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红标: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5 次 更新时间:2014-02-15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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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被毛泽东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宇报"〔1〕。关于它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权威的说法是:这张大字报由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策划,并且指使或者授意聂元梓等人写成。笔者主要依据对大字报作者等当事人的访问及其他口述资料对此说提出质疑,并认为:大字报是由聂元梓等人自己发起,受到曹轶欧等人的推动和支持,经毛泽东批示在传媒发表而影响全国;曹轶欧与大字报的关系是"推动"和"支持",而不是"策划"或"指使"。2001年以来,先后以"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党史组"等三种署名、稍加编辑多次发表的一篇文章《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以下简称"北文"),激烈地反驳笔者的观点,坚持康生、曹轶欧指使的说法,引证了很多不曾公开的官方资料〔2〕。笔者为学术争鸣和更多资料得到披露感到欣喜〔3〕,同时坚持以往的判断:曹轶欧与大字报作者的关系足推动和支持,而不是策划和指使,并愿意就此与"北文"的作者商榷。

 

一、"指使说"与"推动支持说"的分歧

在展开主题的探讨之前,不得不申明的是:关于大字报史实的考订,是学术问题,应遵循学术的而非其他的标准和规范。所以要强调这个本应不言而喻的前提,是鉴于"北文"指责质疑"指使说"的观点是"混淆是非,为康生、曹轶欧开脱罪责",这令人想到某种过去了的时代所盛行的泛政治的语言和思维模式。学术探讨提倡百家争鸣,尊重学术自由、学者尊严。笔者愿以此自律。

笔者以为,关于北京大学这张大字报的争论焦点,只是康生、曹轶欧与大字报的关系,即康生和曹轶欧是"指使"还是"推动和支持"了大字报的产生;至于这张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恶劣影响,则不因其是否为康生指使而有所改变,也不是分歧所在。争论中的第一种观点认为大字报是康生和曹轶欧策划、指使或者授意聂元梓等人写的,权且简称其为"指使说"。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康生、曹轶欧的作用是"推动和支持",简称其为"推动支持说"。"指使说"与"推动支持说"的分歧之处在于大字报的主使者、创意者是谁?是康生、曹轶欧,还是聂元梓等人自己?

"指使说"对于指使的史实细节描述又有某些差别。其第一个版本告诉人们: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聂元梓写大字报,指使的途径是:曹轶欧--聂元梓。这是"文革"结束以后十多年里的权威说法。《北京日报》记者林浩基对北京大学原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的访谈录《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出笼的--揭露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是影响最大的一篇〔4〕。文章说大字报的产生是康生指使其妻曹轶欧"精心策划,点火北大,上整市委、中央,搞乱全国的重大阴谋"。文章作了这样的描述:1966年5月14日康生派他的老婆曹轶欧带调查组到北大。康生和曹轶欧多次与聂元梓密谈,达成反革命政治交易。"五月下旬,'调查组'亲自出马,召集北大一些人开会,直接授意写大字报。大字报写什么内容,他们煞费了一番苦心。开始,他们准备翻北大社教的案,但感到马上把锋芒指向中央,时机还不成熟,不如从市委下手容易得逞。"文章又说:"聂元梓根据曹轶欧这个调子,同其他几个人一起密商、起草大字报。他们两易其稿,终于炮制了出来"。文章集中描述曹轶欧指使聂元梓的经过,同时一带而过地含糊提到"北大一些人",后者通常没有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陆平同志对记者说,关于康生、曹轶欧策划大字报的情况他是在十几年后才清楚的,当时并不知道。文章没有提供可供学者考察的详细资料依据。

"北文"提出了"指使说"的第二个版本:大字报的主谋为康生、曹轶欧;经过曹轶欧授意其下属张恩慈串联杨克明等人写成〔5〕。它与第一个版本的差别在于对指使渠道的描述。"北文"强调传达授意的途径是曹轶欧-张恩慈-杨克明,这与20年前权威说法所着意描述的曹轶欧-聂元梓途径不一致,但是"北文"也没有否定而只是淡化了曹轶欧--聂元梓的途径。"北文"坚持20年前权威的结论,同样主要依据70年代末政治审查的资料,但是为什么在关键性细节描述上作了调整呢?"北文"没有作出解释。

