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天人交战的“盗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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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  


1919年1月4日,严复在给学生熊纯如的信中痛苦不堪地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他深自懊悔地说:“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

现身说法的忏悔,可惜来得太迟。这一年,65岁的严复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神思涣散到连亲朋的来信也无法回复。这位原本体魄强健的前海军教官,毕生呼吁国人要加强“血气体力”的锻炼,通过由人及身、由身返国达到拯衰起颓的救国目标。而到头来,自己却被鸦片害得每天进餐都累得面红气喘,甚至连换乘火车时在站台走几百步路,都感到心慌气塞,大喘不已。在给诸子女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窘态:“甚者二便都要出来,如无歇息处所,巴不得便坐在地上。”这年春末,严复到上海红十字医院治疗喘嗽病;秋末,又回北京住进协和医院。医生诊断后,均无奈摇头,深感已无力回天。

过早夺去他身体健康的,是被他咬牙切齿诅咒为“世间魔鬼”的鸦片,严复的大半生都被它折磨得苦不堪言。此间痛楚,用他的话说,“可作一本书也”。

“瘾君子”的痼疾,使这位大名鼎鼎的“天演先生”声誉受损,屡遭攻击。后来,连李鸿章都知道了这事,劝他说:“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一时感动之下,严复也曾痛下决心,要与这劳什子分道扬镳。他请了一位号称“戒烟圣手”的医生,为他开出戒烟“秘方”。第一次吃后获得短暂成功。然而好景不长,仅仅几天过去,就旧瘾复发。此后直到严复逝世,也未曾脱离鸦片。一些至今健在的子侄辈们回忆,严复逝世前一年回到福州故居避寒养病,原本威严高大的一个人,咳喘厉害,面容枯黄,吓得小孩子们都躲得远远的。

在生命垂暮的最后几年,严复还注射吗啡、服食海洛因,俨然一位“五毒俱全”的老瘾客了。研究者后来在严复的英文日记中发现,1916年严复几乎每天都要注射吗啡,并详细记录了自己抽大烟、服药膏、注射吗啡的时间,精确到分钟,有时一天注射吗啡竟然高达十次之多。

这实在是一道令人难以置信的谜题。一位毕生致力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伟大思想者,自己居然深陷烟毒无法自拔,如同一位医术高明的戒毒医生,自己却深陷毒瘾一样可悲而吊诡。早在1895年,严复就在报上撰文痛批鸦片误国害民之烈,直指中国“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大声疾呼“自爱而求进者”必不吸食鸦片,期待中国雪尽江清,早日摆脱鸦片之害。

在我看来,吸食鸦片是严复一生深邃难测的精神黑洞,绝非仅为舒缓病痛那么简单。对严复深有研究的美国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说,在某种意义上,吸鸦片反映了严复思想观念中最隐秘和最难以捉摸的情调。沿着这道重重浓雾中的隐秘之门,也许能解开严复诸多痛苦纠葛的人生悖论。

1879年(光绪五年),这位深孚众望的“海归”学成归国了。由于在留学时期即已享有一定的名气,故“南北洋争先留用,得之惟恐或后”。不久,严复便应船政大臣吴赞诚之聘,回到自己的母校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习。

身处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又兼有学贯中西、游历欧洲的积淀,严复的高才卓识不仅远超于当时的洋务领袖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当朝大佬,连鼓吹西学的名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后来也无法望其项背。一生狂傲不羁甚至自比“当代孔子”的康有为,就心悦诚服地承认严复为“西学第一人”。同样自负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严复也敬佩有加,不吝称赞道:“像严先生这样伟大精深的学者,全世界至多只有二十位。”

谁曾想到,在英国处处感到亲切的严复,回到中国后才发现,这里反倒成了“气场”失调的陌生“异邦”!

