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1905年:科举制的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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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纲  


士大夫的末日


1905年,光绪皇帝断然颁诏,废除“科举制”,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变。如果没有这场事变,施行千年的“科举制”躯壳就有可能延续至今。尽管教学和考试内容改变了,受了近代高等教育的莘莘学子,仍然会用传统的“功名”作头衔。那么,今天中国大中学生们的学位证书上面恐怕还会写着“进士”、“举人”和“秀才”。这样的假设不是没有根据,如谓不信,请看清朝《钦定高等学校章程》(1902)“第四章:学生出身”的规定:“恭绎历次谕旨,均有‘学生学成后赏给生员、举人、进士’明文。此次由臣奏准,大学堂预备、速成两科学生卒业后,分别赏给举人、进士。”这里明白是说,为了鼓励学生念新式的“高等学堂”,学有用之学,朝廷将来不但对新学堂的毕业生委以重任,对讲究“功名”者,国家还承认其“同等学历”,授予“举人、进士”头衔。可惜1902年的“新政”来得太晚,已经救不了清朝的教育,更救不了“科举制”。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1905年的夏天,是中国士大夫魂断科举路的日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顷刻间醒成一枕黄粱。自从“戊戌变法”的“变科举”以后,士大夫们已经栖栖皇皇了好多年,一直担心朝廷要“废科举”。议论许久的“停科举”谕令终于颁布,西太后和光绪皇帝批准了袁世凯等人的奏请,《清帝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中断然宣布“废科举”:“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着即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为了“推广学堂”,必须把科举停掉,让士大夫死了那份读“四书五经”,钓“布衣卿相”的侥幸之心,驱赶他们去念那些用曲里拐弯的“横行文”写成的“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动植物学和外国文。”


儒家文化作主体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历来把学校教育和官员考选合二为一。“科举制”是统一考试制度,朝廷通过它来录用文武职官员。“科举制”不是孤立的,它紧密依托全国统一的教育体系。《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乡有庠,县有序,国有学。”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教学制度,很早就从地方到中央逐级建立了“家塾”、“乡庠”、“县学”、“国子监”的学校体系,比较起来,欧洲到近代才形成“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制度。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大学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建于1096年。法国巴黎大学建于1179年。孔夫子开办的学校不论,就以晚起的民办学校“书院”论,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创办于公元976年,比“牛津”还老了120年。还有,中国自汉唐以后,就用考试取士,国家通过逐级考试,选拔人才。比欧洲各国从十九世纪以后才施行“文官制度”更要早了千把年。“县试”一年二考,从私塾选拔“生员”(俗称“秀才”)。“秀才”参加“乡试”,三年一试,中为“举人”;“举人”得以公车赴京,参加“会试”,及第者称为“进士”;最后,“进士”们面见天子,由皇帝亲自出题“殿试”,名列“三甲”者,第一名称为“状元”,第二称“榜眼”,第三“探花”。1904年西太后七十大寿时增开的“甲辰恩科”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科科举考,当年来自直隶肃宁人刘春霖,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状元”;广东清远人朱汝珍是“末代榜眼”,广东番禺人商衍鎏是“末代探花”。


清朝自认为是挑了一个不错的时机,把“废科举”作为“新政”的主要内容推出。1905年,国内相对平静,北京稍稍能够喘息,似乎还有一线希望生存下去。在“文武南北”张之洞、袁世凯的辅佐下,清朝还想靠着最后的“新政”,顺应世变,维持国祚。其实,清朝已经完全溃烂,扶起了骨架,却掉下了痈疽。挖掉了痈疽,却长不出新肉。病入膏肓,大厦将倾,清朝上下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程度,太后、皇帝、亲王和大臣们,合议着下了几副猛药,1905年都拿出来了。除了“废科举”一招外,派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民权,开始“预备立宪”是另一招。如果说“预备立宪”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废科举”就是“文化体制改革”。从迟迟不肯“变法”,到急急忙忙地“政治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并举,从1905年清朝拼命自救的急切心情来看,真的是痛下狠手,孤注一掷了。