"推动支持说"认为:大字报由聂元梓等人自己发起,康生和曹轶欧给予了推动和支持。大字报贴出以后,毛泽东根据政治需要作出广播和发表这张大字报的决策,使其具有了全局性的影响。笔者持这种看法〔6〕,认为应当将曹轶欧及张恩慈的作用实事求是地概括为"推动和支持",而"指使"、"授意"或者"策划"的说法很牵强。问题的关键是,大字报是杨克明、聂元梓等6人要写的,内容是他们自己讨论决定的,而不是遵照他人的事先策划行事。曹轶欧和张恩慈的作用是推动和支持北大的这些人,包括大字报贴出之前和贴出之后。

此外,穆欣先生也发表文章否定"指使说"。穆欣的文章提到:"康生虽然事先没有插手这张大字报,但他处于惟恐天下不乱的心态,对这张大字报的出现是情有独钟,极力支持的。"〔7〕笔者赞同康生支持大字报的说法,但是也想指出:有资料证明曹轶欧在大字报贴出以前对聂元梓表示了支持,张恩慈也对杨克明等人写大字报有直接影响,虽然难说是指使,却也难逃干系;鉴于康生与曹轶欧的特殊关系,故对"康生虽然事先没有插手大字报"的表述,不敢苟同。笔者和穆欣先生文章质疑的对象是"指使说"的第一个版本,而本文是对第二个版本的回应。

 

二、聂元梓与曹轶欧的接触不构成"指使"

在大字报贴出的前后,聂元梓与曹轶欧有过几次接触。据聂元梓讲,其中两次与北京大学有关,其余是谈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问题,与北大无关。

聂元梓回忆〔8〕,在中央5月16日《通知》传达之前,曹轶欧在北京大学找她谈话〔9〕。当时聂元梓正在准备按照学校领导的安排下乡参加"四清"运动。曹轶欧对聂元梓说:你们就这样算完了?让人家整了一通,放下去搞"四清",说走就走,学校的事情不管了?聂元梓回忆说,她自己当时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或"四清"运动)的挫折,心灰意冷,正想办法调离北大,同时也不清楚中央的情况,因而对曹轶欧的意见态度冷淡没有响应,随后到怀柔去为参加"四清"作安排。曹轶欧的这次谈话没有产生结果。

此后,聂元梓几次找到曹轶欧,是为向康生"检举"安子文与某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聂元梓说这几次见曹轶欧、康生,都没有谈及北京大学的问题。

聂元梓与曹轶欧再次谈到北京大学问题,是聂元梓与哲学系几位教员开始讨论写大字报之后。有教员提出写大字报,聂元梓也赞成,但是想到要请示上级,于是到西颐宾馆见曹轶欧〔10〕。聂元梓回忆说,她问曹轶欧:"能不能给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贴大字报?"曹轶欧回答说:"能。"又说,只要符合中央(5月16日)《通知》的精神就行,要很好地学习《通知》。聂元梓没有提大字报要写什么内容。讨回一个"能"写大字报的"上级精神",聂元梓心中就有了底〔11〕。

聂元梓回忆说,大字报贴出的当晚,到北大的华北局领导池必卿曾责问她:为什么贴大字报这样重大的事情不向组织请示,身为老干部,应当懂组织纪律。聂元梓回答说:请示了,"曹轶欧让我贴的。"〔12〕十分清楚,聂元梓这里所说的正是她在其他教员提议写大字报以后"请示"曹轶欧,并得到认可一事。

综合上述资料可知,写大字报的动议是聂元梓之外的其他教员提出的,经聂元梓"请示"曹轶欧,曹表示了认可。聂元梓与曹轶欧两次谈北京大学的问题,可以说明曹轶欧对聂元梓等人大字报起了推动和支持的作用,但是难以作为"指使"的充分证据,并不是有影响、有关系就可以笼统地称之为"指使"、"授意"的。

"北文"引用聂元梓在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对华北局来人讲的一段话,作为指使的依据:"大字报并不是我们自己(要)搞的,是曹轶欧叫我们搞的。"对此,有必要作一些辨析。

〔1〕引文中的"要"字打了括号,按常规,说明是引用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加进去的。引文原文不通,语意不明,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加上"要"字,即表示他们没有写大字报的意愿,而是按照曹轶欧的意图写的。加上其他字,又可能有其他解释。作为主要证据的引文应当是原文,万不得已加字,也必须有足够的佐证,以避免曲解。"北文"在没有举出佐证的情况下加上"要"字,至少不够严谨。