如果说回国之初,严复在个人才具和资望能力方面尚不足以担当重任,学术造诣和实践本领尚须经过岁月磨砺,那么经过整整九年之后,他才当上北洋水师学堂“会办”一职,仅仅相当于副校长,就无论如何也让人郁闷心伤了。这样的“业务官员”,行政走卒,在当时连货真价实的朝廷命官也算不上,只是一名“不预机要,奉职而已”的技术官僚,可以说完全是冷板凳上“被边缘化”的角色。

此时,与他一同毕业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同学们,早就纷纷荣任北洋水师的舰长、分舰队司令员。而远在东瀛,那些与他一起留学英伦的日本同窗,回国后更是独当一面,成为蜚声四海的国之栋梁。

没有在深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严复这番怀才不遇的心境,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按照清朝官场的规矩,必须是道台一级的官员才有资格担任水师学堂的最高长官。严复虽有满肚子的洋墨水,却没有一个出身“正途”的科举功名。这位全中国第一个呐喊要废除科举的人,自己却在这座独木桥上挤了半辈子,折腾了半辈子,一路奔波着抗争着无常的命运。

从1885年开始,连续八九年间,这位前著名海归不得不回过头来,接连参加了四次乡试,以博取一个举人的头衔。1885年秋,已是北洋水师总教习的严复回福建老家参加第一次乡试。谁知首次出场,就碰得个鼻青脸肿,铩羽而归,连个举人也没考上。这实在是个不小的打击。第一次落榜的那天晚上,同为福建侯官人的好友郑孝胥前来拜会,发现严复喝得酩酊大醉,卧床不起。

一觉醒来,还得再捧起八股文章发愤研读,严复大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劲头。不料,1888年,严复就近赴北京顺天府参加考试,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来年春,赴京再应顺天府恩科乡试,仍然名落孙山。不顾一切地辗转科场,却接连碰壁;饱经欧风美雨的洗礼,却要向鄙弃已久的八股制艺讨出路;学术上融古通今、兼修中外,却在区区的臭八股面前屡次败北。此时严复的心中,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苦恼和屈辱!功名二字已经把他的心伤透伤烂,可命运从来没有过一丝怜悯。苦闷到极点时,他甚至悔恨“当年误习旁行书”,如今才落得“举时相视如髦蛮”,觉得自己一肚子洋墨水全是多余,徒留笑柄。

人生机遇火光闪现的瞬间,严复并非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李鸿章一生任人唯亲,辜鸿铭曾讽刺其“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才能而不论人品”。李早就看重严复的才能,想把严收编为“自己人”,因此“尝示意其执贽称弟子”。如果傍上这棵大树,何愁没有高官厚禄,前程似锦?可清高孤傲的严复一口回绝,就是不愿放下架子去“攀龙附凤”,只想凭自己的真本领做事。

苦熬十年后,终于升任会办。四弟严传安苦苦劝大哥:当上会办了,应该多到李鸿章那里“走动”一下,有所表示。严复不得已勉强“走动”了一下,果然立竿见影,第二年(1890年)李鸿章就提升严复为总办了。严复不禁在给四弟的家信中惊呼:“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

清高自负的士人本性,决定了严复最终不可能把自己融入蝇营狗苟、鬼蜮如林的腐恶官场。自由文人的个性,反倒使他恃才自傲,口无遮拦,肆意评论朝廷。初莅北洋,他就因言辞“激烈”,不通人情,被官场视为“书生气”、“不成熟”。在李鸿章手下的北洋水师学堂供职仅三四个月,就碰上了日本窃取琉球案,严复无比愤慨,年轻气盛的他出语“激直”,常常对人说:“不出三十年,中国周边的属国都将丧失殆尽,我国将如老迈的母牛任人车裂分割了!”老成持重、“劲气内敛”的李鸿章听到这话直皱眉头,很不高兴,“患其激烈,不之近也”,从此对这位“异议分子”敬而远之。

而严复对李鸿章“移花不移木”那一套洋务模式也颇不以为然,恰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揶揄说:“严复学贯中西,他压根儿瞧不起他那个臭官僚土上司李鸿章。”时间久了,终于看出了官场门道的严复变得心灰意冷。他总结做官的秘诀:

