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时接到告诫，要警惕“全盘西化”。其实，在中国史上，早已有过两次“全盘西化”的经历，一次是东汉末年的佛教东进，一次是五四之后的马列西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全盘西化”，并非对方的强加与侵入，都是国人自主选择与引进的结果。
夹在这两次“全盘”之间，明清之际耶稣与科技进入中国未及“半盘”，却遇到顽强阻击。佛教东进虽也遭遇“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的“灭佛”，“天下名山”仍然“僧占多”，耶稣与科技就没有如此幸运了，清初守旧势力乘顺治驾崩、康熙年幼的空隙，一举挫败了以汤若望（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比尔，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出生于今德国科隆）为首的天主教与历法学，大批科技骨干惨遭杀害。这就是满人入关之初发生的“康熙历狱”。
康熙历狱的始作俑者是杨光先（1597－1669），这个对外部世界懵懂无知，对固有文化抱残守缺的儒生，如同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骑着一匹瘦弱的帝国老马，戴着一顶破了洞的士林头盔，手持一柄生了锈的儒家长矛，在王朝的余晖里，向着他根本不了解的西方文化风车宣战。从顺治至康熙初年，他以“正三纲、守四维”的忧患意识，多次上书朝廷，先后撰写《辟邪论》、《请诛邪教状》、《摘谬十论》等文章，对西方历法口诛笔伐，成为反对外来文化、抵制对外开放的极“左”先驱。
这些文字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然而，杨光先的论述却是十分庄重、十分认真的，比如，他如此理解耶稣，“天主耶稣谋反于如德亚国（今以色列），事露正法，同二盗钉死十字架上……”（《与许青屿侍御书》）“耶稣乃谋反正法之贼首，非安分守法之良民也。”（《邪教三图说评》）他如此质疑十字架，“十字架何物也？以中夏之刑具考之，实凌迟重犯之木驴子尔。”（《辟邪论》上）“凡皈之者，必令粘一十字架于门上，安知其非左道之暗号乎？”（《辟邪论》下）他如此否定天文望远镜，“日月食于天上，分秒之数人仰头即见之，何必用彼教之望远镜以定分秒耶？不知望远镜有展小为大之异，废目用镜，中夏之士大夫落其术中矣！”（《镜余》）无知者无畏，可见一斑！
在较早的欧洲文明中，大地是圆球体，已为人们所认识。这为17世纪初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所证实。然而，活跃于17世纪下半叶的杨光先仍然抱着“天圆地方，华夏居中”的陈腐谬见，对这一科学常识予以嘲笑与攻击。不过，他攻击的“新法之妄，其病根起于彼教之舆图。谓覆载之内万国之大地，总如一圆球，上下四旁布列国土，虚悬于太空之内。”这个说法还是符合事实的。杨光先质问汤若望，如果地球是圆的，地球上面的人站着，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象蜾虫趴在墙上横立壁行，或在楼板之下倒立悬挂？自然法则，水往低流，难道汤若望见过海水倒倾而不下淌？中国人在地球上方，西洋人在地球下方，果真如此，岂不是西洋只有鱼鳖，汤若望也非人类了（“西洋皆为鱼鳖，而若望不得为人矣！”）。甚至还有地球上下人们只能“脚心相对”、大地重压之下人们只能“为鬼为泥”的无知妄说。（《孽镜》）他不怀好意地揣度，汤若望宣称“大地球体说”，“明谓我中夏是彼西洋脚底所踹之国，其轻贱我中夏甚已！”（《同上》）
杨光先扳倒汤若望，有两条致命的理由，其一，清顺治元年（1644），汤若望向新皇献上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天文仪器，并准确预测了当年八月初一发生的日食，取得了摄政王多尔衮的信任，决定从顺治二年采用汤若望编纂的新历法，定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并拜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国家天文台台长）。杨光先设身处地为满清皇朝争名分、争正统，他认定，“名分定而上国尊，历法正而大典光”（《正国体呈稿》），他以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紧紧咬住《时宪历》封面的“依西洋历法”做文章。他指责汤若望以此五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其实质是以西洋文化“苗裔我君臣，学徒我周孔”，在政治上否定大清的优越性，在文化上贬低中夏的正统性，反映了姓夏姓洋、姓中姓西的尖锐政治斗争。从这点上看，杨光先堪称争论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隔代鼻祖。为达目的，杨光先滥加比附，无限上纲，竟称汤若望欲以此五字实现“伏羲是彼教之苗裔，‘六经’是彼教之微言”的罪恶用心（《与许青屿侍御书》）。如此以来，汤若望的行为，“于名则有无将之诛，于法则有扰纪之罪”。（《正国体呈稿》）