〔2〕这句话的含义本来不难搞清楚,这里所谓"曹轶欧叫我们搞的"与前述聂元梓回忆所称"曹轶欧让我贴的"大致相同。这一条资料的来源"北文"没有注明,可能是华北局领导人池必卿在1980年3月给审查人员写的材料〔13〕,也可能是聂元梓的交代。如果这段引文来自池必卿,就印证了聂元梓回忆中的相关内容。了解聂元梓这段时间与曹轶欧的接触情况,就不难得知,聂元梓此话的原意是指她向曹轶欧"请示"并得到认可一事。聂元梓等人酝酿写大字报在先,"请示"在后。聂元梓所说曹轶欧"让"写或者"叫"写,是"允许"或者"认可"的意思,而不是"指使"的意思。"叫"字与"让"字都是多义字,至少有"指使"或者"允许"两个含义,确切含义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现代汉语词典》对此有清楚的释义。

"指使说"的第一个版本称曹轶欧指使聂元梓写大字报,却没有为此提供资料依据。20年后,"北文"仍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这或许是"北文"没有像20年前的文章那样,着意于曹轶欧指使聂元梓,而强调张恩慈指使杨克明这条线索的一个原因。

问题是:如果没有足够证据说明曹轶欧授意聂元梓写大字报,或者如"北文"所强调的,授意主要是经过另一个渠道,即张恩慈找杨克明进行的,那么为什么要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向公众提供了曹轶欧指使聂元梓的活动描述,而没有讲明当时已经掌握的从张恩慈到杨克明这个线索?笔者听到一种解释是,当时为了在政治上保护聂元梓之外的其他大字报署名人。如果接受这个解释,这种描述也就在实际上不能被看做确切的历史事实,而只是经过善意取舍的故事。

 

三、张恩慈与杨克明及其他教员的接触

在大字报的产生过程中,张恩慈与杨克明、宋一秀、高云鹏的接触,对大字报有比较直接的影响,而相关资料又存在出入,需要认真考察和分析。

张恩慈与杨克明的接触是考察的关键。据杨克明1993年回忆,中央5月16日《通知》传达以后,他起先打算写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材料,去找张恩慈,想请张恩慈帮助递送中央。张恩慈表示,现在向中央递送材料的人很多,中央看不过来,递了也没有多大用处。杨克明打听有关政治运动的消息,张恩慈说彭真确实已经垮台,北京市委、《北京日报》社已经有大字报了。张恩慈从北大哲学系调出不久,两人都曾经是北大社教运动中批判学校党委的积极分子,杨克明说他们是"战友"之间交换情况和意见。张恩慈没有说康生、曹轶欧有什么意图,也没有主张由杨克明组织写大字报。杨克明从谈话中得出印象:还是大字报来得快。回北大以后他向赵正义等人谈了这个看法,几人讨论决定写大字报。开始要写社教问题,讨论中大家决定改为写文化革命问题。

关于杨克明与张恩慈谈话的细节,相关资料有出入。据"北文"提供的1978年6月杨克明的交代,他说:张恩慈的话对我确实起了启发作用,又可以说是暗示作用。这个说法与杨克明1993年的回忆基本一致。"北文"提供的杨克明1978年12月的交代说:"他(张恩兹)又说:现在北京市委机关里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了,还是这样来得快。"这就是说,"还是大字报来得快"是张恩慈提出,而不仅是杨克明的印象,与1993年的回忆有差别。此外,这句话是就北京市委还是北京大学的情况而言,并不明确。"北文"还提供了杨克明1967年7月致戚本禹函所附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作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指示"一词所表达的意思,与杨克明在1993年回忆的说法有明显的差别。

张恩慈回答笔者的询问时说(大意):曹轶欧没有指示我去找人写大字报,杨克明来找我说要写个关于北大四清的材料,我说写材料没有用,北京市委都有人写大字报了。后来他们的大字报写"文革"的问题。大字报贴出来以后,我才知道。笔者的印象是,张恩慈认为杨克明与他谈的是四清问题,大字报写的是"文革"问题,不是一回事,所以他说大字报贴出来才知道,是特别就其内容而言。张恩慈应当知道杨克明等人酝酿大字报一事〔14〕。