“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

看得透,却做不来;做得来,也学不精。官场风气日下,严复四顾茫然,只好感叹“眼前世界如此,外间几无一事可做”。

官场的僵化黑暗,世味的凉薄无情,终究在最无望的岁月里击破了严复的理想之梦,更增添了他难以排遣的苦闷。就在谋职北洋那段痛苦的黯淡时光,他染上了鸦片烟瘾。

此时,如果不爆发那场山崩地裂的巨灾国难,也许这位四次落第的老童生,还会第五次、第六次在科场匍匐前行;这位不甘心被边缘化的政治“局外人”,还会在勾心斗角的官场继续焦头烂额,以谋一官半职。

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成为彻底改变严复命运的转折点。多少个压抑的长夜,他从无边的噩梦中猛然惊醒,常常半夜“起而大哭”。鲜血淋漓的梦中,他见到了悲壮冲向敌舰的致远号管带邓世昌,横刀自绝的镇远号管事林泰曾,因“临阵退缩”而被斩首正法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那些熟悉的同学少年,大多曾和他一样怀着富国强兵的美好梦想,一起远渡重洋,负笈英伦,为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寻师访道,互相砥砺,发誓要振兴中国,无负平生。谁知今日一个个要么血殒海疆,要么投降受辱,还连带着洋务派三十多年苦心经营的自强事业也沉入深海,毁于一旦。

严复回想起1872年自己还在“扬武”舰上实习时,曾经巡历日本。那时长崎和横滨等地可谓万人空巷,日本人拥到岸边争相一睹大清海军的雄姿,严复的心中豪情百倍。可是,仅仅二十二年过去,即如他所言:“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之海军。”这样巨大的反差刺激,实在椎心泣血。

痛苦的人生,没有权利悲哀。严复的心胸被一种异样的激情壅塞,积蓄多年的思索与信念,像沸腾的热血打着漩涡呼啸而过,只觉“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他已明显感受到,这个国家已是“如居火屋,如坐漏舟”,大抵变局不出数年之中。一念及此,他的心情如写给陈宝琛的信中所言,“心惊手颤,书不成字”。

甲午惨败的这一年,中国的热血之士都行动起来了,纷纷开出自己的救亡药方。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提出拒约、迁都、变法三项救国之策;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向清政权挑战,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严复也无法再平静地呆坐在自己的书斋里,从来述而不作的他,终于决定要化笔为剑,用文章来呐喊冲锋了!

新年春节刚过,严复就发表了第一篇重磅文章《论世变之亟》。这篇纲领性的文章是严复“维新”思想的导论,也是他为千年危机拉响的第一声尖厉警报。他清醒地看到,面对一场灭顶的家国巨难,皇城根下的士大夫们还在坐井观天,隔靴搔痒,懵然于时务,“绝不知病根所在,徒自头痛说头,脚痛说脚”。忍无可忍的严复一上阵来,就如大海潮音,作狂狮怒吼,当头棒喝道:这一次中国的危机不再是偶然之中的一时之虞,而是千古未有的深层文化危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根本原因在于“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

只有严复,只能是严复,才能站在中西交汇的巅峰绝顶,登高远眺,极目苍茫。他认为造成中西社会差距的根本原因就两个字:“自由”。中国的“历古圣贤”都畏惧自由,而西洋各国则持“唯天生民,各具赋异,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双方的特点大相径庭: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在这样一幅中西文明对照表中,严复虽“未敢遽分其优绌”,但他用词的褒贬,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严复对旧传统的最终打击可谓血浸纸背,一剑封喉:“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在他的迎头痛击之下,中国人恍然从酣梦中惊醒,对千百年来安之若素的“政制理念”,对法相庄严的儒家“道统”第一次开始产生了怀疑。

压抑多年澎湃已久的爱国激情,终于化作急迫的救亡使命感,决堤倾泻而出。二十余年的西学积累和生活思考,至此水到渠成,豁然贯通。在儿子严璩眼中,甲午之变“大受刺激”的严复,以排山倒海的激情一口气写下了《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辟韩》等为人传诵一时的名篇。这一系列充满战斗激情的政论文章,不是简单的情感宣泄,而是一次对中国专制政体从治统到道统、从形式到内容的彻底清算,其宗旨用蔡元培的话说就是“尊民叛君,尊今叛古”,主要内容则可归纳为四句话:帝王窃天下,儒术卫王权,八股笼士心,治术坏民智。

