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伟:法官错案责任的抚今追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6 次 更新时间:2014-02-13 17: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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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伟  

    

   学者徐朝阳在谈到法官办案责任制起因的时候说:“迨季世浇漓,法官滥用职权,敢为非法,妨害司法权之威信,侵害人民之法益,是有规定法官责任之必要。”案件错了,司法人员是否有责任,要不要追责,不能一概而论。若非故意为之或有明显疏失,仅属于认识上的问题,便不应向司法人员追责,否则容易造成司法人员人人自危的局面,反而不利于司法独立人格的养成。尤其重要的是,错案集中暴露了司法制度上的缺陷,不弥补这些缺陷,徒在追究个人责任上下功夫,未必能取得满意效果。

    

   追究个人错案责任的两个前提

   从古至今,冤错案件有因司法者的因素而起者,一旦确认其因果联系,便须究问其责。然则如何追责,不能不有所考究。但凡存在错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穷治不休,未必有益。何种情形应当追责,何种情形不可轻言追责,皆应有缜密思考,投鼠忌器的道理不可不知。

   要追究司法者的责任,应限于两种情况,一是故意为之,二是显有疏失,除此以外,属于认识领域的问题,不可因判断有异而加以惩罚,以免损害司法上独立人格之培养。也就是说,追究案件处理者的责任,一方面要实现惩前毖后的功能,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法官应当具有的一定的职务豁免权,避免将办案责任制变成伤及司法人格独立的手段——道理很简单:如果裁判者在办理案件时跋前踬后、动辄得咎,遇有应当根据法律和事实进行独立断案的场合就会畏葸不前。对司法者责任规定过于繁密和严厉,目的是为了保障法律得到公正实施,但不能不注意的是,法官玩法之心受到抑制的同时,独立公正地办理案件的勇气也会受挫。对司法者办案责任的追究应当注重适当性,应根据其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在确有必要的范围内加以规定,不能一遇错案便急于向相关司法者归责。有无责任,应当视具体情况加以判断。

   在我国,办案责任制度古已有之,西周的法律已经有了关于法官责任的明确规定。听讼与断狱乃众多官员职责所在,有学者指出:“法律要求法官对于被害人的控告,必须及时予以受理审判,违者构成‘攘狱罪’,依法应负刑事责任。”如《周礼·秋官·禁杀戮》郑玄注:“攘狱者,距当狱者也。攘,犹却也;却狱者,言不受也。”另一方面,“法律规定法官如果判错案件,则要按照‘反坐’原则对其论罪处罚”。追究其裁判者的责任,无非存在疏失甚至故意不法。古代追究司法官的错案责任,分故意与过失两种情况,无主观故意亦无过失者,不应追究责任;加上错案又分出罪与入罪,于是追究司法者的责任分为故出人罪、故入人罪、失出人罪、失入人罪四种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陈顾远先生特别指出我国古代诉讼法上一大特色,是追究法官的过失责任,“法官断狱,失出入者皆负相当之责任,此实中国诉讼史上一大特色,其他应负之责亦极繁多,俾执法者仍有法之须遵守也”。

   我国当代司法制度中的办案责任制,为司法机关自己量身打造,对于追究司法人员的错案责任提供了依据。不过,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需要加以矫正:一是责任追究泛化,只要案件错了,不问司法人员有无过错,一概加以追责,使得属于认识上的错误也被追责,强化了司法人员的畏葸心理;二是司法集体操作模式,造成案件办理中即使存在错误,由于介入的人员过多,变得人人有责,其结果反而人人无责,无法追究个人责任。要扭转这一局面,需要将司法权下放给承办案件的司法人员,以明其责任,另外将办案责任限定为两个方面,一是故意为之,二是显有疏失,仅属于认识上的错误而不存在其他过错,不追究司法人员的责任。

    

   我国古时对案件处理者责任的追究

   在我国古代,听讼与断狱乃众多官员职责所在,若有疏失甚至故意不法,要追究其裁判者的责任。林咏荣先生曾言:“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足见往古关于出入人罪已寄予充分之注意。”