据大字报的另外两位作者宋一秀和高云鹏回忆,调查组进校不久,他们找到调查组成员张恩慈,谈论北京大学的运动,对运动的状况表示不满。张恩慈介绍说,调查组到北大是为了调查学术批判情况。他说,北大的运动有点死气沉沉,法律系组织师生整理古代平反冤狱的历史资料,埋头故纸堆,方向不对。谈到如何打开局面,张恩慈提议串联左派。而宋一秀、高云鹏说:"社教运动中的左派大多数被派到远郊区搞社教运动去了,很难串联,是否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之类的东西?"张恩慈也拿不准,既没有积极肯定,也没有断然否定,只是说"你们如果写,也只能贴到党委办公室的门口"。意思是说,要写大字报也不能公开张贴。据这段回忆,张恩慈默认了两位北大教师提出的贴大字报、小字报的想法,但是表示不能公开贴。后来这些教员没有很在意张恩慈的意见,把大字报公开贴了出来。据"北文"提供的材料,大字报贴出的前一天,北大党委传达的中央批转国务院外办对外宣传的意见,其中要求张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这就是说可以贴,但是涉及需要保密的事,不要公开贴,这一点与张恩慈对宋一秀、高云鹏二人表示的意见一致。

对上述资料需要作细致的分析。

1,大字报的内容是杨克明、聂元梓等人自己提议、讨论决定的。他们先是想写对北大社教运动的意见,经过讨论决定写现实的"文革"问题,没有调查组的人参加讨论。现有的资料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北文"没有就指使的内容提出证据。大字报最重要的是内容,如果内容是自己决定,而非授意的,那么指使之说就成了问题。

"北文"将杨克明与张恩慈面谈作为指使的一个主要环节,但是他们谈话的主题是北大"社教",不是后来聂元梓等人大字报所写的"文革"问题。两个问题批判的矛头虽然都指向北大党委以及北京市委领导,但是毕竟不相同。如果把这次谈话算作授意的关键步骤,岂不是"种瓜得豆"的逻辑?

事实上,要为北大社校翻案是前社教"积极分子"的共同愿望。张恩慈于1966年5月5日写了《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递送中央。毛泽东于1966年5月11日对张恩慈的"意见"作出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15〕聂元梓听了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以后,最初也想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写报告反映对北大社教的意见〔16〕。

2,张恩慈对杨克明提到大字报的形式,默认宋一秀和高云鹏写大字报的想法,对杨克明等人后来转向运用大字报,而不是申诉信的方式,起了重要的作用。杨克明正是在与张恩慈面谈以后,找了其他几位教师,讨论写大字报。显然,写大字报与写书面材料递交中央的社会效果很不相同。由于相关资料说法不一,到底是张恩慈直接提议写大字报,还是杨克明自己得到启发,学者难免见仁见智。然而即使是张恩慈提议写大字报,也需要证据说明是否为执行曹轶欧的授意。

3,没有资料证明张恩慈与杨克明的谈话是按照曹轶欧事先的授意去指使杨克明写大字报。这次谈话是杨克明主动去马列主义研究院找调查组的张恩慈,而不是调查组的张恩慈去北大找杨克明。杨克明找张恩慈时已经有他自己的打算:就北大社教问题给中央写材料,同时打听关于运动的消息。设想,如果是张恩慈按照曹轶欧的意图指使杨克明,那么应当是张恩慈去找杨克明,并且对杨克明直说。曹轶欧前去找陈守一、聂元梓谈话都是主动而直言不讳,已经提供了先例。此外宋一秀、高云鹏也是主动去找张恩慈谈话,而不是相反。

曹轶欧对张恩慈是有要求的,也可以说是授意,但是这个授意是要张恩慈谨慎支持哲学系教员,而不是要他鼓动写大字报。"北文"引用过一位北大教师(孔繁)的话: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以后,张恩慈对孔繁讲,曹轶欧曾嘱咐张恩慈:支持哲学系一些活动时,注意不要太明显了,有些场合要有所回避。这里曹轶欧所要求的是谨慎支持,有所回避,而不是积极鼓动,孔繁在2002年和2003年回答笔者的询问时再次说到这一点,并且说张恩慈当时对孔繁说过,曹轶欧没有交代他鼓动北大的人写大字报,而是要他有所回避。