严复的这些思想,成为直接点燃戊戌维新的精神火炬。

严复的文章译著刊行后,他从此声名鹊起,成为众望所归的新学领袖。在维新变法风潮迭起的关键时刻,康有为、梁启超急欲将他引为变法阵营的同志和战友。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作为维新阵营的两位主将,严复和康有为在当时却未真正进行过合作,甚至未发生直接接触。这两个大人物谁也不找谁,好像是并世而不相知,人们常言“道不同不相为谋”,可对于严复来说,道相同,亦不一定相与为谋。

原来,严复与康梁之间并不是真的“志同道合”,而是志同“道”不合。他之所以对维新变法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在于他和康梁维新思路的根本区别。康有为认为非全变、骤变不为功,力主对陈腐衰败的帝国进行一场生猛的“休克式治疗”。他豪情满怀地宣称,如按他的方法改造中国,“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而严复则太了解中国积弊之深,沉疴之重了。他预计,中国欲达富强至少尚须六十年,所以变法应该根据社会实际,采取渐进方式。他提出了“导其机,须其熟,与时偕达”的渐进变革观。

一台成功的手术,医生的医术固然重要,病人的体质也不可忽视。严复已经隐约预见到狂风骤雨之后,落花飘零的惨景。在中国,忽略了“人心风俗”这四个字,就会如同后来鲁迅所言,搬动一把椅子也要人头落地,血流成河。然而维新变法既已狂飙突进开展起来,严复也只有作壁上观,静待其变。

果然,仅仅一百多天后,北京城就黑云压顶,风云突变。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幽禁于瀛台。六君子被害的这一天,严复尚在北京。大学士王文韶担心严复会因与康、梁的关系受到牵连,赶紧嘱人私下“密示意先生离京,即日返津”。

仓皇回到天津的严复恍然若梦。回想这半年来中国政局戏剧性般的变化,他不禁感慨万千。虽然早有某种预感,但戊戌维新的惨重失败,六君子喋血都门,仍使严复的心情极为悲愤复杂。政变之后,面对血雨腥风,人人钳口,先前置身事外的严复,此时反倒胆量倍增,无从控制自己的愤怒。他不避嫌疑,前往清慈寺哭祭林旭、杨锐,几天后又参加了林旭的殡葬仪式。1899年秋,日本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内藤湖南到中国旅行,在天津与严复晤面。内藤湖南事后赞扬道:

“他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在这个政变以后人们噤若寒蝉的时期,言谈往往纵横无碍,不怕忌讳,当是这里第一流人物。”

严复不仅在日本友人面前对时局议论纵横,不惮忌讳,还在《戊戌八月感事》一诗中愤怒沉痛地写下“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对谭嗣同等维新志士饮恨菜市口表达深切同情,对光绪帝被囚表示无比愤慨。

同情虽归同情,严复对于维新派变法战略上的急躁轻率却没有放过,给予了十分严厉的批判。严复认为事情搞到这般田地,皆康、梁操之过急,难辞其咎,以至于“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他指责康有为即便不是有意误君,也是“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非”。

此后十年,严复果然躲进小楼,立誓“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对中华文化不曾一日消解的深层焦虑感,成为他不竭的精神动力。历经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他对长子严璩说,现在才觉得世间惟有译书才是“真实事业”。

十年中,这位孤独的圣徒扛着救赎的十字架,独自一人匍匐在精神孤旅之上,愈难愈进,甘苦自知。1906年,在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时,当他译到专制政体“彼将使之为奴才也,必先使之终为愚民也”一语,不禁心生悲愤,涕泪长流。中国千年的专制之痛,竟让一位遥远的西方人总结得如此精确。当他望到大街上蹒跚而行、衣衫褴褛的数十百小儿那空洞无望的眼神,他提笔的手在颤抖,心如针扎。他无法想象三十年后,这些孩子将成为怎样的国民,这个国家能依靠他们变得更好吗?