其二，杨光先抓住汤若望“进二百年之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杨光先的确研究透了皇朝的心理。中国的皇权专制始于秦代。秦始皇登基之初就曾声明：“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代以降，历代王朝都是一家一姓之政权，无不希望国运隆昌，帝祚绵长，子子孙孙，一代一代传下去。汤若望进二百年之新历，在他看来，恰恰是他扳倒耶稣会士的天赐良机。他上书朝廷称，“臣子于君必以万寿为祝，愿国祚之无疆。”（《摘谬十论》）汤若望向朝廷进200年之新历，此举绝对别有用心，用心险恶地指责汤若望意在诅咒刚刚定鼎的新朝帝业不永，国运短暂，“其罪曷可胜诛！”他根本无视《时宪历》中有《永年表》，也根本无视其疏略中本有“本朝历法，度越前代，为亿万年历数无疆”的说法（南怀仁《历法不得已辩》）。在此问题上，没有什么比有所选择的“政治正确”更正确的选择了。杨光先以布衣之身，对朝廷如此设身处地，比起一些厕身“南书房”、“国史馆”里的御用文人更忠贞。
应当说，杨光先必欲致汤若望于死地的两个理由，都不是宗教与历法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杨光先之所以体现出超强的政治敏感性与政治鉴别力，与其灵魂深处那颗始终不甘寂寞、总想出人头地、充满敌情意识的头颅大有关系，何况汤若望这些西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殊。”（《辟邪论》下）于是他窥测时机，以求一逞，开始连篇累牍地给朝廷发出雪片般地举报信。杨光先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在辅政大臣鳌拜处遇到了知音，以汤若望误用《洪范》五行作为导火索，康熙四年（1665），汤若望等西洋人士以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三项罪名，被判死刑（后改流放），五名中国科技人员惨遭处决，废止《时宪历》，恢复《大统历》，并禁止中国居民信奉天主教。杨光先作为“京漂一族”，竟然进入钦天监。这就是康熙历狱的基本结局。
杨光先并非一味投靠权贵、邀宠朝臣的蝇营狗苟之辈，他有着十分清晰的指导思想与行动纲领，他曾明确宣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日食天象验》）杨光先这句名言及事迹，鲁迅先生在《坟·看镜有感》中曾有专门论述。杨光先对自己的警世通言如此阐释，“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抱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之无日也……”（《日食天象验》）康熙历狱发生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英国工业革命前夕，杨光先辈不识世界大势，无视科技进步，闭目塞听，自我感觉良好；抱残守缺，只求稳固皇权。尽管此后的“康乾盛世”回光返照，到头来在西方文明面前终于一败涂地。对他这句话，凡是经过“文革”的人们，都会感到似曾相识。从语序上说，“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不是极其相似？从逻辑上说，发展科技要警惕“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不是如出一辙？这些奉行极左思维的古今人士，似乎有一个穿越时空的共识，都是杯弓蛇影，都是不共戴天，似乎天生以防范与抵制西方文化为己任，杨光先就明确指出，“毋论其交食不准之甚，即使准矣，而大清国卧榻之内，岂惯谋夺人国之西洋人鼾睡地耶？”（同上）
康熙历狱的结局也许真的出乎杨光先的意料，这个徽州布衣竟然一跃而为京城大员。然而，他的顶子却是被其诬陷的科技人员的鲜血染红的。历狱风波过后，朝廷即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副。杨光先深知本人之斤两，用空洞的政治，虚伪的礼教攻击他人是拿手好戏，让他直接从事历法研究与历法制定，登刻原形毕露，底气尽失。于是他一方面战战兢兢连上五道“叩阍辞疏”，一方面将其举报信件辑成《不得已》以表心迹，一改对西洋学者的盛气凌人，他在皇上面前却胆怯心虚，坦承自己“只知历理，不知历数”，一个“不能算历之夫”，显然不能“滥受钦天之职”。岂知朝廷偏偏“认准”了这个人才，不仅屡辞不准，而且就地转正（改任钦天监监正）。正如《清史稿》所载，杨光先“顾学术自审不逮远甚，既屡辞不获，乃引吴明烜为监副。”（《杨光先传》）
自恢复“大统历”后，杨光先等人在实际应用中屡出差错。清廷心知杨光先不能胜任，只得重新起用西洋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菲迪南特·阜泌斯脱，1623—1688，比利时人）主持历法。南怀仁当然有着为汤若望正名及将杨光先扳倒之用意，然而，如何判明《时宪历》与《大统历》之正误，如何判明汤若望与杨光先之是非，这在天文和历法学上，只凭信口雌黄、巧言令色是无法服人的。解决的办法在哪里？南怀仁指出，“测验为诸辩之据”，即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年轻的玄烨亲政之初，即决定让实践来充当裁判，并直接主持了两派历法的公开测验活动。康熙八年（1669），皇帝召集杨光先、吴明烜、南怀仁等一起讨论天文历法，命他们各自到观象台，“预推正午日影之处”。