从现有的材料看,情况更像是曹轶欧发动北大中层以上干部(如法律系主任陈守一)没有结果,而年轻的教员跃跃欲试,自己有要求、有想法,主动去找调查组里的夫子熟人打擦消息,得到一些信息(如可以用大字报的形式),就采取了行动。

4,1967年那份报告中所说的"指示"似仅指大字报的形式,而不是内容。据"北文"说,1967年7月"大字报主要作者"(杨克明)〔17〕致函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并转江青,随信附专题报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的作者不详。"北文"引用了"报告"中的话,以证明"指使说":"就在这关键时刻,康生同志、曹轶欧同志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作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遗憾的是,目前只能见到"北文"所引证的片段,而不是信和"报告"的原文。联系相关资料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里所称的"指示",指写大字报"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似仅就大字报的形式而言。此外,笔者在王效挺先生处阅览该摘抄件时发现,除这段话外,还有另一句没有被"北文"引有的话:这张大字报就是在康生、曹轶欧的直接支持下产生的(大意)〔18〕。"支持"与"指使"是不同的,而且正是目前争议的焦点,如果这句话确是抄自那份"报告",那么"报告"到底算作是"指使说''的证据,还是"推动支持说"的证据呢?报告描述的准确性也令人生疑,例如"北文"已指出的明显错误--称"中央文革的曹轶欧"带领调查组来北大。"报告"递交于北大派性斗争正酣的1967年7月,当时大字报的署名人分属两派。双方为写大字报之事争功,竞相攀附"无产阶级司令部"做政治靠山。为派性利益而写的文字往往有或夸大其词或隐瞒真相的失真之处。这样的资料需要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才有说明力。这封信和"报告"的全文至今未公开,所以笔者只能就此提出质疑。

聂元梓等7名大字报的署名者在90年代回答笔者询问时,无一例外地分别说根据本人的经历和了解,大字报是他们自己要写的,不同意曹轶欧指使写大字报说法,或者说至少自己不知道曹轶欧指使过,除非指使了别人。杨克明说,关于康生问题的中央文件提到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串通杨克明写大字报,文件下达后,中央组织部又派人来北大,找杨克明谈康生授意写大字报的情况。杨克明向他们讲了他所经历的事明确表示不是张恩慈串通或者授意他写大字报,这和文件的说法不一样,然而是真话〔19〕。张恩慈也说,他在山西听传达中央关于康生问题的文件以后,马上给中央山西省委写材料,指出文件中关于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杨克明写大字报的说法,不符合事实〔20〕。宋一秀1993年对笔者说,他在"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后3次写大字报的产生经过,从来没有说过大字报是曹轶欧授意写的,因为这不符合实际。

 

四、关于大字报与曹轶欧关系的其他资料

康生、曹轶欧以及笔者询问过的与大字报作者关系紧密的人,都不否认大字报与曹轶欧或调查组有关系,但是他们所讲的情况均不能作为"指使"的证据,他们没有或者不认可曹轶欧"策划"、"指使"写大字报的说法。

先看康生的说法。1967年1月29日,康生接见群众时说:"五月份,我爱人等五个人组成了一个调查小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里搞了那(哪)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关系。聂元梓同志的大宇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21〕。康生提到调查组在北大"发动左派写文章",但是在大字报问题上,没有用"发动",而是"促动"即促进和推动。他在用词上还是有分寸的。

有访谈资料说,"文革"以后,曹轶欧否认聂远梓等人大字报是她策划的说法:"毫不讳言,我是坚决地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但是它并不是我们事先策划的。当然,毛泽东支持了大字报,支持大字报的康生和我都感觉到解放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嘛。"〔22〕

关于康生、曹轶欧与北大大字报的关系,"文革"初曾经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在他的《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1991年1月25日草稿)当中是这样说的:"现在有人说是康生授意曹轶欧组织聂元梓写的大字报,这跟我了解的不一样。"大字报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以后,"曹轶欧不同意把聂元梓捧那么高。康生对聂元梓一贯印象恶劣。""有人说曹轶欧和聂元梓是老乡,大字报是曹轶欧组织写的,这一点影子都没有。"〔23〕