拯救吾国,必先拯救吾民。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决定了他只选择那些有助于改造国民性格的西方书籍介绍给中国人。深受严译影响的鲁迅,后来也深为理解严复这种忧虑的心境,他感叹道:“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的《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这种对中华文化的深层忧虑,在严复是“三民”论的呼号呐喊,到了鲁迅笔下则是痛极无声的那个麻木的愚民阿Q形象。中国的启蒙事业,就这样薪火相传,涓滴成河。

1905年春,围绕改造中国的途径,严复与孙中山来了一次正面的思想交锋。这年严复游访欧美诸国,途经伦敦,孙中山前往拜访,两人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严复对革命党领袖再次重申,在时机尚未成熟时革命,“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

孙中山不愧是真人快语的“孙大炮”,他直言不讳地答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被民初记者黄远庸喻为“大言无实”的孙中山,对书斋中的严复显然不无揶揄之意。但这场对话显然也使严复思想深处的矛盾暴露无遗。一方面他对君主专制恨之入骨,一方面又要遥遥无期地等待民智终开的那一天。

眼看革命渐呈星火之势,腐朽江山已大厦将倾,清政府为笼络人心,宣布仿行宪政,然其核心目标仍是重新使“大权统于朝廷”。为实施“新政”,清廷不得不作出某种惺惺之态,把学界名流、商界新贵、社会贤达一一揽入毂中,试图以这些人装点门面,苟延残喘。具有西方知识背景的严复,自然成了清廷重点延揽的“新潮人物”,社会地位逐渐上升。

1908年之后,他连续被聘为审定名词馆总纂、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1910年,他以“硕学通儒”的资格,进入新设立的资政院,并被海军部授予协都统军衔。此间严复无论作何发言,都受到同僚好评,“大家佩服无地”。他不无幽默地说:“我现在真如小叫大,随便乱嚷数声,人都喝彩,真好笑也。”

话虽如此,坐了多年冷板凳的他,对这份荣誉还是难免受用的,也使他重新燃起对这个垂死的政权更浓厚的改良希望。获得“文科进士”的赏赐后,心情大爽的严复立即重印名片,将这项头衔写了上去。

有人出来质问严复,清政府腐败至此,为何还不划清界限?他说:“今日政府未必如桀,革党未必如汤,吾何能遽去哉!”他自比古代的伊尹,这位商代名臣曾经五次抛弃贤君商汤,去侍奉暴君夏桀。这句话背后,充满忠臣孝子般“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与侥幸。

1911年10月4日,武昌起义前六天,严复还为大清朝填写了第一首国歌《巩金瓯》。在清廷危亡的最后关头,他写下的依旧是:“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仅仅六天之后,武昌炮声一响,严复的歌词如一出荒诞的黑色幽默,成为了大清的殉葬品。

武昌起义爆发的当晚,严复在日记中痛惜地写下“武昌失守”四字。武昌枪响后,各地摧枯拉朽,纷纷宣告“独立”,各省联手成立了“大汉军政府”。

革命洪流猝然而至,满怀矛盾的严复还没有来得及作出选择,历史又把他抛上了舞台。这次幕后的推手,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凯。

从袁世凯1895年天津小站练兵两人结识,一直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严袁两人之间的来往从来没有间断。二十多年间,严、袁之间的友谊和纷争,仿如一部精彩曲折的连续剧,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帝制复辟的起伏变幻,成为严复政治追求和个人风骨的X光透视片。

辛亥革命中南北对峙之下,双方只好和谈。由陈宝琛推荐,严复又被袁世凯揽于帐下,在炮火中为其痴心奔走。由于与出身北洋水师学堂的黎元洪有着特殊的师生关系,严复被任命为北方代表团代表,参加南北和谈。

1911年12月,作为福建省代表的严复南下参加“南北和谈”。同行的特使唐绍仪等人一上车就把辫子剪了,这让他既惊愕又困惑,饱受皇恩的大清官员们怎么转眼之间就变得这么不仁不义?严复则依旧蓄辫明志,“以示不主共和之意”。唐绍仪在和谈中主张共和,严复大为不满,回了北京就向袁世凯告状:“唐绍仪非议和也,乃往献江山耳!”他以为袁世凯是真心拥护君主立宪,只甘于做内阁总理,才觉得主张共和的唐绍仪在和谈中出卖了袁世凯。严复哪里知道,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早已心猿意马,南北双方早已达成默契,面对“民国总统”的宝座,袁世凯巴不得早点把这江山献出去呢!

