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恂来:“周老虎”现形与中国式维稳的道义破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85 次 更新时间:2014-08-04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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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恂来  

 

经过长时间的外媒爆料揣测与国内街谈巷议之后,“周老虎”落网的消息,现在终于由官方正式公布了。对于公众来说,这条迟来的新闻,由于期待已久,所以其爆炸性显得并不强烈,并且似乎也并非一个大快人心的喜讯。因为这一重大案件所暴露的问题,恐怕远比其希望向公众传达的信息复杂得多,也远比其可能被有意掩饰的性质严重得多。事件既然已由扑朔迷离终至尘埃落定,国人如今可以稍释疑惑或暂纾困扰而痛定思痛了。

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令人深思:首先,作为一个腐败分子,他何以能够退休前在各级领导岗位的升迁上一帆风顺,一路畅通,一切顺遂,由业务官僚跃至副地级,进而至正地级,由正地级而至副部级,进而至正部级,由省委书记而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长,进而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这种仕途奇观说明现今政治生态究竟有多么恶劣;其次,作为曾经掌控某家国企帝国的老总、曾经主政某个省份的地方诸侯、曾经统领社会治安的警察头子以及曾经把持国家政法大权的政治寡头,他何以能够得以在各个不同的权力岗位上一手遮天,呼风唤雨,可以为所欲为而肆无忌惮,可以徇私枉法以为非作歹,把其势力范围变成独立王国,使所谓党纪国法形同虚设,令所谓权力制约与监督的一切形式名存实亡,把职业道德和政治伦理弃若敝屣,并且在这么做时,只要仍然在位,就不仅安然无恙,不被发现与制止,免于制裁和惩处,反而得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终至攀上某种权力顶峰,这种权力奇观说明现行体制漏洞究竟有多么巨大;再次,作为长期身居要职、最终一度主掌全国维稳大权的国家最高官员,他何以一方面在不同时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公然培植党羽,安插亲信,纵容和包庇子弟及亲属作奸犯科,中饱私囊,无法无天,其贪腐行径和猖獗表现简直匪夷所思,同时却又在明目张胆地大力推行政治高压,冠冕堂皇地竭力实施维稳,这种道德奇观说明当今所谓维稳政策究竟是什么货色。

因此,周永康案发和想必随后到来的劣迹披露,既敲响了一记政治警钟,也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反省和检讨现行体制问题,特别是旨在维护现行体制的所谓维稳机制问题。

回顾历史可知,自1989年初所谓 “稳定压倒一切”的施政方针在中国大陆被公开正式确立以来,历时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但实际上,它是70年代末以来支配国家社会局面的基本政治方针,因此也可以说,它是迄今为止贯穿于改革开放历史过程始终的政治信条与政治现实。在这个长达35年之久的历史时期中,国家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者说新时期的功与罪,无不导源于此。在当前社会面临危机重重而改革陷于举步维艰的严峻形势下,是时候应当严肃认真地评估所谓维稳机制的后果、风险及其对国家前途与命运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了。

显然,一个国家如果出现社会不稳定的迹象,通常表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存在问题。社会不稳定的迹象越严重、越广泛和越持久,就表明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越成问题。而只要这些制度不再适合这个国家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就应当及时加以调整和改革。否则,社会不稳定的表现不仅难以消除,而且必将愈演愈烈,进而导致社会发生全面恶化,乃至出现社会动乱或局势动荡,然后经过或长期或短期的政治探索与尝试,直至建立起适合现状的社会制度为止。

对于国家的统治集团来说,社会不稳定的状况必将威胁到其继续施行统治的地位与前景,从而危及其长久以来享有的统治利益。国家一旦出现社会不稳定的迹象之后,当局克服统治危机的对策,总起来说,不外乎有两种选择:一是努力变革现行制度本身,从而及时为扩大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创造条件,以消除和平息社会不满,最终恢复社会稳定局面,是为治本;二是竭力维持现行制度不变,仅仅致力于加强统治工具,通过实行政治高压,设法压制种种抗议活动,以至过度依赖国家暴力维持社会秩序,是为治标。以上两种对策,虽然相互排斥,但有时并非一成不变,往往可以轮流变换,交替使用,因而表现为国家治理方针的倾向性不同和阶段性区别。

