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昌华:论黄遵宪的政治体制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6 次 更新时间:2014-04-21 21: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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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昌华 (进入专栏)  

  


   摘要:黄遵宪的政治体制思想主要包括议会政治思想、政党政治思想、公共空间思想和地方自治思想。他的这些思想丰富而独到,今天仍有重温与重申的价值。

   关键词:政治体制思想;议会政治;公共空间;地方自治

  

   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一段时间里岭南地区大的历史人物,包括思想家及社会改革的实践家群起。他们当中,能历久,不会轻易被“大浪”淘尽的有黄遵宪。

   黄遵宪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别署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观日道人、东海公、布袋和尚、公之它。广东嘉应(今梅县)人。2003年6月,总理温家宝在香港礼宾府出席香港“回归”六周年庆祝活动时,曾在即席讲话中背诵黄遵宪的诗。他说:“写香港的古诗不多,但是在飞机上看到香港美丽景色的时候,我还是想起了一首,那就是晚清著名外交家、著名诗人黄遵宪写的。黄遵宪五次途经香港,写过多首关于香港的诗,我很喜欢其中的一首,七言,四句: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温家宝即席背诵的黄遵宪这首诗是《赠梁任父同年(六首)》之四。他背诵完后说,“我不多加解释,只把最后两句说一下,就作为我的祝愿,让我们同胞们以杜鹃啼血之情,热爱我们香港,热爱祖国吧!以精卫填海之心去建设香港,去建设祖国吧!”据媒体称,此举引起了在场人士的“共鸣”![1]

   实际上,黄遵宪不但是晚清著名外交家、著名诗人,更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爱国思想家与社会改革活动家。是他,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向国人系统而全面地介绍西方先进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公共空间、地方自治等政治体制模式,并将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蓝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付之实践,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向世界潮流正确方向上迈进。

   一

   著名维新思想家、广东香山的郑观应(号陶斋,1842-1922)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逐步形成维新改良思想,主张变革以御外侮,认为欲张国势就必须改变专制政体,实行议院制的。对此,一般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中都有大量的书写。但是同是该时期岭南重要的思想家的黄遵宪的有关思想,则多不见于著录。实际上,黄氏有关的思想更独特和全面。

   据钱仲联的《黄公度先生年谱》光绪十三年条,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写成是在1887年。英国学者柯林武德说,“在发现证据是什么时,就已经是在解释它。”[2](P.140)同理,作为一位思想家,其对一种社会存在有意记述时也就是接受和肯定它了。翻看《日本国志》一书可以看到,黄遵宪书中对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最重要的政治设置议会,其的创设到内部组织结构,记述尤详。他在该书的《职官志二》中记述到,元老院(即议会)日本古代没有。明治维新开始时只是在太政官中设议政局。明治戊辰(1868年)十二月始置公议所于东京。但己巳(1869年)七月废。以后又设过集议院,但也废闭。辛未(1871年)年间并集议院于太政官。“其时太政官之权特重,议者欲仿西方开议院以分其权……连名上书请起民撰(选)议院。大学头加腾宏之驳论,谓民智未开,于时未可,然世论纷纭。”不得已,天皇被迫于壬申(1872年)二月下诏批准设议院之请,“于是遂设元老院。”[3](P. 162)

   日本议会内部的设置与运作规则,黄遵宪书中也有详细的介绍:“议长一人,副议长一人,主监临议场整顿院规。干事一人,院中会议庶务官(无定员),掌会议议案定决可否。书记官(无定员,凡四等)主宣读议草,纂修奏稿。书记生(无定员,凡十等)主文书档案……。凡制定新法、改正旧草,皆由内阁草具议案,以敕命交付本院(议案有应行议商者,有止应检视者,亦由内阁分别交付。若其事急应施行者先由内阁随时布告,再交本院检视亦可)。议官约三十员。议事之日会集诸员必逾三分之一乃得开议。议论既毕,专以人数多寡决事之从违。凡诸省(部)所上之事,已经内阁具案,亦得委员至本院陈述其意见,以备参酌。凡大臣、参议、省使、长官均得于议事日至院会议,惟不入于决议员数之列。凡人民于立法创制有所建白,本院得受其书而理之”。[3](P.163)