虽然一直反对革命共和,但在南下谈判的路途中,严复洞悉清廷的颓势和“民心大抵归革军”的现实,逐渐对建立民国开始怀抱希冀。他把革命形势比作一个热切等待的恋人,静听着心上人到来的声音。那段充满期待而又难熬的日子里,他焦灼的是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收拾局面。

举目四望,谁才是他心目中的铁腕人物呢?

严复感到只有举足轻重的袁世凯才是有能力砥柱神州的不二人选。袁世凯对严复也颇为重视。出任临时大总统之后,袁很快召见了严复,任命其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之后又任命他为总统府顾问官、海军部编译处总纂等。尽管有些怀疑袁世凯能否组织强势政府,但严复还是接受了袁世凯的聘请,期望以自己的才智帮助袁世凯尽快走上轨道。严复的转变令多年好友郑孝胥深恶痛绝,在他眼里,袁氏不忠于清室,篡位在前,大节已亏,自然不齿于君子,可严复还要投身这样一位“妖狐之露尾”的叛徒,简直令人发指。直到1918年11月有一次朋友请吃饭,一听说同约的还有严复,郑孝胥一口拒绝出席,仍然不屑与严复为伍。

对于“有励精图治之倾向”的新组内阁,严复满怀期望,不吝称赞袁世凯“文足定倾,武足戡乱”。为了早日结束“威令不出都门”的乱象,严复在私下里给友人的信中甚至说出“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富强之可岐乎”?

然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成立,带给中国人的热望并未能维持太久。革命只不过赶走了宝座上的皇帝,却没有赶走人们心中的皇帝。中国很快陷入到“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的尴尬境地,严复所预见的“一个糟糕的时期”来了,而且仿佛只有更坏,永无最坏。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政局动荡再次引发了社会动乱,这显然不是严复所愿意看到的,也与他最初引进的进化论理论南辕北辙。

一次,严复与辜鸿铭出席同一个宴会,酒过三巡,辜鸿铭忽然说,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人问他这二人是谁,辜鸿铭回答是严复和林纾。他拍桌骂道:“自严复《天演论》一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连祸结,不杀他天下何以有太平?”

坐在一旁的严复闻之默然。他和辜鸿铭同是福建同乡,又都有长期出洋的经历,面对这位同样横跨中西、学识一流的同行的痛批,严复内心几多苦涩,无从置辩。

世局如此,严复的心中蒙上了一层越来越沉重的阴影。对社会安定的祈望,压倒了对民主理想的追求,他日益渴望一种使社会持续稳定的政治体制,期待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因此,他对民国初年的党派之争一概厌恶透顶。而国民党人对袁世凯的抗争,反而促成他反对共和革命的立场。随后,在一系列内政外交上,严复坚定地为袁世凯站台呐喊。

严复认为,“二次革命”战乱之起,纯由国民党“不察事势,过尔破坏,大总统诚不得已而用兵”。面对战火重燃的局面,他热情献颂似地表白“但愿大总统福寿康宁,则吾济小人之幸福耳”,他还希望袁世凯拿出决断,像割除庭园里的牵牛花一样,除掉国民党,取消共和政体,恢复秩序与稳定。这时的严复,内心俨然已流露出改变国体的专制倾向。

面对民国乱象,严复采取了向袁世凯一边倒的态度,尤其大力支持袁试图以强人政治解决权力危机的铁腕思路,大力抨击革命党人为一己之私,而罔顾国家。人们尽可以批判严复的“混淆是非”,但是否曾想过,袁世凯固然暴露了专制者的本色,国民党人何曾没有患上革命幼稚病?宋教仁遇刺后,凶手已被拿获,朝野多数人都主张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问题,反对把刑事案件政治化。但孙中山不顾国民党众多领导人的反对,公然因为一起刑事案件而要举兵推翻合法政府,岂非拿国家命运当儿戏?

