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制度领域传统文化没有发言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1 次 更新时间:2014-05-09 10: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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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进入专栏)  

  
对改革的期望

   新浪:有种观点认为“中国缺少能够引导国家走向的思想哲学”,您认为呢?

   袁伟时: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强调要寻找一种思想哲学来指导中国的改革,会产生很多争议。有些人提出中国要回到儒家去,有些人讲要加强马列主义,有些人讲要有宗教信仰等等,各种各样的主张都有。中国要发展,关键在建设自由、民主、法治并且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现代国家。这是现代文明的常识,实实在在,无可争议。至于思想哲学,让骚人墨客或好学深思的学者各抒己见,从容争论去吧。

   中国要怎样转型,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国家?要坚定不移建设国际化、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是现在的政府已经采纳了的一个观点。不国际化,不跟国际接轨,怎样跟国外做生意?我国参加了WTO,必须遵守市场规则的共同准则。我们的市场还有很多违法乱纪的行为,需要按照法治化的精神认真整顿。中国需要法治化、国际化的市场制度,这个是目前阶段中国改革的最核心的内容。目前中国改革迫切需要的不是哲学问题。哲学是多元的,再讨论一千年,也不可能有统一结论。但是中国的改革不能停留,要紧紧抓住当前的关键。

   围绕这个核心有很多具体内容。包括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司法改革、市场准入和市场经济改革,每一个方面都要展开。你要法治化的话,整个司法体系要全面改革。要国际化的话,包括政府机构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市场规则,都要好好改革。

   新浪: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被认为是改革元年,您也一直关注改革,您认为哪些领域的改革在2014年值得期待?

   袁伟时:最值得期待的就是经济方面的改革。现在经济方面的改革朝野在大的方面没有争议。我们虽然采纳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惊人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跟国际接轨,将香港市场经济的很多具体制度吸收进来,中国大陆的经济面貌就会有很大的变化。那些规则没有什么政治性,都是对国家有利的,为什么不采纳?

   第二个是行政体制改革。一些政府机构太臃肿了,太腐败了,应该精简、公开、接受公民的监督、接受报刊的监督,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监督,接受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尊重人大常委会的权力。这些是很重要的改革,看来今年会有比较大的进展;

   第三个是司法改革。司法腐败太厉害了,上一届的司法领导人是不懂法的,甚至本身就贪赃枉法。新的领导人,从提出改革方案和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来看,应该讲是懂法的。按照改革的要求,从体制上摆脱地方政权的干扰,把司法体系统一到省。将来应该全国统一,中国人口太多,情况比较复杂,先在省市一级统一起来,可以接受;但是逐步要做到全国统一。这方面的改革过程相当复杂相当长。我相信今年会有比较大的进步。但是呢,一开局,旧的观念和做法已经在一些案子里面体现出来了。改革不会一帆风顺,还是会摇摇摆摆。原来说好不要去干扰办案,完全依法办案;现在看来有些案子明显有人在干扰,不是真正按照法律处理。

   新浪:既得利益集团是不是改革的难点?

   袁伟时:不要强调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好像现在做不好就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任何时候都有。关键是政府领导人的认识水平和决心,如果他们有决心,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既得利益集团是挡不住的。问题的关键是观念,说到底,是政府领导人认识水平、决心;加上一条很重要的是公民要出声、要发言,监督各级官员。在公民与政府的互动中,改革才会推行下去。没有公民的监督,光靠少数几个人,根本行不通。

   新浪:2014年改革最大的难点和阻力?

   袁伟时:改革最大的难点就是官员本身的观念和制度建设的决心。要建立制度才行,不是靠某一个临时的措施。所谓制度就是规矩法制化。规矩立好了,大家都依法办事,加上各种监督交叉,织成天罗地网,政府就会认真改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种新闻舆论、公民个人都发声,看到官员的错误或者政府的措施不对,立即提出意见,这样政府就会推进改革,慢慢走向正轨。没有监督是不行的。

    

   教育改革的困境和进展

   新浪:“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您研究晚清民国的历史,您认为,民国教育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袁伟时: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科学技术发展领域,很多重要的骨干基本都是民国时期培养的,或者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民国的教育是有很多优点值得现在的教育研究、学习、继承的,民国教育有三个很明显的特征。

   第一,一开始创办就力求跟国际接轨,特别是跟北美、西欧教育接轨,很多大学按照他们的模式来办。比如蔡元培在德国留学多年,就吸取德国教育的精神来办学。现代教育的核心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是大学教育最基础的东西,民国时期办学精神和制度是和世界的现代教育接轨的;

   第二,民办教育蓬勃发展。在国民党执政以前,民办大学、民办的中小学就很发达,外国人办校也很多。这些学校,政府不怎么管;对外是学校自治、独立自主,对内是尊重学术自由、教授或教师治校。不但大学这样,很多中小学也按照北大的精神和制度办学。

   第三,就大学来讲,教师大部分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学术功底很扎实,跟国外的学术联系很密切,学术交流很方便,加上学术自由、基础训练很严格,在这样的情况下,培养出一流的优秀人才不太难。