   《尚书·吕刑》规定了五种需要惩罚的弄法行为,称“五过之疵”。按照吕刑的规定:“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中的“官”为“曾同官位”,“反”为“诈反囚辞”,“内”为“内亲用事”,“货”为“行货枉法”,“来”为“旧相往来”。如果因存在上述关系而作出枉法裁判,则应处以与犯罪者同样的刑罚。徐朝阳指出:“秦汉而后,对于法官责任,规定綦严,探讨论列,累幅不能尽。”按照古代法典的规定,需要由刑罚加以惩罚的行为主要有:受理匿名投告;受理被囚禁者举告他事;受理对于赦前事的控告;受理没有明注年月、指称实事的控告;告状不受理;应回避而不回避;接受贿赂;淹禁不决;拷讯过度;拷讯幼;拷决孕妇;决罚不如法;断罪应具引律令而不具引;怀挟私仇,故勘平人;状外别求他罪;审理完毕后不放回原告;应该移交管辖而不移交或者不接受;应当言上、待报而不言上、待报;出入人罪;断罪不当;死刑案件不待覆奏回报而予以处决,等等。

   陈顾远先生指出:“李悝《法经》与汉《九章》,皆于《囚法》中规定听讼与断囚之事;曹魏于《囚法》外,创立断狱之目,后世未改;惟北齐合于《捕律》,元则杂列于职制中而已!其中关于听讼之方法、断狱之程序皆有详密记载;其不属于律而为敕格条例所及者更多有之。然其主旨所在,不外用以明法官之责任,而达慎重刑狱之目的。”陈顾远先生还指出:“失出入以外之责,最著者莫若诉讼之时期一事,历代各有规定,俾无罪者免久系不决之苦。”观察一些朝代,可见如下追究裁判者责任之情况:

   秦时追究法官包庇隐匿罪犯的责任、阿法(曲法、枉法也,包括“不直”和“纵囚”)的责任、失刑(量刑不当)的责任。对于处理案件不公正的处罚是遣送去修长城。由于修长城这种苦役死者甚众,秦对于治狱不直者的处罚不可谓不重。汉时追究法官拒绝执行逮捕的责任、故纵人犯的责任、“故不直”的责任、贪赃枉法的责任。在汉朝,以出罪为“故纵”(故意放纵罪犯),入罪为故不直(故意制造不公),触犯这两个罪名者,往往免官,不过,更多的是弃市,“其鞠狱不实者,罪亦至死”。到了两晋,“失赎罪囚,罚金四两,是晋律亦有失出失入之条。是魏亦然”(陈顾远:《中国法制史》)。隋朝要求法官依律令断罪,要求法官断狱必须“具写律文”、“定其罪名”,追究“不依律令”断罪者的责任;另外,对故出人罪者处以重刑,并严禁收受贿赂。

   对于司法责任,若论律文中加以规定从而为后世所能详知者,首推《唐律》。按照《唐律》规定:

   1.处罚以正文规定为准据——“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若数事共条,止引所犯罪者听”(断狱篇)。“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则举轻以明重”(名例篇)。前者如“无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时杀之者,勿论,杀且勿论,如仅伤害,自无罪责”。后者如“谋杀其亲尊长者,斩首”(盗贼篇)。在此场合,凡谋杀行为即处以死刑,其有实行杀害之者,自必加重其刑矣。

   2.审判以原状所告为限(盖恐节外生枝,徒滋纷扰也)——“诸(鞠)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鞠)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

   3.量刑以轻重得宜为依归——故意出入人罪:“诸官司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所剩论(例如从笞十入三十,所剩为二十),刑名易者,从笞入杖,从徙入流,亦以所剩论(原注云:从徙入流者,三流同,比徙一年为剩),从笞杖入徙流,从徙流入死罪,亦以全罪论,其出罪者各如之”(断狱篇)。过失出入人罪:“即断罪失于入(因过失入人罪)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若未决放,及放而还获,若(同或)囚自死,各听减一等”(断狱篇)。非出于故意或过失而出入人罪:“即别使推事,通状失情者,各又减二等,所司已承误断讫,即从失出入法,虽有出入,于决罚不异者,勿论”(断狱篇)。盖本案既经另派推事覆按,通状仍不得实情,则原判之失察,情有可原也。