这次军事冒险一个多月便全军覆没,国民党徒自授人以柄,在民意中的形象产生大逆转。社会舆论本来完全同情革命党人一边,“二次革命”一起几乎都转而支持袁世凯了,革命党人反而成了孤家寡人,由本来备受尊崇的政党转而被舆论视为“暴民专制”组织,更开启了国民党后来一不如意,就起兵闹事的先河,习惯于“以暴制暴”地用枪杆子解决矛盾。

梦里走了很多路,醒来还是在床上。人民并不神圣,政府未必下流。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有几流的政府,它就要制造几流的人民。社会愈是动荡,越是驱迫严复倒向强人政治。时间久了,严复也并非看不出袁世凯的软肋。私下里他认为袁在旧日帝制时代,也不过“一才督抚耳”。他批评袁“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满意处甚多”。他也看到了袁世凯身上的守旧与专横,对袁不抱“过分之望”。在严复的眼中,袁的权力一步步增大,他的权威却在一天天减弱。然而乱世之中,他又觉得:“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

政治思想上的矛盾心态,表现为对袁世凯的暧昧态度。而书生天性中的优柔寡断、当断不断,却使严复背上人生最大的污名。这次把他架上火堆的,仍然是朋友。

1915年,袁世凯称帝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他派杨度几次三番找严复,劝他参加其登基专用机构“筹安会”,欲借一帮名士为其摇旗呐喊,严复自然在其笼络之中。

严复对袁世凯急于恢复“帝国体制”并不完全赞成,对袁世凯先前软禁蔡锷也极为反感。他觉得君主之威如今早已扫地,贸然复旧,只能乱上加乱。杨度继续哄劝他:筹安会只不过是搞学术研究,搞清楚君主制是否应当恢复,其他的事到时自然会水到渠成。既然只是研究,这对于使命感极强的严复而言,无疑很能打动人。严复就说,他固然认为中国此时仍应行君主制,问题在于根本没有合适的人选。

不等犹疑之中的严复把话说完,杨度就起身告别了。

严复见此情形不知所措,于是找弟子侯毅商量应付办法,并表示不愿勉强附和。

侯毅说:“先生既然不愿勉强附和,只有登报声明他们盗名。然而,他们既然打算借用先生的名义,必然会用强力手段胁迫先生就范。先生能乘夜潜逃吗?”

严复犹豫许久才说:“我年岁这么大了,而且哮喘病经常发作。像东汉末年张俭那样在逃亡路上东躲西藏,恐已难以忍受了。”

侯毅说:“那盗名不妨听之任之,只有始终不参与其中的活动罢了。明哲保身也是先圣所采取的策略。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下人最终会明白是非曲直,能理解先生的。”

就这样,严复决心采纳侯毅的“明哲保身”之策,对筹安会之事再也不愿过多地过问。

第二天,人们在筹安会发起人名单上,赫然见到了严复的大名,名列第三。严家门口多了两个荷枪的壮士,说是长官担心匪徒来相扰,派来警卫。严复自此闭门不出,筹安会找他去议事,便托病推辞。

一错之后,严复不愿再趟浑水。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质疑后,袁世凯派秘书夏寿田带四万元金票去拜见严复,请他写文章驳难。严复既没拿钱也没写文章。期间,他曾收到不下二十封信函,都说非驳梁不可,还有以刺杀相威胁的。严复拿着信去找夏寿田,表示:“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脱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

世人所谓的“筹安会六君子”,其余五人都有“劝进文”,唯独严复没有片言只字。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宣布称帝,严复谢绝袁世凯的任何邀请,静观其变,“其庆贺朝宴,均未入场”。据严复日记记载:“1月5日:内廷召宴,未赴。1月7日,阴,雪。内廷召见,未见。”

尽管并没有参加“筹安会”多少实际活动,但复辟帮凶的恶名终究难逃了。天津《广智报》当时画了一幅漫画:袁世凯头戴冠冕,身披龙袍,端坐正中,四方画着四条狗,分别代表筹安会“四大将”,其中之一,便是严复。

