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权指责麻木吗？麻木是被迫的。谁都希望自己的心松软一些,让它能够承受更多的爱与被爱。爱别人是一种能力，不是“你是否打算去爱”，而是“你是否有能力对它产生爱”。麻木使自己受伤，而不是别人。
麻木是怎样产生的？每个人都在发生作用。一棵树站在另一棵树的阴影里。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的异化力量……我们的媒体充当着社会的良心，他们指责麻木。小报记者把大量苦难搜集、集中在一个版面上，这让人产生愤怒，也让人逐渐习惯了愤怒，信息社会
使人对苦难的敏感大大丧失了。本雅明指责，报纸使读者想象力瘫痪，使经验陷入无能。这是一个悖论。信息发达不是拯救社会的万金油，信息只是一种方便，使你更快地变好或变坏。
1，城堡
两年前，我在北方一家报社做记者。有一次采访一个农村妇女，事情最后发展成了替她去要帐。在一个候车室里，我见到了当事人。
她走过来，在我们的注视下，她走路的姿态摇摇晃晃，这让我感到极其酸楚。她竭力保持身体的尊严和平衡，但那身体似乎根本不能独立，我感到她几乎要跪倒在我们面前。她的笑容也极其难看，里面有讨好的意味，同时她还想显示自己的尊严。其实，这个农村妇女早就不知道尊严为何物了。
钱不多，只有七千多块，对于一个热衷炒作的媒体来说，这形成不了大事件。但这钱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意义重大，她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我被她的苦难感染了，决定与她去河南，她就是在那里被诈骗的。
我们连夜乘车去了那里。我找到了当地报社，又跟他们的记者找到了市工商局的局长，那个局长听完我们的讲述，摇着头说：“乱了，乱了！”然后给诈骗发生地的v城工商局长打了个电话，让他必须把赃款全部追还。局长还派车把我们送到v城。
种种迹象表明，诈骗是当地工商局的一个科长与一个无业游民合伙干的。我们到达这个工商局以后，局长表示十分重视，他们热情地为此事开会，他们热情为我们提供来回的车，他们还热情安排我们去住他们的招待所。我以为事情很快就解决了，到了第二天，事情一直没有进展，我才猛然明白，他们是绝对不会让我们查清本局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的。他们甚至不用刻意阻止我们，只要他们利用所谓的规章制度、办事程序，就足以使我们此行破产。
所有人都表示合作，所有人都在一种暧昧的气氛中鬼鬼祟祟，所有人都拿这位妇女的痛苦当玩笑。我觉得我进入了一座城堡，卡夫卡的城堡。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身置何方，官话、制度、公文、公章，煞有其事，一眼望不到尽头。在这中间，一些人的眼泪流干了，一些时间毫无价值的抛洒了。一些梦想被变成玩笑，然后被垃圾一样地处理掉了。
但我们还是努力查找本局工作人员参与诈骗的证据。我们竟然逐渐掌握到了证据。我们眼看就要成功了。这时候，那个游民狡猾地出现了，他主动跟我们联系，并告诉我们一个地址，让我们去拿钱。
地方很遥远。时间紧迫，我们雇了一辆面包车连夜赶路。路程走了一半的时候，司机忽然跟我们反悔，向我们索要一个极其不合理的价钱。我们要求他停车，他不停，我们猛烈地要求，他忽然神经质地掉转车头，把我们向回拉去。我们很愤怒，强烈要求停车，并且把手伸过铁丝网，去抓他的胳膊。他用一种尖利的声音大声叫唤，他恐怖地说，如果我们再要求他停车，他就会加大油门撞路边的树，撞大桥的栏杆，或者直接开到沟底下去，“咱们一块死！”他大声喊着。我想，也许他把我们当成坏人了？我尽量把声音变得柔和一些，告诉他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们同意他说的价格，请他回转车头。但他说他是不会停车的，绝对不停，因为车一旦停下来，肯定会有什么事发生，这种事每天都出现，每天都有人把车丢了，车主人被找回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他不是吃干饭的，只有到了公安局的门前，在那里他才敢停车，才保险。
