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 王大宾: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3 次 更新时间:2014-07-17 19: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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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长贵   王大宾  

  
阎长贵,求是杂志社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王大宾,“文革”中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学生

    

   “文革”初期,即1966年12月到1967年7、8、9月(或更长一些时间),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而后多次批斗,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有关彭德怀的著作和文章出版和发表不少,对这个问题也多有谈及,但仿佛还没完全说清楚,而且错讹不少——我们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尽量把它说得清楚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戚本禹通过阎长贵布置“揪彭任务”

   众所周知,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并撤了他国防部部长职务,到1965年又亲自点将,让彭参与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并于9月23日约彭德怀恳谈,“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笔者按: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时,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彭德怀去西南地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经过这样开诚布公的畅谈,彭德怀就到西南三线去了。然而时间没过3个月,即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很好”,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参见《五一六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尽管“文革”的主要目标并非对着彭德怀,但这几句话对彭来说肯定是不祥之兆。

   时间大概是1966年12月中旬,有一天上午,戚本禹叫阎长贵到他办公室,急匆匆地对他说:“现在‘海瑞’(指彭德怀)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阎长贵没多想什么,就当时的社会氛围,以及他本人的觉悟和认识,他也不会提出什么,他所想的就是,戚本禹交代的任务,一定好好去完成。

   戚本禹谈话的当天下午,阎长贵到阜内大街地质部机关找朱成昭(那里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联络站)。见面后,阎长贵跟他说了这件事,朱成昭表示接受这项任务,但他说:“我去不了,王大宾外出串联在武汉,他做事细心,可以派他带几个人去四川,一定能完成任务。”这样谈定后,阎长贵回到钓鱼台,向戚本禹“复命”。(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四年级学生,“地质东方红”一把手,首都红卫兵“三司”负责人;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五年级学生,“东方红”公社二把手)

   这里顺便说一下,纪希晨先生在他所著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中说:“12月(笔者按:指1966年12月),江青打电话对在成都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王大斌(宾)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山里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对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见该书上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这不是事实,问及有关人,没有这回事。

    

   王大宾组织和指挥“揪彭”的情况

   1966年10月中旬,王大宾和十来位同学结队乘火车外出串联,王在火车上生病,由同学陪同于汉口下车,在汉口协和医院治病一月余,病稍好,母亲要他回四川养病,此时中央已下令停止红卫兵串联,王和两同学乘“东方红轮”于12月15号抵重庆。12月16日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驻渝联络站负责人张家声、费安琪向他汇报朱成昭的电话,说奉中央指示要把彭德怀揪回京,要王速往成都。

   17日晚,王大宾带领在渝的张家声、费安琪等十多位同学乘火车赶往成都。18号早上到四川省地质局北地东方红驻蓉联络站,钱新(研究生)、陈保堂、郑文卿等同学和北地探工系党总支委员、团总支书记王大来向王大宾汇报。王大来是前天接朱成昭揪彭总指示从四川南充赶到成都的,并说了他们找到彭总的经过,出示了他们两次同彭总的谈话记录,谈了他们的看法。(王大来是铁路工人之子,1954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1956年入党,1960年毕业留校任政工干部,参加农村四清,誓向焦裕禄学习,要扎根农村,四清后,留在房山县官道公社当党委副书记,作为培养工交系统领导干部的接班人进行锻炼。他是共青团九大代表,也是东方红公社所属红干联的负责人之一。)王大来和钱新等人两次和彭总谈话共五六个小时,有笔录几十页(后来交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认为,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总是错误的,彭总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彭总支持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认为有深远意义,到三线工作后也表现不错。他们觉得党中央、毛主席可能不了解彭总的认识和表现,到底执不执行揪彭指示,要由王大宾到成都后决定。王大宾听他们汇报后,认为他们的意见有道理,决定暂不执行揪彭指示。

   王大宾也想见见彭总。午饭后,王大宾和王大来、钱新同去见彭总。一见面,这位八路军的副总司令、第二大元帅、开国元勋,让王大宾非常敬佩,觉得就像自己长辈一样和蔼可亲,慈祥可敬。王大宾先自我介绍一番:四川德昌农村人等。彭总对王大宾的家乡也很熟悉。晤谈得很亲切、很热情。这更加让王大宾下决心不执行“揪彭”指示。他们告别彭总,回到省地质局就给朱成昭打长途电话,谈了对彭的认识和不揪彭的理由。电话没法说太多,王大宾立即派王大来、郑文卿坐飞机回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朱成昭同意。1966年12月19日上午,王大来、郑文卿带着和彭总的谈话记录乘飞机回北京了。

   在地院东方红公社向中央文革上呈的不应“揪彭”的报告中有一句话:“彭德怀说:毛主席的话不能说百分之百正确,也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他们认为这是彭赞扬毛主席,却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严厉批评:“你们这是不相信毛主席。毛主席和彭斗了四十几年,深知彭是个老三反分子!你们要管就不惜一切代价,要不就别管!彭说毛主席的话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就是说有百分之一是不正确的。这是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新罪行!”