对于“走狗”这个侮辱称号,严复苦涩地道:我“狗了不狗,走也要走的”。在写给门生熊纯如的信中,严复检讨自己终究是书生,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筹安会之起,杨度强邀,其求达之目的,复所私衷反对者也。然而丈夫行事,既不能当机决绝,登报自明,则今日受责,即亦无以自解。”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的逆行终于走到尽头,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对此,严复却认为,袁世凯失败的原因不在恢复帝制,而是“就职五年,民不见德”。袁世凯撤销帝制当回总统后,独立各省坚持要他退位。面对倒袁的风潮,不识时务的严复又大唱反调,坚决认为“项城此时去,则天下必乱”。他说之所以反对逼袁退位,这并不是出于私情,而是以国家为重,“力去袁氏者,则与前之力亡满清正同,将又铸一大错耳”。

也许他认为袁即使为大盗,至少还有震慑住千千万万个小强盗的功能。后来果然大盗一去,小盗蜂起,袁世凯死后北洋武将群龙无首,各派争权夺利,民国乱象由此拉开序幕,中国人陷入更深的水火之中。

当众叛亲离的袁世凯于1916年6月去世,在一片举国欢庆声中,严复却立即关起门来,悲悲戚戚地写下一首《哭项城归榇》,表达对一代枭雄折戟沉沙的不忍之心:“化鹤归来日,人民认是非。”

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神医遍地,药方满天,可大多数都是野蛮莽撞的兽医,手里高举的是屠刀而非手术刀。皇权的合法性基础早已荡然无存,任何试图重新捡起破败龙袍继续招摇的举动,无疑都是自取其辱。至此,严复内心对现实的错觉和误解,似乎已达顶点。此后,他从现实的政局变动中多少体会到:复辟帝制,已是穷途末路。汉族强人,不可能有回天之力,“至于满人,更不消说”。

1920年代,“革命”已取代“进化”成为中国最主流的强势话语。坚持“共和之万万无当于中国”的严复式改良语体系,自然会淹没在滚滚的革命洪流之中。就连他一手创造的古奥生僻的文字、好古尚雅的文风,也因为其艰涩难懂逐渐走向衰落,晚年严复的话语受众日益减少,他的影响力急剧衰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列强相互残杀,目睹战争的惨况与巴黎和会中列强的无耻,近代西方文明的弊端暴露无遗,更是对严复当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最大嘲弄。为中国人寻找到的唯一出路,现在也断了,严复的挫败感可以想象。他在震惊之余不禁悲叹:“欧罗巴之战,仅三年矣,种民肝脑涂地,身葬海鱼以亿兆计,而犹未已。横暴残酷,于古无闻。”“文明科学,效其于人类知此。”他对西方文明的理想之梦随之也破灭,“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他对此时的西方世界用八个字评价:“利己杀人,寡廉鲜耻。”

1920年他回到家乡侯官,说:“还乡后,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中国已经走向一个充满激情的新时代,在新潮人物的眼中,严复已成为一个无法与同时代新人进行对话沟通的思想老人,充满精神的孤独。

纵然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但是严复却只淡淡地说:“以此却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

临终前,在他留给后人的遗嘱中,第一条便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他早前指出:“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但他本人却没有更多的精力专注于此,对传统文化的向现代性的转化殊少贡献。他在言辞激昂、充满激情地批判传统时,只为中国人的道德大厦重构粗绘了一幅巨大的工程图,如何施工建设,还要靠我们自己。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带着无限的惆怅,离开了人事纷攘的世界。除了次女严璆,其他众多子女都未能守在身边。两个月后,他与原配王夫人合葬于鳌头山。他的密友、前清大吏陈宝琛为其作墓志铭,题为:“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而严复生前自题墓碑:“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一个终生反对专制政体的启蒙思想家,却自甘披上一个消失的王朝作为精神归宿,盖棺论定。严复最后一次特立独行地展示他人生的悖论与谜题。

墓地青石围幛上,是他生前亲题的四个字:惟适之安。

 

来源: 《随笔》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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