人类社会中的任何政治制度,即使在其形成较为稳定的形式之后,也决不会臻于至善至美,总是会存在变革的空间,留有改进的余地。这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希望和标志,不是困难和问题。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其是否存有变革的空间或改进的余地,而在于这些变革的空间和改进的余地之大小。问题也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对于某些属于封闭性较强类型的社会政治制度来说,由于其不具备开放性功能,变革虽然有弹性,但是更有弹性限度;改进尽管能够取得有限进展,但是进一步的改进却受到自身逻辑规定和内在结构原理的限制。这就是大陆社会政治改革当前陷于困境的根源与症结:由于国家政治存在严重的制度性缺陷,承担不起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风险,所以为了避免第一面骨牌被推倒,必须竭力顶住日益强烈的变革诉求和与日俱增的社会压力,尽量抑制或拖延有助于促成体制变革的某些实质性步骤,为此使出浑身解数,不遗余力地加紧社会控制,以致过度依赖暴力,并想方设法安抚社会不满情绪,以求维持现行体制不变。

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尽管无疑将会令当局背上更加沉重的政治包袱,为社会留下了更加严重的安全隐患,使国家未来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但是维持体制不变的政治目的总算暂且达到了,虽然若干不祥之兆已经开始显露。当前的问题是,不难发现,这些做法已经和正在为社会带来哪些后果,从而使人民付出何种代价。

一是公民权利与人格尊严方面的后果与代价。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设法控制人们通过传统媒体、出版物和新兴媒体等舆论公器自由表达意见与看法,这就得压制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设法禁止人们联合起来公开抗议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和控告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活动,这就得压制公民行使集会、游行和示威的宪法权利;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设法尽力限制NGO的发展和削弱公民的自治能力,这就得压制公民行使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设法使司法独立不能走到脱离于一元化领导体制之外的地步,这就得牺牲法律、公正和正义;为了稳定的需要,在现存体制无法隔绝腐败的情况下,只能推行应试教育,这就导致扭曲青少年的心理与人格、阉割其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并泯灭其创造性;为了稳定的需要,也必须设法在高等院校中设置知识讲授禁区,严防启蒙思想在校园内传播与扩散,这就得推行奴化教育,使莘莘学子终生绝缘于公民教育;为了稳定的需要,还必须设法进一步加强对国内的思想控制、舆论控制与信息流通控制,这就得对若干敢于冲决管制罗网的公民罗织罪名,严惩不贷,以儆效尤,使那些先觉者或被囚禁或被限制人身自由,或生活于恐惧和缺乏安全感的制度环境,使那些被成功洗脑的民众安于愚昧无知和不开化的智识状态。

二是财政与经济方面的后果与代价。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在全国各地加强监控和广泛部署警力,扩大原有的警察队伍规模,这就得花费大量钱财;为了稳定的需要,还必须专门设置或成立新的监控机构,并招聘或雇佣耳目或某些专职人员,这也得花费大量钱财;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为这些人员配备必要的警械与武器装备,以及专门的通信、联络和交通工具,这更得花费大量钱财;为了稳定的需要,又必须进一步加大日常和夜间巡查密度与频率,为此支付特别费用,这又得花费大量钱财。根据财政部今年3月25日公布的2014年中央财政预算,公共安全支出为1389.15亿元,比去年的预算执行数增加了7.1%,这是自2009年开始公布以来公共安全支出预算连续第四年增长,5年间增长约70%,这样的结果不足为奇,人民的负担继续加重的势头恐怕也不会就此终止。与此同时,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极力维持高幅增长的GDP,以提高就业率,这就得不计经济效益和违背经济规律过度投资,并频频干预市场,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扭曲和危害经济社会秩序;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这就迫使政府实施天量投资刺激经济计划以推迟经济衰退发生,结果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和重大隐患,进一步加重国家未来的经济困境;为了稳定的需要,还必须维持庞大的宣传媒介,这就得投入巨大的财力和资源,使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乃至网络等宣传机构足以承担撰写、采编、印刷、发行、投递和传输等繁重任务。