我明白了，我们绝对无法说服他。我们绝望了，我们一路漫骂。漆黑的夜，车灯在暗墨如漆中劈开了一个昏黄的世界。那是深秋，田野里一片萧条。我们只好等他把车开到他想开的地方。车终于开到了一个派出所，派出所早下班了，所有的窗户都黑洞洞的，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儿还在。司机在门前大声喊：“我报警！我报警！”那老头慌乱地问：“怎么回事？”他一边问一边惶惶张张地把半掩着的大门全部关上了。
……我们最终来到了那个游民所在的城市。那个贫穷的城市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按照游民给的地址去找，从早晨到下午，我们用了整整一天。当我们终于赶到的时候，那一幢楼已经在夕阳下化成了一片废墟。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拆迁到哪里去了。
2，乡村
每天我们都一无所获。为了省钱，我和这个与我母亲同龄的人住在一个房间里。我们每天一起步行或者乘车从城市的这头赶到那头。
每次和她乘车的时候，我都会感到压抑。乘客坐在座位上，这是自然的事，但是，她坐在那里却有一种抱歉的神情。她佝偻着自己的身体，仿佛在用力使自己缩小。虽然她已经付了钱，买了票，但她似乎并不认为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坐在这里，她仿佛为自己占了车上的空间而感到抱歉、惶惶不安。仿佛自己不存在了才好呢。
“如果发生一场地震，把我埋起来，再也出不来了，那该多好！”晚上，她就这样神经质地不停唠叨。她坐在我对面的床上，我知道她的故事从来没人耐心听过，所以就忍住困乏听她无休止地讲下去。
她说她经常挨打。她年轻的时候在村里给人理过发，在那种地方，这种经历能毁掉一个女人的清白。后来她又无意中得罪了村长。这就是她悲惨命运的全部原因。村里用电灯十年了，但她家没有用电的权利。一次她自己偷偷接上了电，村长的儿子和电工来到她家，一拳头打在她的眼睛上，她捂着眼睛昏倒在地上，眼睛里冒血。等她醒来时，她喊：孩子他爹，快来看看我的眼睛，我觉得我的眼睛瞎了。他的丈夫蹲在地上，只顾一个人呜呜地哭。
她的眼睛下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疤痕。这疤痕是她失败的象征。失败会成为习惯。欺负某个人也会成为一个村子里约定俗成的习惯。村民的生活太压抑了，镇政府又要集资了，儿子在学校里被开除了，或者早上丢了一只鸭，晒在场里的庄稼被雨水淋湿了……他们在经过这个女人家的时候，都会愤怒地骂：“这烂货，还不死！”
……我请求她别讲了，我感到要被窒息了。这个女人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竟然还完整无损地坐在我面前，我认为这是一个奇迹。我惊讶地看着她对自己伤疤有条不紊地描述着，抚摸着，好象在讲述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有的时候她也会哭。她抽抽搭搭，哽哽咽咽，几十年来她已经被泪水泡透了，但她似乎能从那种屈辱中感到满足……她一定是从泪水中品尝到一种特殊的甜蜜，上帝让幸福中包含着甜蜜，也让不幸中包含着甜蜜，只有这样，一部分人才能活下去。我想，如果生活能够重来一次，这位农妇也一定会希望这所有的屈辱一件都不少，她已经习惯了在仇恨中生存，而面对任何一种不期而至的幸福和尊严，她都感到如坐针毡。如果我稍微对她表示一点关切和尊重，她就会激动得不知所措，泪流满面。
3，她去了大西北
事情最终不了了之。……很长时间以后，我接到了她打来的一个电话。她说她要告诉我一件“舒心事”……她说，在村里，她最怕的人就是村长的儿子了。那恶棍用村里的钱为自己买了一辆轿车。昨天，“……他的车在高速公路上被撞飞了，他一下子就被撞死了，听说当时就没气了……我心里觉得特别痛快。”
听到她传来的“喜讯”，我不知所措。但我一点都不想指责她的快乐太残酷，我只觉是得一切都特别真实。……春节过后，我又给她电话。电话那边是她的儿子，他哭着说，母亲离家出走了，春节前，村里一户人家彩电被偷走了，那家男人喝醉了酒以后，跑到他们家门前漫骂、闹事。她恨透了这个地方，走了……
她会去哪里呢？我记起在河南的时候，她曾告诉我，她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是就大西北，是新疆，蒙古。因为那里“荒无人烟”，那里除了沙漠就是草原，偶尔也有动物，有野牛或者野羊……她提到那些野兽的时候，眼睛里放着光辉。也许，野兽比人更让她有安全感。