   国民党从20年代在广东执政起到把全国政权夺到手,就搞党化教育和所谓三民主义教育,对学校干扰很大。但知识分子的风骨和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没有被摧毁;那时没有什么人敢说要改造知识分子,许多学校和教师依旧我行我素,敢于抵制国民党的错误措施,现代教育的灵魂——学术和思想自由没有退场。

   民国的教育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一些办得好的大学,跟当时国际上办得好的学校水平差距不远。

   新浪:您觉得现在的教育跟民国时期的教育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袁伟时:其实上面讲的三个特点就跟现在的教育很不相同。

   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全盘照搬苏式教育,有些领域甚至变本加厉,把他们的错误发展到极端。苏联实行校长负责制,教授和专家的待遇是优厚的,也没有在教师中搞思想改造,反右派。那个时候以为苏联的教育就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教育。其实苏联的教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俄罗斯的传统,这个传统有好有坏,不能一概否定。好的地方是教学很严谨,但自由度不够。苏联时代则把教育看成无产阶级是专政工具,把学校看成是国家政权的附属机构。那样就把学校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位置搞错了。

   中国长期奉行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什么是无产阶级政治呢?有些领导人气盖山河,临场发挥,说几句话就成了教育方针;有的官员则把执政党短期的方针政策等同于无产阶级政治;实际上否定了教育的独立使命,把教育继承人类文明和创造发展新文明的使命抛弃了!第二个,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官员们往往把生产劳动看成体力劳动,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没有深入的考虑。这样的方针怎能不把中国教育带上了灾难性的道路?

   此外,苏联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职业教育、专业教育。一些学生一进入大学就要分专业,明文规定要把人培养成为工程师或者专门人才。最好的情况下。学科技的缺少必要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训练;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则没有科学技术的最基本的训练。通识教育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对人才成长非常不好。

   新浪:南科大曾经被寄厚望于试验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但后来出现了各种问题,学生退学、教育部“收编”、原校长朱清时离任南科大、新校长李铭到任不再兼任书记,“去行政化”的口号遭质疑,对于现在的南科大,您怎么看?

   袁伟时:我对南科大的情况了解不多,不愿意妄加评论。这是一个中国学者想突破原来的教育弊端的尝试,这个尝试刚刚开始,对它的探索应该抱宽容的态度。大家都很担心南科大会受到旧的体制、旧的课程体系的干扰。我也有这样的担忧,但是现在时间太短,还要再看看。

   与南科大强烈对比,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创办了上海科技大学。从报纸上介绍的情况和校长江绵恒的讲话来看,路子是对的。上海的魄力很大,他们是按照国外研究型大学的模式来办学的,没有太多的创造,都是从国外成功的国外研究型大学搬过来的;但这个恰恰是现在中国的大学需要的制度。比如采取分大类的方法来招生,三个大类,一个是理科实验班,一个是生物科学类,一个是电子信息科学类。这就对头了,一开始不是按照系、专业来招生。还有一条就是教师阵容很强大,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几十个两院院士,并且强调每一个进来的学生跟教师的密切联系,每一个本科生都有导师等等。不动声色,按照现代大学的规格来办,口头上没有强调什么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啊。在中国现行的情况下,少说多做也未尝不是好事儿。

   相对而言,办南方科技大学,广东省的魄力就没有上海那么大。但这是好事儿,形成竞争。加州3830万人口,有很多世界一流的大学:钱学森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三藩市加州大学等等。广东省一亿多人口,也应该有大批一流大学,现在远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未来会怎么样?省领导会不会警觉,会不会奋起直追,还要看一看。

   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外国或者境外的的一些大学进来办学。这一条对中国的教育会有很大的冲击,比如上海纽约大学,讲明教学是由美方的校长负责的,希望有大的突破。

   广东汕头那边也有新气象:李嘉诚办了一个以色列理工学院,就是按照国际著名的以色列学院来办的,教学任务是由以色列院长负责的,学生进来第一二年是到以色列去学习,这对中国原有的教学也会有冲击。

   以色列理工学院是全世界仅10间曾经组建及发射人造卫星的大学之一,而在过去9年,3名学院的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殊荣。最近在彭博发表的全球出产最多科技行政总裁的10大大学排名中,以色列理工学院位列第7,与麻省理工学院齐名,亦是唯一非美国院校。

   中国教育的弊端积重难返。大学自己的改革是一条路,但是光这样不行,要有一批新的大学包括外来的大学与老大学竞争,中国的教育才会有新的面貌。

   新浪: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了高考改革的信号,提出要“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招考分离”;改革“一考定终身”,等这些变化对于中国教育改革的意义在哪里?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在哪里?

   袁伟时:这些都是国外教育通行的做法,这个改革很好,表明教育部还是想改革的,这些措施落实下去,并且不断总结经验,会对中国的教育起到推动作用。

   但是,最根本的是教育部门要很清醒,以后要少管学校的具体事情,让学校本身多一些活力,这是关键。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员指手画脚,把中国的教育管的死死的,那些官员以为自己代表国家利益,代表党的教育方针。现代教育不需要过度管制。

   这些措施不是教育改革的核心。现在必要的措施是把教学、办学的大权还给学校,让教育家去办学,官员少指手划脚。这是必要的前提必要的措施,没有这条,其他的改革无从谈起。

教育改革的核心,是把培养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放到第一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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