三是环境与生态方面后果与代价。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把与就业密切相关的GDP作为考核、提拔和任用干部的重要指标,这就势必导致各地不加甄别地引进和开发各类生产企业,其中某些类型的加工制造或生产活动,由于其高耗能、高污染、大量排放有毒或有害物质,往往对产地周围的水土、空气及自然环境与生态构成严重破坏和污染,因而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属于被列为禁止生产或限制生产清单的产品或行业,但是在中国大陆却可以肆意开工,并且开足马力,昼夜生产;此外,对作为维稳经费来源的税费征缴的强烈需求,以及监管机构的腐败与渎职,导致了默许和纵容对矿藏林场滥采滥伐等非再生资源的掠夺性生产活动;为了稳定的需要,也必须禁止自行成立各种行会组织,结果之一在广大农村地区使从事农业与养殖业的农民群体因分散与孤立而处于弱势地位,迫使其为增加收益而在农业生产中超剂量使用农药以提高粮食和经济作物单产,在养殖业中同样超剂量使用添加剂以缩短动物生长周期。所有这些,当然远不止于这些,例如现行土地制度下由于耕地过度利用带来的土壤污染等问题,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在国内急剧导致了一场广泛的环境与生态灾难,使国人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栖居于此的家园不再宜于居住和生存,除非有能力选择国外移民,否则人们不得不继续呆在生态与环境日益恶化的国内,在聚集着损害人体健康与威胁生命安全的产品与物质的环境包围中度日,在饮食被污染的饮用水、有毒素的食品的生活中维持生命,在超标的PM2.5值、污浊的雾霾天气中呼吸与喘息,奔波和穿行。

四是社会伦理道德、社会风气与公共安全方面的后果与代价。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设法压制国民的政治权利,堵塞其在事关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问题上表达愿望与意见的渠道,这就使人心中滋生挫败感、压抑感、无助感和异己感,在人际关系中制造了猜忌、疏离、孤独和冷漠;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抑制国民维护人权的愿望与活动,对因利益受到损害或权利受到侵犯起而抗争的同胞进行打压,这就在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制造了仇恨、敌意、对立和冲突,导致戾气和怨恨滋生并寻求转移性释放与发泄;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拖延对种种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改革,这就导致各级权力机构和各种社会事业单位普遍陷于腐败的泥潭,引起连锁反应,使各行各业群起效尤,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彼此欺诈,相互坑害,道德底线被一再冲破;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使用种种利益和好处收买官吏队伍的效忠,这就势必导致从政环境恶化,各人为在等级制度中爬得更高或在职务晋升中求得胜出纷纷相互倾轧,尔虞我诈,并且造成人身依附、行贿受贿和奴颜婢膝、阿谀奉迎之风盛行,从而使人自我作践,自贬人格;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实行政治高压,动用一切行政手段与社会资源,镇压和控制表达权利诉求或公正诉求的抗议活动,这就严重损害国民的社会公正感,促使少数人制造事端,走向犯罪,或发动恐怖袭击,报复社会,结果使部分民众沦为无辜的受害者,使大众缺乏基本的安全感,普遍生活于恐慌和焦虑之中;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培养、鼓励和奖赏奴性、驯服与盲从,抑制、排斥和打击个性、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这就势必导致个人心理畸变、人格分裂和精神萎靡;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诱使人们加入自己对其教义完全不信仰的组织,宣传自己对其根本不信服的理论,大讲自己从来不相信的谎言,以致人人心口不一、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这就无法使人保持诚实、正直和诚信,不可能不变得虚伪、虚假和诡诈,而一个充斥和盛行“假大空”政治语言的政体,不仅盛产伪君子和双面人,而且势必影响并促使社会伦理道德发生败坏、堕落和沦丧。

以上种种,表明现行体制及维稳机制是制造社会全面危机的主要推手,以及败坏社会风气与危害社会道德的最大污染源。同时它也表明,一个国家体系或一种政治势力,如果具有足够专横的意志,只要通过不断加强和大肆运用暴力工具,并充分利用科技进化所提供的帮助,竭力加紧社会控制,完全能够把某种不公正的秩序强加在人民头上,迫使国内民众暂且屈从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所造就的现实处境,但是最终却无法免遭这样的命运和结局:导致国家肌体腐烂和社会溃败,并且为未来引发一场后果更加严重的全面危机积累火药。

