叫他们买房嘛。就目前2.62亿的农民工来看,他们的家眷加在一起大概比1.4亿少一点,所以农民工及其家眷一共大概有4亿人口。我们不拿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的房价来计算,而是假设这4亿人口都要在三、四线城市买房,每人平均10万元购房成本的话,4亿人口需要40万亿来买房子。我再告诉各位,2.62亿农民工每人每年的薪水是2.7万元,如果他们的储蓄率是30%的话,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高了,但即使这样他们也需要存20年的钱,才能够在三四线城市买到房子;如果他们的储蓄率只有10%,就要存60年才能买到房子。但我要提醒各位,每人年收入2.7万元是现在农民工的平均薪水,而房价在不停地涨。如果继续这个涨势,农民工攒一辈子钱也买不起房。

还有人问,2.62亿农民工还有后代,新一代的农民工会填充农民工的总数。如果你这么想问题,那就是大错特错。为什么?我们用数据说话,目前我们的农村户籍人口有8.8亿,占中国总人口13.5亿的65%。我们继续对这部分人群做细分,把15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口去掉,还剩下6.16亿的人口,其中一半是女性。成年女性也是劳动人口,但是她们在结婚之后大多被生小孩、照顾小孩、照顾老人等琐事占据,使得劳动力大打折扣。因此,真正有效的农村劳动力只有3.08亿男性农民。再说这3.08亿人,有一部分人是留在农村的,他们经营餐厅、小卖部等,这需要3000万到4000万人。把这些人扣除之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就剩下2.62亿可供城市雇用的农村劳动力。换句话说,未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总数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增长。那么“造城运动”产生的能够容纳7.1亿人的新城区怎么办?没有人来填充,这就是地方政府搞建设“大跃进”的结果,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

各位觉得这就是最终的悲剧了吗?错了,我总结出的“逆城镇化”一旦发生,才是最可怕的悲剧。什么是“逆城镇化”?就是城镇化的质量大幅度降低,它不仅不会带来正面效果,反而会带来极可怕的负面效果。这主要是由两个危机造成的。第一个危机是2.62亿有效农村劳动人口,这个数字要保不住了。为什么?我们国家整体的老龄化速度太快,有效劳动人口下降。拿2012年和2011年的有效劳动人口(15~60岁)数字做比较,下降了345万人。

第二个危机是,如此大规模地搞城镇化,让那么多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但是在有效劳动人口下降的大背景下,最后是谁迁入了城市呢?就是老弱妇孺。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我们拿什么安置这些人。

就拿现有的2.62亿农村劳动力和他们的1.4亿家眷为例。为了安置这4亿人口,我们的政府需要拿出多少钱?根据社科院的调查,为了解决这些进城打工者和家属的教育、保障房、社保等问题,政府要为每个人平均一次性投入2.6万元,落实到4亿人头上,就是10.4万亿。这笔钱是纯粹的成本投入,又不像固定资产那样产生回报。请各位再注意,我们的政府财政收入基本都是连年递增,然后从2011年开始迈过10万亿门槛,到2013年的时候达到12.9万亿。看上去非常多,但是在解决农民工进城问题上,还是会觉得负担很大。所以我认为第二个危机更可怕,它让各个城市的财政不堪负荷。

我得出的结论就是,习主席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讲到了问题的核心,我们接下来应该思考的不是怎么把城市建得更高、更大,而是思考如何让农村人口即使还留在农村,也能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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