果然，不久以后，她跟我联系了。她说她在甘肃酒泉，临时住在一个村子里，身上还剩下了几十块钱，走到那里算哪里吧。我要求她告诉我地址，我打算给她寄一笔路费，让她回到我所在的城市里来。我还告诉她，她的孩子在等她，为她担心。提到孩子，她犹豫了片刻，但她还是拒绝了我。以后我又多次与她联系，都遭到她的拒绝。她说，她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了。这个村子极端穷困，风沙弥漫，人都像从煤窑里钻出来一样。
但是他们朴实，没有一个人欺负她，他们还给她饭吃。
就是这年春天，西部大开发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所有的报纸和电台的所有头条都是“西部开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作协组织了一种叫做“三霞工程”的文娱活动，载歌载舞地表明对政策的支持。——我当时想到了她。果然，她又一次跟我通了电话，她的声音很轻，但我能从电话中听出她的害怕，她说：“你知道我最怕见河南人，这两天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了一地的河南人，它们全都穿得破破烂烂，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条空麻袋。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她已经无处可以躲身了。
此后我离开那家报社，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4，麻木就是这样产生的
有一些人，他们拼命劳动，但却最终破产，他们安分守己，却被人往死里揍。他们想皈依宗教，但还是不成。他们简直没法可想了。
那个秋天我涉世未深，我以为我可以帮助一个人，后来发现，我谁都帮不了。这段经历之后，我的世界观已经明显发生改变。
我对我身边的一些学者和作家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他们从乡村来，从乡村的苦难里寻找写作的资源，然后满意地离去。它们把乡村诗意化，把苦难审美化。博雅之士们在书斋里进行他们的农村研究，在豪华的学术晚宴上一边训练自己的口味，使自己的舌苔在三分钟内适应法国干红，一边喋喋不休，他们都说“爱”。但，这是怎样的爱?托斯妥耶夫斯基说:“爱他们，即可怜他们的穷苦、贫困和苦痛是容易的，任何一个老爷都可以这么做，特别是富于人道精神和受过欧洲式文明熏陶的人。”
那个秋天破坏了我的好心情。朋友说我好像忽然老了十岁。我本来计划与朋友一起放纵游玩，但我觉得我活泼的心已被彻底换了一颗。它就像矿石在火中锻过，变成了一块铁。我对生活开始有了恐惧，甚至对那个农妇产生了憎恨的情绪，那些生活本来与我距离遥远，他们为什么要让它黏附在我的身上，让我变得如此绝望。
——有一段时间，我失业了，生存陷入了惊慌失措中。某个夜晚，要打一个长途电话，为了得到九点以后的半价优惠，我在大街上来回散步。那是严冬天气，我感到委屈极了。但是我禁止自己滋生这样女人式的感情。……风很大，落叶拍打着地面啪啪地暴响，我没有听见脚步声，蓦然显现在我面前的两个女人令我不知所措。这是两个衣服破烂的中年妇女，围巾紧紧地包着脸，露出两个委琐的小眼睛闪闪发光，她们抱着肚子，弯着腰，操着外地口音向我乞求：大兄弟，我们是外地打工的，迷路了，没地儿住，晚饭还没吃哩，给俺两块钱让俺喝碗面条吧！我忽然没了主意。她们从我的腼腆中看到了希望，她们一路跟着我，哀哀地叫：大兄弟，大兄弟。
我猛然回过头来，恶狠狠地说：不给，有钱也不给！她们很快就被我吓跑了。
……在这之前，我不是这样子的。那时候，我内心明净，松软，像一个曲奇饼。每到一个乞丐多的地方，我总是考虑周到地把两块钱换成若干硬币，然后哗哗啦啦地扔在他们膝盖前的小铁皮盒里。那时候打他们身边走过，我自觉是一个优秀的人，是昙花一现的救世主。但现在，我已不再这么做。我想，一个乞丐，如果他不想当强盗，那他就不是一个好乞丐。他必须得到供养，如果没有收容院来从事这项工作，那他就必须到监狱里寻求招待。如今，我从一个乞丐身边经过，就像从一个垃圾桶旁边经过，任何一张脏兮兮的手伸向我，我都照例，一个子儿也不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