这些就是为了所谓维稳而给社会带来的后果,这些就是为了所谓维稳而使人民付出的代价。假如罗兰夫人生于今世,她在300年前留下的那句名言,恐怕将会以这样的形式流传于世:维稳,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那么,再进一步追问,所谓维稳,其方式与手段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其意图和目的究竟又是为了谁之利益?现在,答案显然越来越清楚,所谓维稳,无论怎样竭力粉饰与曲意巧辩,其实质无非是通过层层加码而不断强化政治高压,千方百计压制公民的宪法权利,直至把大陆变成一个处处布控、层层设防的警察国家,以维护既不合理又不公正的现行制度,从而维护托庇于这个制度羽翼的权势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成为受益者,而权利则沦为牺牲品。在这个过程中,无耻成为受益者,而良知则沦为牺牲品。在这个过程中,少数人成为受益者,而多数人则沦为牺牲品。

半个多世纪以前,毛泽东在谈话中就提及所谓“既得利益集团” 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 。无论如何,这个论断堪称洞见,可以说,它不仅对生活于不同历史时期之中的那些人们,而且对生活于不同社会制度之下的那些人们,都同样成立和适用,而尤其切合当今国家政治状况的实际。

现在,周永康终于东窗事发,原形毕露了。人们发现,原来这位号称“维稳沙皇”的政客,竟是一只潜伏于权力中枢的贪腐惊人的“大老虎” ,这就不仅扯下了所谓维稳的伪装,撕碎了所谓维稳的道义旗帜,而且揭破了所谓维稳的实质,暴露了所谓维稳的卑劣黑幕,其讽刺意味与滑稽效果有甚于25年前历史的一幕,那时作为镇压学潮的得力干将,陈希同曾经在嗣后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以国务委员兼北京市市长的身份作报告声色俱厉地指控他人制造动乱以危害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结果此公竟于5年后即因贪腐罪行败露而落马。真是无独有偶,这两位前后相继于20年间在大陆政坛上一度位高权重乃至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在其披挂上阵充当维稳急先锋之际,曾经表现得何其慷慨激昂、义正词严,然而曾几何时,当面具被摘除,伪装被剥去,使其丑恶面目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遗,外表与内在、假象与真相、表面与实质之间,竟然形成了何等巨大的反差、何等鲜明的对照、何等强烈的对比!再看不久以前,那个曾经因内讧后制造投奔美领馆事件而轰动一时、并由此导致其违法犯罪案发而受到法律制裁的王立军,在其任职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期间,专横跋扈,炙手可热,不仅妆扮以所谓“铁血警魂”的神圣光环,而且发明了令人生畏的所谓“双起论”, 结果后来查明此公原来同样属于地地道道的“双面人”:一面是所谓“全国劳动模范”,“一级英模”,“打黑英雄”,一面却目无法纪,野蛮霸道,徇私舞弊,并且假公济私,以强权威慑舆论监督,企图使人噤若寒蝉。诸如此类案例,不胜枚举。因此,看看有谁和有哪些人在所谓维稳过程中表现最积极和最卖力,就知道维持现行体制对于谁和对于哪些人最有益和最有利了。

由此可见,“周老虎”现形不失为一件有益的好事,它再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人警醒,并擦亮眼睛,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清醒、更加明白和更加成熟,从而可以进一步看清楚,在当今政界,不讲正义,只讲利益,不问是非,只问利害,这种沿习已久和大行其道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气,最终把国家置于多么艰危而险恶的境地,正在一步步把社会推向前所未有的灾难边缘。以下是任何良知未泯的政治家与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需要明确的几点:

——稳定是条件,而不是宗旨。稳定充其量属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甚至连这一命题,在社会历史上常常也不成立。有时候恰恰相反,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与社会状况,反而能够为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推动和机遇,这种情况对中国社会历史尤其适用,春秋战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是两个最为突出和最为明显的例证。对此社会历史表现,鲁迅有一针见血之论:“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娜拉走后怎样》)。以损害人权或牺牲自由而企求发展,不可能真正取得成功,因为自由即是发展的主要内容与重要表征。以损害人权或牺牲自由为代价所求得的稳定,不过是刺刀下的稳定。这样的结果基于恐惧和屈服,是沉默与死寂,不是稳定,因为它只会促使对抗和冲突加剧,并且正在孕育爆发。因此,这样的所谓稳定不值得维护,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既不鲜见也不可贵:上世纪前半期在军阀统治时代的某些地区曾经有过,在日本人侵华期间的某些地区曾经有过,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那些地区也曾经有过,最终结果如何,人所共知。