孔繁在"文革"初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在社教和大字报产生前后是杨克明等人的小圈子里的人,曾经担任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于2002年应笔者之邀谈了他所知道的大字报的情况:"康生、曹轶欧对北大大字报有影响,派张恩慈到北大,但是没有指使写什么。""贴大字报时,我在郊区搞四清,回来以后听他们详细说过。""当时这个事很清楚。""文革期间1966-1969年,没有'指使'这种说法,如果有指使的事,是瞒不住的。那时和康生、和大字报有关是荣耀的事,立功的事。""文革结束以后,王任重复出做中宣部长,我在中宣部理论局工作。王任重曾经问我:到底康生有没有指使聂元梓写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写的吧?我说:康生对大字报有影响,但是没有人指使。"王任重在"文革"初的几个月,曾经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负责过问北京大学的运动,看来他也不知道有曹轶欧指使写大字报这回事。〔24〕

笔者所知的"文革"期间群众组织编印的大批有关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资料,没有提供曹轶欧指使写大字报的证据。当时这张大字报是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完全隐瞒真相并非易事。假如康生、曹轶欧确实有指使大字报的活动,那么,在毛泽东高度赞扬大字报之后,就没有必要守口如瓶。他们之所以在公众场合及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没有把大字报说成是在自己指示或者鼓动下写成的,恐怕不是要隐瞒"功劳",而是不能公然违背事实,因为当事人有讲话的机会。"北文"引用的有些分量的资料中,只有1976年那篇报告是"文革"中的资料,引文中的疑点上文已有分析。

对康生与大字报的关系存在怀疑是早已有之,而正式提出"指使说",是"文革"后的政治审查。据笔者所知,大字报出笼30多年来,不论在"文革"期间还是"文革"之后(包括审查期间),大字报的直接当事人,如署名人、曹轶欧、张恩慈等人作了大量的陈述,有些是反复的非常详细的交代,但是都没有讲出确凿的"指使"的证据。"北文"举出的关于张恩慈指使杨克明的诸多证言当中,真正有些分量的只是审查期间刘仰峤(1966年随曹轶欧进驻北大的调查组副组长)、白晨曦(1966年北大人事处副处长)的两条间接旁证。刘仰峤说,张恩慈曾经对他说过,大字报是在曹轶欧授意下由他(张恩慈)出面和杨克明商量后杨克明写的。白晨曦说,张恩慈曾告诉白晨曦,他(张恩慈)正在组织人写大字报。刘仰峤和白晨曦都称是听张恩慈所说,张恩慈则坚决地否认这种说法。十分遗憾,刘、白二人都已经过世,不能再向他们核实。在众多的资料中,以"个别当事人可能想掩盖与康、曹的关系"为由,拒绝多年来亲见亲历者的诸多陈述,而只采纳有利于"指使说"的个别几条间接旁证材料,能不能得到客观公正的结论?

顺便提一句,毛泽东得知北大大字报不仅来自康生的报告,还来自有关简报。1966年5月27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毛泽东要求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并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北大大字报的批示,就写在这期简报的空白处〔25〕。由此推测,最后促使毛泽东作出决定的,很可能就是这份简报。毛泽东在批语中称"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这对后来北大领导人命运发生了怎样的作用,不必赘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决心已定,对北京大学成见已深。北大的大字报不过是毛泽东政治棋局中的一颗小小的棋子。

关于历史事实的考订和判断发生分歧,存在相互矛盾的历史资料,是学术研究中常见的事情。不同观点的自由争鸣是繁荣学术的必经之途。关于"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争鸣已经引出了以往20年不曾公开的资料,有助于人们对事实的准确了解。在各抒己见之后,一时说不清楚或者不能达成一致的看法尽可存疑,等待封存资料的解密和新资料的发现。即使有些历史事实永远争论不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好在北大这张大字报的问题没有那么隐秘,历史事实正在自由的讨论中逐渐清晰。

 

注释:

〔1〕大字报的7个署名人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员教员。聂元梓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杨克明在写大字报时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调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仍住在北大宿舍。大字报得到毛泽东肯定以后,他又返回北大哲学系,一般忽略杨克明短时间的工作变化,仍称他为北大教员。

〔2〕仅据笔者所知,"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党史组"的署名见《百年潮》2001年第9期。"何洛、孟金"的署名使用3次,先后见于《北京大学校友通讯》2001年第11期、《北京日报》2002年8月12日、《中共党史资料》第83辑(2002年9月)。"北京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效挺、黄文一"的署名见《世纪》(上海)2003年第1期,该刊注明:王效挺为北大原党委副书记,黄文一为北大校办副主任。