经过连续三天的实地测验，南怀仁推测无误，而杨光先、吴明烜却屡出差误。为了进一步验证，康熙又召集大学士图海等20名大臣同到观象台观看南怀仁、吴明烜进行“立春”、“雨水”等五项测验，结果“南怀仁言悉应”而“明恒言悉不应”。经过多次实验和调查，证明汤若望、南怀仁所制历法精度更高。康熙毅然决定停用“大统历”，复用“时宪历”，罢黜杨光先钦天监监正，以南怀仁代之。杨光先的结局是，“坐光先斩，（皇）上以光先老，贷其死，遣回籍，道卒。”（《清史稿》列传五十九）鲁迅先生对此的解释是：“他竟论了大辟，可是没有杀，放归，死于途中了。”（《看镜有感》）当年，康熙帝即给已于三年前病死的汤若望平反，并为其亲撰祭文，其中有云：“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载有该碑文的汤若望的墓碑至今仍然保存在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北京市委党校院内。
《清史稿》模仿《资治通鉴》的“臣光曰”，在列传五十九之后也加了一段“论曰”：“汤若望、南怀仁所述作，与杨光先所攻讦，浅深疏密，今人人能言之。其在当日，嫉忌远人，牵涉宗教，引绳批根，互为起仆，诚一时得失之林也。圣祖（康熙帝）尝言，当历法争议未已，己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乃发愤揅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阃奥。”的确，康熙帝曾经给皇子们回忆过自己对天文、数学的兴趣与当初“历法之争”之间的渊源：“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康熙庭训格言》）康熙皇帝与彼得大帝都曾致力于学习西方文化与科技，但出发点不同，后者是为沙皇俄国之强大，前者只为强化个人的统治能力，“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一语道破心迹。
历史的确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康熙历狱的阴影竟然覆盖了其后几个世纪。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愚昧无知，盲目排外的拳民蜂涌而上，位于北京滕公栅栏的外国传教士墓园惨遭劫难，墓地被毁、墓穴被掘、墓碑被砸。八国联军进京后，根据《辛丑条约》，清政府于1903年重修墓地和教堂，并将散落的教士墓碑镶嵌在教堂的墙面上。清政府为此立碑称：“此处乃钦赐天主教历代传教士之茔地。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乱，焚堂决墓，伐树碎碑，践为土平。迨议和之后，中国朝廷为已亡诸教士雪侮涤耻，特发帑银一万两，重新修建。勒于贞珉，永为殷鉴。大清光绪二十九年秋月立。”可以看出，清廷对这些墓碑的复原与重建，充满了太多的被迫与无奈。
1966年，“文革”狂飙骤起，墓园再次遭到摧残。不过这次的破坏者不是拳匪，而是杨光先式的红卫兵。红卫兵勒令主管单位3天内拆毁墓碑。有人提议，将传教士墓碑深埋地下，令其“永世不得翻身”，得到了红卫兵认可。传教士的墓地消失了，墓碑却被保存下来。1978年10月，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批准重修外国传教士墓园。1979年墓地得到修复，并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目录。
康熙历狱距今已近350年，今日中国仍然不乏杨光先之类的御用文人，鸱张簧鼓，声嘶力竭，高扬的旗帜、弥漫的仇绪、空洞的言词、混乱的逻辑，拼命抵制世界文明潮流，将人类文明成果视若洪水猛兽。在当今，即使像康熙帝这样实用主义地学习西方文化与科技者也已罕见，更有一些人开始自傲地宣布《中国没有榜样》，甚至打造出“中国模式”，意味着中国可以批量制造可供各国模仿的范本。
鲁迅先生在《看镜有感》中指出：“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如同自然界的植物需要“交流”花粉才能优化物种一样，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人类共同进步、正常发展的美好事业。我们吃过虚骄自大、闭关锁国的亏，也尝过丧权辱国、被迫开放的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从精神文化上、民族心理上彻底摆脱康熙历狱的阴影，坚持与不同文化、不同民族进行交流的正确方向，学习世界上所有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治国经验，以实现我们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倘再不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则杨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沥陈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时候，大概是不劳久待的罢。”
2014年广东省政协《同舟共进》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