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经济解释》全四卷要合并出精装收藏本，本文是收藏本序言的前半部。）

“经济解释”一词在百度的中文世界出现过一百一十万次。是“精算”，即是那四个字要一起相连才算。在中文世界的经济学术语中，此词出现的频率是遥遥领前了。鱼沫吹秦桥，老人家大声疾呼了多年终于见到一点效果。

一九七三年，我在西雅图华大提出Economic Explanation这个书名，同事们一致说好。一九八九年在《香港经济日报》以该名写书，直译为《经济解释》。写了十二期，母亲病倒，停笔，二○○○年初续笔，写了两年，得三卷，因为事忙写得不称意。二○○九年底再写，四年多后得四卷，字数多了一倍——这次是称意了。

思想传世非常困难

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但为了创作一个人有时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说要满足科斯的一厢情愿，把他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可能只是托词。感受上，彷佛要尝试一下，自己可以做到的最好的学术作品究意是怎么样的。《经济解释》全四卷，这里合并出版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经济是老人的学问，从事者可以写到很老。然而，到七十八岁才写出自己最重要的经济学论著应该是个纪录。熟知我的经济论著而又懂中文的朋友，一致认为这四卷《经济解释》是我最重要的学术作品。他们又说这作品超越了古人。我的回应，是经济思想究竟有多重要很多年后才知道，自己不会活那么久。历史无情，思想不是实物，要传世十年八载也艰难。经济思想的传世机会比不上画作因为后者是值钱的实物，比不上小说或音乐因为一代一代的人喜欢听同样的故事或曲调，比不上李白或苏东坡因为经济学者没有他们的文采。有创意而又有用途的足以传世的思想很难遇上。

有天时地利的协助

话得说回来，如果一个经济学者希望自己的思想传世，他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遇上的更有利的时代与更有利的地方。斯密的《国富论》写于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得如火如荼；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于该革命惹来贫富分化；凯恩斯的《通论》写于举世经济大萧条。然而，从人类历史看天下大势，这三段时期皆比不上中国开放改革那么重要。

时来风送滕王阁，一九七九年我开始跟进中国的改革发展，该年写下自己第一篇给同胞们读的关于产权与竞争的中语文章。从那时到今天，跟进中国的发展我没有中断过，用中文下笔写了几百万字。从来不敢说我对国家有什么影响，但国家的发展影响了我的经济思想是肯定的。比西方的同事多看了一个世界，尤其是中国经改初期，新奇古怪的现象天天有，每隔几天思如泉涌。这些不断的冲击使我为修改经济理论与概念的细节天天到处跑。不知就里的朋友说我放弃了学术，但结果是这本厚达千多页的《经济解释》。

阿尔钦对我影响最大

如果要我举出一个对我的经济思想影响最深远的人，那是非老师阿尔钦（Armen A. Alchian）莫属了。是阿师的教诲，1964年我蓦然惊觉，除了解释现象或行为，经济学的整体没有其他好去处。阿师看世界永远像小孩子那样看，对琐碎事物的提问永远本着小孩子的好奇心，提出的问题永远是浅得像一个脑子没有发育得好的人。我是因为答不出他的浅问题而知道做学问要从最简单的层面入手，然后一层一层地加上变化。

当年洛杉矶加大每年只有两个学期，我重复地听了阿尔钦七期。他从来不用讲稿，不分题材，极少在黑板上画些什么，只是行来行去地自言自语。只有一次他给同学们看一纸残破不堪的读物表，但几分钟后叫同学们不要读。每有同学问及某名家的大文时，他喜欢回应：你相信他说的吗？

是我之幸，聆听阿师之课时我已经选修了研究院教的所有理论课程，技术性的，成绩冠于同窗。我是因为听不懂阿师的“浅说”而知道学问的真谛是另一回事。

际遇神奇学思考

想当年，在加大苦学之际，那里的经济系是最强的时期；后来一九六七年到芝加哥大学作博士后，又是该校经济系的最强时期。我不是个懂得尊师重道的人，但这两家大学的大师都喜欢教我。没有其他学子，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外国去的，曾经有像我那么幸运的学经济的际遇。跟大师交往而学习与读他们的作品是两回事：前者我可以远为容易地学得他们怎样想。科斯曾经说我吸收了多位大师的思考、推理方法，不是仿效，而是占为己有。科斯又说我也学会了他的思考方法。就是历来少写文章的戴维德的思考方法我也学会了不少。

往事依稀。记得在加大时，某晚旁听赫舒拉发的课，他突然问：“史提芬，你旁听了我那么多个学期，难道我的经济学你还没有学会吗？”我回应：“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写下的文章学会了。不断地听你的课是要知道你怎样想。”赫师显得很高兴。

可以这样说吧。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对古典与新古典的多家论著不仅读得熟，更为重要是得到多位大师的指导，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不足处也有了相当的体会。好比私下间从几位大师听到传统的公司理论一无是处，有时简直破口大骂，但在课堂上他们不会那样说。这样的学习经历，加上一九六九年回港渡假时发觉自己学得的，对很多琐碎现象没有满意的解释，我于是决定不再读他家之作、专注于在基础的理论与概念上作修改与加上变化。

这里要顺便一提。不少人认为我在经济学上的创意超凡，应该不对。我的所谓“原创”思想大部分是从师友的闲谈中“偷”回来的，虽然喜欢感谢来源，但往往感谢不了那么多。可幸的是，师友们没有一个介意我“盗”用他们的思想而大事发挥。我不是个先知先觉的人，但后知后觉得快，可以在几分钟内推到很多没有人想过的地方。可能因为有这种胡思乱想的本领，当年的师友喜欢跟我研讨。

不再读书的原因

一九六九年起我不再读他家之作。这行为八二年回港任教后多受批评，反映着中、西为学之道有别。在此之前的西雅图华大，诺斯、麦基、巴泽尔等人知道我选择不读不仅同意，且往往鼓励。他们知道传统的经济理论有很多问题，认为我是个可以全面革新该传统的人选。我自己当时的想法，是书永远读之无尽，求学有读书的时候，也有思想的时候，思想时可以不读最好不读。市场与非市场的不容易解释的琐碎现象无数，我要多到真实世界观察才可以把学会了的有无数问号的理论修改。我也察觉到虽然科斯因为解通了「外部性」的密码而名扬天下，但事前他没有听过外部性这回事！再者，以我自己的佃农理论为例，要是读过前人之说我不会想出自己的分析。

一九六九是四十五年前，那么久还在经济学打转的行内朋友中，读他家之作最少的应该是我：基本上我一概不读。这不是说我不知道经济学发生着些什么事。美国的朋友常有联系，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总要知会一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