   日本的议会政治进一步完善,黄遵宪在书中给予了嘉许。他在《日本国志》的一条自注中写道:日本的“府县会议之制仿于泰西,以公国是而伸言民权,意甚美也。日本维新之初国皇会群臣,设五誓首曰:万机决于公论。壬申二月设大审院元老院。又诏称,朕今渐建立宪政体,期与汝众庶具赖其庆。由是国会之论纷纭起矣。当征韩论后,参议副岛种臣、板垣退助连名上书,请起民撰(选)议院。或者驳议以为未可,然而众口嚣嚣,叩阍求请,促开国会者踵趾相接。其势若不可止遏。政府不得已,始有府县会议员之设。是制之建,人人皆谓政出于民。民于地方情弊宜莫不洞悉。坐而言,起而行,必有大可观者。然余读明治十二年府县议事录,吾未知其果胜于官吏否也。虽然为议员,本已由民荐,荐而不当,民自任之,苟害于事,民亦自受。且府县会之所议,专在筹地方之税,以供府县之用。官为民筹费而民疑,民为民筹费而民信。民自以为分官之权,谋己之利。而官无筹费之名,得因民之利,以治民之事。其所议之当否,官又得操纵取舍于其间,终不至偏菀偏枯,使豪农富商罔利以为民害。故议会者设法之至巧者也。”[3](P.178)接着上边,黄遵宪进一步议论说:“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圣人以私济公而国大治,议会者,其霸者之道乎。” [3](P.178)

   类似于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汉密尔顿的利用人类之私而不是扭曲人性为治的思想,黄遵宪这里分明是在有意告诉清统治者如下的潜台词:民主的议会政治对你们一帮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议会政治既让人民参了政又能强国,又能使你们皇位永固。是双赢,不是单胜。从后来大清国各省咨议局的规定,开会重在议决民之税赋征收问题可以看出,黄的此“计谋”有效。清末统治者的实行新政,开展有限度的立宪活动,除了当时社会中下层人士的“逼”与“推”之外,不排除他们是被黄遵宪等人的“连哄带骗”上了宪政的“飞机”或“轮船”的结果。

   对于立宪议会政治,黄遵宪向往的是英国模式。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给梁启超的信中,黄遵宪写道,“公之所唱民权、自由之说,皆是也。公言中国政体,征之前此之历史,考之今日之程度,必以英吉利为师,是我辈所见略同矣。” [4](P.507)在同一信中,黄还说,“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改而为立宪政体。今日有识之士,敢断然决之,无疑义也。虽然,或以渐行,或以急进,或授之自上,或争之自民,何涂之从而达此目的,则吾不敢知也。” [4](P.509)黄遵宪当时就断言中国二十世纪必走向宪政体制,历史证明他的预见正确,尽管以后中国的真正宪政体制存在时间极短,并且目前还仍是中国人民所争取和向往的。

   此前,他在同年七月的另一封信中也曾论及中国政体问题,写道:“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乎?胸中蓄此十数年,而未尝一对人言,惟丁酉之六月初六日,对矢野公使言之,矢野力加禁诫。尔后盖缄口结舌。虽朝夕从公有游,犹以此大事未尝一露,想公亦未知其深也。” [4](P.491)由此语中可知,早在写作《日本国志》之时,黄遵宪就有了中国应该实行宪法政治的思想。

   何为“法英”与“君民共主”? “法英”就是效法英国的议会主权宪法政治制度;而英国在实际上不是君民共主国家,而是共和制的国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过,英国是个“披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此语甚是。[5](P.111)

   在《日本国志》一书的《礼俗志四》中,黄遵宪主要述及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宪政架构之下所形成的政党政治与公共空间广泛存在的新型社会之格局。