   4.重罪以取得服辩为必要——“诸狱结竟,徒以上各呼因及其家属,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辩(服辩即伏辩,服者心服,辩者辩理,或服或辩故曰服辩),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审详(依其不服之状更为审详),违者笞五十,死罪杖一百”。出入人罪之救济方法。凡断狱皆须具引律令格式,违者笞三十;若数事共条时,止引所犯之罪者听;若律无正条,则按罪情之轻重,用举重明轻、举轻明重之例,以为应出罪、应入罪之标准。此其一。故意出入人罪者,若出入全罪时,则以全罪论,由轻入重时则以所剩论……过失出入人罪者,失于入各减三等,失于出各减五等。若未决放,及放而还获,若囚自死,各听减一等;代理审判误断者,推事通状失情,各又减二等。此其二。诸鞠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鞠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此其三。诸断罪应决配之而听收赎,各依本罪减故失一等;应绞而斩,应斩而绞,徒一年,自尽亦如之,失者减二等。此其四。诸狱结竟,徒以上各囚及其家属,其告以罪名,仍取囚之服辩,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审详;违者笞五十,死罪杖一百。此其五。

   以上内容,著之法典而可考,阅之颇有完备之感。

   及至宋朝,法律具体列举各种违法检验的情形,要求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法官违法刑讯将被处刑、出入人罪须加以处罚。宋朝时法尚宽仁,对于失入人罪的责任较为重视,对于失出人罪的责任就没那么严重了。宋朝对于裁判者的司法责任,“不一其例,终宋之世,法官因入人之罪,或除名或罚金,或坐此不许迁官,尚无定制”。宋朝“太祖时,金州防御使仇超等坐故入死罪,除名,流海岛;太宗时,诏凡断狱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减赎,检法官判官皆削一任,但检法官仍得赎铜十斤,长吏停任;仁宗时,凡集断急按,法官与议者并书姓名,议刑有失,则皆坐之;且对于尝失入人罪者,不得迁官,有举之者罚以金;哲宗时,更罢法官失出入之罪;皆其例也”。(陈顾远:《中国法制史》)

   元朝时“故入人罪若未决者,及囚自死者以所入罪减一等论,入人全罪以全罪论,若未决放仍以减等论。故出入人罪,应全科而未决放者,从减等论,仍记过。仅失入人之罪者减三等;失出人罪者减五等;未决放者又减一等,并记过”。(陈顾远:《中国法制史》)

   明清律,失出入之责任与唐律规定大同小异,所谓“清承明律,而明律则多仍唐旧”。凡官司故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论,增轻作重,减重作轻,以所增减论(原注云:增轻作重,入至徒罪者,每徒一等折杖二十,入至流罪者,每流一等,折徒半年,减重作轻者,亦如之),至死者坐以死罪,若失入者减三等,失出者减五等,若囚未决放及还获自死,各听减一等。凡狱囚犯罪,(鞠)狱者唤囚及其家属具告所断罪名,责取服辩文状,不服者更为详审,违者徙流罪,笞四十,死罪杖六十,其囚家属在三百里之外,不具告。若犯人反异,家属称冤,即便推(鞠),事果违枉,会同原问原审之官吏讯问改正,其审录无冤,故为延决者杖六十,若明知冤抑不为申理者,以故失入人罪论。例如明孝宗时,更令审录错误者,以失出失入论,其受贿及任己见者;以故出入人罪论。此外,明清律所增法官之责任,而与失出入,故出入有关者仍不少:有关于辩明冤枉之责任者,凡监察御史,按察司,辩明冤枉,须要开具所枉事迹封奏闻,委官追问;得实被诬之人,依律改正,坐原告,原问官吏。有属于故禁故勘之责任者,凡官吏怀挟私仇,故禁平人者杖八十,因而致死者绞;故勘平人者,杖八十,折伤以上,依凡斗伤论,因而致死者斩。有属于典吏代写招草之责任者,凡诸衙门鞠问刑名等项,若吏典人等为人改写及代写招草增减情节,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出入人罪论等等皆是。林咏荣先生指出:“就此数端观之,明清律大抵皆就唐律及疏议之文意,加以增益与润泽,较之唐律可谓更为周密。”

    

追究法官个人责任的现代制度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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