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费孝通:苦心孤诣留信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74 次 更新时间:2015-01-18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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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冠生所著《乡土的足音──费孝通足迹、笔迹、心迹》的附录中,有费孝通先生写的22通书信,统称《干校家书》。这批信件是费孝通在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时写给大哥费振东的;“文革”结束后,费振东儿子整理其父亲遗物时才发现。看看这些书信的内容,再看看费孝通的处理方式——不是单独拿去发表,而是附录在一本传记之后,就可以发现他的良苦用心。


所谓五七干校是根据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建立的。这东西与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样,是“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防修反修”的一项“战略决策”。费孝通在干校的时间是1969年至1972年,大约三年左右。作为“脱帽右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本来是被监控的对象。后来监控稍微松动,允许他给家里写信。但他知道,信件随时可能被检查,所以不敢畅所欲言。尽管如此,他还是利用这一机会,尽量把当时的生活思想状况记录下来。其中大自国内外形势,例如乒乓外交、越南战争、林彪事件之类,小到吃喝拉撒睡,包括身体保健、医药处方等等,都有所及。


从通信中不难看出,年己花甲的费孝通在一开始还是诚心诚意接受劳动改造的。比如刚去干校时住房非常紧张,他认为只要在思想上“向贫下中农看齐,不怕挤,不怕苦”,就能忍受眼前的困难。对于正在开展的深挖“五•一六”分子的政治运动,他认为虽然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才能解决思想问题,“但又不能老是等着人人觉悟,所以有不断搞运动的需要”。有意思的是,当时他因为憋不住小便,曾十分赞赏农村可以随地大小便的落后习惯,并说在这里“可以不受文化的限制”,“感到很舒服”。半年后,他甚至产生“终老是乡”的念头。他的这些想法与干校的宗旨和要求比较吻合。


尽管如此,费孝通还是一个动辄得咎的改造对象。在干校过第一个春节时,他因为在水煮黄豆中加了点罐头肉,有人就上纲上线地批评他对旧生活多有留恋。于是他在信中不无牢骚地说:要杜绝这种事情,“釜底抽薪之法,只有改革工资,或是根本不出产那些会引起留恋旧生活的东西”。他还说:在生活上“主动地和贫下中农看齐,……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我现在还做不到。”此外,他还以演戏作比,认为这些人做事就像打了脸谱似的,不能细看,更不能细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费孝通的叛逆思想也与日俱增。比如写第七封信时正好是五一劳动节。劳动节要放假,还要吃好的,这与当年崇尚劳动的宣传以及吃忆苦饭的作法很不合拍,所以他在信中不无讽刺地说:“五一节而吃肉食不劳动也,岂不辜负了佳节?” 又如当时向农民买鸡蛋也被当作路线斗争的一种表现,于是他在第九封信中又说:“在鸡蛋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也很激烈,……希望能减少自由市场的歪风。能否收效,我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吃得到鸡蛋是事实,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最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封信。秋收的时候,费孝通被派到大田巡逻,担任“看青”任务。看青结束后他在信中说:“一个月来战战兢兢,尚无大错。如果仔细追查,思想里自然有许多不正当的考虑,结果也必然引起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害。”所谓“不正当的考虑”,指的是:“看到农民没有柴烧,老妇儿童纷纷来棉田拾棉杆,你说让不让他们拾?让,不坚持保卫国家利益;不让,不体贴贫下中农的困难;又让又不让,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于是他感慨道:“置身于国家、集体、个人三种利益的矛盾之中,……要坚持原则,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谈何容易。”寥寥数语,把农民贫困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尖锐冲突,以及自己在这种夹缝中的尴尬处境描绘得淋漓尽致。


难能可贵的是,“反右”运动之前担任过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的费孝通,在干校时早已身不由己了,还非常关心他所熟悉浦熙修、罗隆基、潘光旦、吴寿彭等著名人士。在通信中,他借口想读鲁迅,请大哥向浦二姊去借《鲁迅全集》,意在保存“老罗之物”;在传达有关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恩师潘光旦和前辈吴寿彭,认为像这样的翻译家,在中国属于“稀有金属”,未来几十年不会有人超越,必须加以保护。此外,他还在信中对那句盛行一时的“毛主席语录”发表评论:“‘矫枉必须过正’,但一过正就又会出现枉,一枉就又要矫,又得过正。人生几何,经得起几番风雨!”这些话若是被检查出来,那可是弥天大罪。


费孝通在干校的最后一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林彪事件,他在家书中对此也有精彩的议论:


——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早在“政变论”中伏下杀机,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们不是早就见到了的么?但是事物发展得如此迅速和鲜明,却是预料所不及的了。看来现在一切事情都是“浓缩”了,过去要十年百年才完成的过程,现在几年几月就够了。

——话还是不必多说了,还是争取多活几年,多看看这个急速变动中的世界吧。

——那出惊骇故事如果不是这样结束,那真是不堪设想的。我觉得诧异的倒是这个家伙头脑似乎是简单了一些。当然我们能知道的不可能太完全,实际应当更复杂些。


这些话说得多好啊!遗憾的是,他已经不可能再活几年,多看看这个急速变动中的世界了。


值得一提的是,从传记中我们看到,费孝通在80年代接受外宾采访时曾说:“现在这些老知识分子正在写回忆录,描写那时候类似的感觉。”我不知道他的回忆录进展如何,只知道后来他又说,“我再也不愿意回想这段情节”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22通“干校家书”就更加珍贵了。因为它毕竟真实地纪录了费孝通当时的经历和思考,是研究那个时代的第一手资料。


写于1996.11.3,

改于200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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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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