〔3〕"北文"的主要作者之一王效挺先生应笔者的请求,允许笔者浏览了他本人保存的、"北文"引述的部分资料的抄件和复印件(摘抄或者全文),使笔者对一些资料的细节有了了解。谨此致谢。

〔4〕见《北京日报》1981年1月8日。林浩基文章对康生、曹轶欧与大字报关系的细节描述,与1978年12月21日北京大学校刊《北京大学》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十分相似,即北京大学化学系李南强的文章《一根上逼中央下扫全国的大棒--评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笔者曾打电话向李南强先生询问资料依据。李先生回答说,关于康生、曹轶欧与聂元梓等人活动的描述,系根据校党委提供的资料,不是他本人的亲见亲历。

〔5〕张恩慈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社教运动前期与杨克明等人同为"左派",社教运动后期受到批评,1965年7月调到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66年5月作为曹轶欧为首的调查组成员到北大

〔6〕印红标:《文革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宇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二十一世纪》1996年8月号。后应《百年潮》杂志之约,改写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发表在该刊1999年第7期。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先后有北京大学赵宝煦教授、当事人和"北文"指出文章中的错讹之处。笔者在此致谢并更正如下:1,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标题应当是《宋硕、陆平、彭+ TFTZND;/8oC|VP>?>98IP)J2C4#?!7#,1JU_1JNs#,Q\A=WV!##2#,>]!011ND!15D~}另一篇文章,社教运动后期,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担任的职务是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国际饭店会议)领导小组副组长,不是社教工作队副队长。3,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人讨论大字报稿的地点应是北京大学24楼204房间。杨克明写大宇报的地点应是20楼二层他居室对面的一个空房间。4,张恩慈的工作单位应是马列主义研究院。

〔7〕穆欣:《"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经过》,《中共党史资料》第75辑,2000年9月出版。

〔8〕1999年和2003年回忆。

〔9〕聂元梓1999年对笔者说,在北大见曹轶欧的时间是1966年3-4月,而曹轶欧带调查组进北大的时间是5月14日。不知道曹轶欧在此前就到过北大,还是聂元梓回忆有误。

〔10〕聂元梓说在友谊宾馆见曹轶欧,有误。应当是临近友谊宾馆的西颐宾馆。

〔11〕聂元梓还说,这次会见有杨克明和张恩慈在场,但是杨克明和张恩慈都断然否定。杨克明和张恩慈称,他们见曹轶欧是另外一次,是在大字报贴出以后不久,而聂元梓没有参加他们的那次见面。聂元梓还说,她回到北大,把曹轶欧的意见转告其他人,大家都很高兴。但是笔者访问其他6人,他们都说不知道聂元梓见曹轶欧一事。

〔12〕聂元梓1994年7月的回忆。

〔13〕笔者在王效挺先生处看到池必卿一份材料的摘抄,记下了时间,但没有抄录原文。

〔14〕张恩慈1993--2001年回忆。

〔15〕毛泽东《印发张恩慈对北大"四清"运动意见的批语》(1966年5月11日)以及相关注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16〕聂元梓的回忆以及"北文"引用的杨克明1978年12月写的材料。

〔17〕据"北文"作者之一王效挺先生说,"北文"中所讲"大字报主要作者"指杨克明。

〔18〕由于笔者只阅览,而没有能抄录原文,所以这里引用的只是大意,不过,"支持"二字给笔者很深的印象,是原文中确有的。

〔19〕1993年和2002回忆。

〔20〕1993午回忆。

〔21〕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第1册,1967年3月编印,第200页。

〔22〕师东兵:《应当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访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遗孀曹轶欧》(访谈录),师东兵:《政坛密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香港,港龙出版社1998年,第367页。师东兵是纪实文学作家,不是历史学学者,但是这本书收集的都是他本人的采访录。师东兵的这次访问在"文革"以后,但没有注明确切日期,估计在80年代后期或者90年代。

〔23〕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721,603-604页。王力在1992年对笔者讲述了这个情况,并且提供了这个回忆录的打印稿。

〔24〕2002年2月27日~12003年5月27日孔繁回答笔者电话询问。

〔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来源: 《文史精华》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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