——稳定是成本,而不是效益。过度依赖政治高压和种种行政手段强力维持社会秩序,势必动用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占用和耗费大量社会资源,这些经费应当计入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成本。衡量一个经济社会共同体的收益指标,不应当把用于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的那些天量开支排除于视野之外,以为它们可以忽略不计。GDP多少说明不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因为它既不能反映能源产出率,也不能反映有多少无效劳动或是否存在产能过剩,更不能反映作为社会总体投入与具体产出之关系和比值的效益。成本如果长期高于收益,结果必将导致破产,这条经济学原理不仅对于一个企业或一家公司适用,对于作为经济共同体的一个国家或一个国际组织也同样适用。

——稳定是结果,而不是价值。稳定也许是国家目标,但不会成为个人价值。一个人可能热衷于追求真理、知识、爱情、财富、荣誉,或者自由、民主、人权、公正、平等等价值,国家如果使人各得其所从而获得茁壮成长,其结果自然会促成一个和谐稳定社会的实现。一个国家,如果尽最大努力促使和鼓励人们自由追求这些价值,并且最大限度地为此提供制度保障和帮助,把这一切真正当成基本的人权,那就会由于实现这一切而必将获得社会稳定,而不必时刻担忧和恐惧出现社会不稳定,更无需把所谓“稳定压倒一切” 奉为圭臬,公然以此为说辞与借口,动辄侵犯或践踏人权,蓄意限制或剥夺自由,肆意损害或破坏公正。压倒这些美好价值的国家不值得保存,相反,保护这些价值才是国家存在的理由。因为在人类诞生之前,那个世界中这一切都没有,但是有稳定。我们要的不是这样的国家:它没有这一切,只有稳定;我们要的是这样的国家:它有这一切,哪怕暂时不稳定。

“周老虎”终于倒了,很好。但是,别的“老虎”还在,特别是那个养虎遗患的体制还在,以及维护那个体制的机构与势力还在。这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极其严酷的现实,不容回避。这是对于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日益紧迫的威胁,岂能无视。因此,现在还不是人们为反腐肃贪战果辉煌而欢呼喝彩或额手称庆的时候。什么时候,更多的民众发生真正的民主觉醒与道德自觉,不愿被迫接受任人摆布或驱遣的命运安排,拒绝继续屈从于他人的主宰与支配,并鼓起勇气,敢于抗争,起而抵制为维持这样的体制买单,以公民的身份和国家主人的地位,努力承担起推动国家变革和进步的历史使命与政治责任,什么时候,社会才有望中止道德加速下滑与急剧沉沦的危急趋势,从而使国家未来免遭一场更为可怕的灾难性打击。

时至今日,可以发现,事情的发展与变化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不能总是抱有幻想,天真地指望或期待那些从维持现状中受益的既得利益集团,出于良心发现而主动寻求自我割舍;也不能幼稚地把希望和命运托付于他人,特别是那些自命不凡、装腔作势、夸夸其谈而头脑僵化、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并丧失了责任感、同理心与公信力的人。当前,恶化已发生,危机正酝酿,灾难在迫近,天谴将降临。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除非赶紧设法自救,否则爆炸性局势的出现不可避免,其结果必将使国家重蹈千百年来治乱循环的历史覆辙。无论幸或不幸,看来《国际歌》中的那个提醒与告诫依然不失为真知灼见: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历史也很可能将会再次应验和印证毛泽东这句至理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其实已反复昭明,没有来自于人民的动力,任其不受控制、不受限制、不受抑制和不受遏制地自由充当推动国家发展与进步的强大引擎或驱动,任何事业必将一事无成。历史也已昭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如果有人在处理那些攸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时,惯于围绕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帮派利益或党派利益盘算与谋划,趋避和取舍,总是不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一直不愿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倒行逆施,最终只能诉诸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有力量并通过积极展示其力量,迫使那些人发生醒悟和变得明智,教会他们明白和懂得,违背人民的意愿或抗拒人民的意志没有前途可言,到头来肯定没有好下场,不是碰得头破血流,就是导致身败名裂。历史还会昭明,谁逆历史潮流而动,谁必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谁阻挡历史车轮前进,谁最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些既是历史法则,亘古未变,也是社会规律,屡试不爽。谓予不信,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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