   黄遵宪在《礼俗志四》中写道,日本国“其关于政治者曰自由会,曰共和党曰立宪党曰改进党,曰渐进党。凡会必推一人或二三人为总理,次为副总理,次为干事。会中有事,奔走周旋联络通气皆干事司之。凡入会者书其姓名于藉例。有开会仪,推总理为首席,总理举其立会之主义以告于众,众人者亦以次演述其所见。每月或间月必招集会友互相谈燕,每岁汇叙所事,会计所费刊告于众。会中或论时事驳政体,刊之新闻纸。苟他党有不合者,摘发而论之,则必往复辩论,务伸其说而后已。” [3](P.393)

   对于以上组织的性质与特点,黄遵宪在自注中解释说,“自由者,不为人所拘束之义也,意谓人各有身,身各自由,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也”;关于共和党等,黄自注曰:“皆主改革政体为君民共主者也”;关于渐进党,黄自注曰:“意亦主改革政体,但以渐进为义。” [3](P.393)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曾有声势浩大的自由民权运动开展。以板垣退助为代表的士族反对派,先后组织立志社和爱国社,开展以建立民选议院为中心的民主改革运动。此后,民主自由主义的政治团体与党派纷纷建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881年成立的自由党。它宣传“主权在民”,否认“主权在君”,提倡“民定宪法”,反对“钦定宪法”。部分自由党的基层成员,还曾多次联合农民,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举行武装起义。黄的上述记述与解释,基本上与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中出现过的政治组织相吻合,是当时日本历史的真义与事实。

   日本的政党又曰会,其领导人有总理、干事等,黄的有关记述也准确。此点从有关中国历史的后例中能加以证明。比如,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即以会命名的。其的总理、干事等的设置,几乎完全按照的日本当时的一套惯例。

   当时日本其他的社会公共空间设施,黄遵宪在书中也有详细记述:“有关于学术者,曰天文会、曰地理会、曰斯文会(汉学家之会)、曰兰学会(治和兰学)、曰英学会、曰诗会、曰歌会。关于刑法者,曰明法会、曰讲律会、曰代言人会(熟于法律代人理词讼曰代言人)。关于宗教者,曰佛教会、曰某曰某(佛教中又分宗派也),曰神道会、曰某曰某(神道中又分支派也),曰耶稣会、曰天主会、曰希腊教会。曰洋医会、曰剖解会(洋医中之讲求剖解肢体者也)。关于农业者,曰植物会、曰动物会、曰要术会。关于商贾者,曰商法会(讲求商法教以记数诸法),曰某物某物会。会皆各就其所业以讲求其术。会友有所疑则发问,有答辩之者。有所知则告人,有引伸之驳论之者。此外,商人敛资合伙以为商,均各就其事名曰某会某社。其总理以投票公撰(选)之。每岁举其商业之盛衰盈虚告于人。所得之利按股而均分之。凡商业之大者,均系敛资,无以一二人独力为之者。” [3](P.394)

   对于日本社会上述自明治维新开始以来形成的类似于欧美社会内的公共空间,黄遵宪在书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许。他在书的一处评说到,“社会者,合众人之才力、众人之名望、众人之技艺、众人之声气,以期遂其志也,”日本之所富强文明,与此关系甚大。[3](P.393)他在书中的另一处写道:“天之生人也,飞不如禽,走不如兽,而世界以人为贵,以人能合人之力以为力,而禽兽不能故也……,余观泰西人之行事,类以联合力而为之。自国家行政逮于商贾营业,举凡排山倒海之险,轮船电线之奇,无不籍众人之力以成事。其所以联合之故,有礼以区别之,有法以整齐之,有情以联络之。故能维持众人之力而不涣散。其横行世界莫之能抗者,恃此术也。尝考其国俗,无一事不立会,无一人不结党,此亦一党,彼亦一党,则又树其联合之力相激而相争。若英之守旧党改进党,美之合众党民主党,力之最大争之最甚者也。” [3](P.394)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的民族灾难加深,黄遵宪在上海参加了维新重要政治团体强学会。(又名译书局或强学书局)次年,他又以救亡图存为己志出资创办《时务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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