   戚本禹认为地质学院东方红不能完成揪彭德怀的任务,对阎长贵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于是戚本禹又给北航红旗韩爱晶布置任务,让他派人去“揪彭德怀”。

   地院东方红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12月22日朱成昭又派东方红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乘飞机到成都。胡手持“尚方宝剑”,以钦差大臣身份,把王大宾等臭骂一通,说他们是饭桶,连彭德怀都揪不回京……胡还说,临行前总理给朱成昭指示,只能坐火车,不能坐飞机,要和成都军区一起安全把彭押送回京,不能批斗。王大宾不满胡乐成的蛮横态度,和胡争吵。他说:我们向中央反映不揪彭的理由,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你没有权利指责我们,你没有资格骂我。胡乐成说,中央首长点名说你犯了右倾错误,你还不认账?他俩争吵,会场一片大乱。王对胡说,你是专程来揪彭的,我又犯了错误,这事我就不管了,由你来管。在场的同学都不买胡的账,没有一个人为胡说话。这时探工系刘志耕老师出来调解说:既然中央否定了我们不同意揪彭的报告,派胡来责成我们揪彭,我们就应该服从和执行中央的指示,安全地把彭护送回京,这是件大事。刘老师又对王大宾说,中央知你在成都,总理有明确指示,你要执行,不要意气用事。现在大家都不听胡乐成的,万一出什么事,你如何向总理交代?还是配合胡乐成吧,不要争论了。刘老师的话提醒了王大宾,觉得老师说得对。他对胡乐成表态说,既然你是专门来揪彭的,你任总指挥,我们协助。

   当场进行了分工,胡乐成坐镇指挥,王大宾协助。有人到成都铁路局联系火车,有人到成都军区联系,等等。下午三点,派出的人马分别回来汇报。到军区联系的人汇报说,军区已接到总理的指示,表示全力配合红卫兵护送彭总回京。到铁路局联系的人汇报说,铁路局表示大力支持,经请示有关部门,决定安排三节车厢:两节硬座,一节软卧。和成都军区联系,决定乘12月23日成都直达北京列车。

   23日早晨天未全亮,派小车去彭总住地接人,才发现彭总几小时前被北航红旗的学生抓到成都地质学院去了。怎么办?大家议论,北航只派了几个人来,地院东方红在成都联络站有一百多人,人多势众,抢过来。王大宾和胡乐成立即去北航红旗驻成都联络站谈判,要他们交出彭总,共同和成都军区一起押送彭总回京。他们不同意,谈判一个多小时未果。此时,地院同学来人汇报说:找到彭总了,已经从成都地质学院接到地质局。王大宾和胡乐成立刻离开北航联络站。地院同学把彭总安排在四川地质局一个局长办公室里,精心守卫。这是1966年12月23日发生的波折,只好与成都军区和成都铁路局联系,重新安排专列。

   12月25日乘火车回京。王大宾和成都军区谷参谋长陪彭总在软卧车厢,地院同学时来围坐。王大宾陪彭总的时间最长,谈话最多,彼此没有任何戒备心理,毫无顾虑。王大宾讲“大跃进”、放卫星、大炼钢铁等情况,讲到他们西昌高级中学校长刘光烈、副校长张光之、班主任张光理1959年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当他讲到农村严重饿死人的事时,彭总几乎落泪了。同学们都喜欢听彭总讲他的历史,没有刁难过彭总,文艺队员还给彭总演节目。总之,彭总在火车上是安全的,愉快的。每到大站,同学们下车买了好吃的东西,上车后一定要请彭总品尝。王大宾明白地告诉彭总,我们是受中央指示请他回京的。彭总说,我看出来了,我被北航的人抓去,你们又把我抢了回来。我心里很明白。

   在和彭总交谈中,没有人说过任何粗野的话。这原因大概主要是地院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对彭总是理解的,敬佩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后来几乎都平反了。彭总非常生气地说,xxx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别人都可平反,就是不能给我彭德怀平反,还污蔑我参与高饶反党集团,什么里通外国,真是天下奇谈!我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那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安排,我又不会外语,什么俄语、英语都不会,每走一步都要有翻译才能动,我能和谁勾结?毫无根据,全是胡说……同学们都很同情彭总的遭遇。

   27日下午4~5时左右,火车顺利到达北京站。车刚停稳,看到北京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带着一批军人在站台上迎接。车门一开,李副司令员就拿出北京卫戍区的大信封交王大宾,上面写的是“谷万才参谋长和王大宾收”。王大宾抽出信笺一看,上面写着:奉周总理命令,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王大宾立即将信交谷参谋长看,并向他介绍“这是北京卫戍区李副司令员”。谷说,不用介绍了,我们是老战友。信笺上写什么反党分子,王大宾心里很不舒服,但无奈。总理的命令必须执行。当他们准备把彭总交给卫戍区、彭总准备下车的时候,朱成昭等人赶到了。王大宾把卫戍区的信给朱看,朱生气地说:不行!要先把彭总接回地院。李副司令员给中央文革打电话,接通后,戚本禹和朱成昭说话,最后商定还是先到地院。因为北京站不能久停车,列车开到西直门车站,地院来了几辆大卡车和一辆小车,把近百名师生和彭总接回地院——时间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

   朱成昭安排彭总住下,同学们到大食堂吃饭。彭总是老人,王大宾叫食堂煮了一碗鸡蛋面送到彭总住处。朱成昭等人陪同彭总,同时根据随车从成都带回的资料清单找到彭总的万言书,叫人把它抄写下来。

   大约三四个小时后,卫戍区从地院接走彭总。

彭总的万言书等材料在地院流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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