“废科举”和“预备立宪”都没有能够挽救清朝,清朝在六年后终于灭亡。倘是以成败论英雄,那就只需说任何失败的改革都不是好改革,1905年的改革当然也不是好改革。但是清朝灭亡的原因显然不只是1905年里过于急切,而是清政府前几十年里的“变法”过于徐缓,迟迟没有对症下药。 “行立宪”是比较彻底的“国体”变革,早就应该施行,但在以前的几十年里,连“改六部”这样的“政体”变革都一直不愿推行,只是用新设“总理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来搪塞应付外国人。清朝的政治,对内是一套,对外是另一套,结果是两套体制并行,两套话语并用的“双轨制”,导致旧体制拖累新体制,新话语不胜旧话语的尴尬局面。几十年里,清朝不是不想变,也不是没有变。清朝的外观变了,可是学西方只是“徒袭皮毛”,变内政只是“敷新不除旧”,没有对旧体制动大手术。从几十年拖着不办,到同一年里一起办,不乱才怪。


被国家遗弃的举子们失魂落魄,人数来得多。按照张仲礼《中国绅士》中设计的方法并统计的数字,太平天国以后全国各省在“正途”上奔走的“生员”数字达到910,597人。加上主要是通过“捐纳”的途径,花钱买来的“监生”数字有533,303人,中国绅士的总人数达到了1,443,900人。据统计,十九世纪后半期,江苏的绅士人口占总人口的2.5%,浙江更达到5%。清朝为了延续濒临崩溃的残破体制,给多缴税赋地方的县学扩大招收学生的权力,“暂广学额”、“永广学额”,大大突破了原来“大县四十,小县二十”的学生指标。读书人阶层急剧膨胀,比清朝前期扩大了好几倍,连“孔乙己”这样的人也在念“四书”,可见十九世纪末叶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人数之多。据陈独秀《实庵自传》回忆,他参加“江南乡试”的时候,南京城里陡然增加一万多人,每人消费五十元,吃喝赌嫖,总消费额达到五十万元,南京的店家赖以为生。“恩科”、“捐纳”、“广学额”,都是清朝自己玩出来的“扩招”游戏。一手制造出如此庞大的士大夫阶层,忽然又说玩不下去,“不玩了”,把士大夫全部推向了社会,自谋出路。


废除科举制,是士大夫的末日,还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大危机。1905年的“废科举”,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震荡的烈度足以撼动清朝根基。虽然清朝人都知道,这次“变法”,不但变了清朝的“祖宗之法”,还变了汉唐以降历朝历代的“千年大法”,但是强烈的反应还是出于当时人的预料。“废科举”以后,士大夫阶层分崩离析,轰然地倒塌,解散的情景几乎是作鸟兽散。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坚折断了,离散开来的士大夫,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加剧了全国的动荡。原来设想“废科举”是推动“西学”,挽救朝廷一项具体措施。结果却是导致了更大的社会重组,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新旧教育体制和考选体制的不衔接。原来皓首穷经,通过科举正途,等着候补为官的士大夫精英阶层一夜之间跌落到了深渊,全没有了出路。盛产举子的江南地区有一句土话,俗称那些屡试不第,科举不成的老童生是“文不会拆字,武不能卖拳”的废物,是乡人们可怜和嘲笑的对象。确实,清末的读书人就象没头苍蝇一样,给官员当幕僚,给军阀当文书;下海学生意,上山投袍哥;做账房、卖拳头、充郎中、代写书信,“三教九流”的队伍中,无不有昔日的读书人。


艰难的“教育体制改革”


把太平天国后清朝的军事重建和学校重建作一个比较,是有趣的事情。原来,清朝最精锐的军队是入关时期建立的满、蒙、汉的“八旗”,是当初马踏中原,征服全国的“中央军”,其次是入关后编练的“地方部队”性质的“绿营”。太平天国动乱中,驻防“八旗”先被打垮,从各地调集的“绿营”也是一冲而散。只有曾、左、李募集的“民兵”性质的“团练”发展成“湘军”、“淮军”,与“长毛”死缠烂打,最后借华尔“洋枪队”之力,剿灭了“太平天国”。“同光中兴”阶段,朝廷内外深知“洋枪队”的厉害,刻意编练“新军”。新式装备,洋操训练的“陆师”、“水师”次第建立,顶替了“八旗子弟”。从“八旗”、“绿营”、“团练”,到“湘军”、“淮军”,再到“新军”,清朝的军事重组颇费周折。其实,同样是在曾国藩、李鸿章的主持下,清朝的教育体制建设也经历了一番更替。“科举制”下挂的从“县学”到“国子监”学校体制不能培养“洋务”人才,“洋务派”着急要改造学校体系。从同治年改造“书院”开始,到光绪年间建立“中西学堂”,再到宣统时期仓促新办“高等学堂”,都是在旧体制框架下进行的,目的是要出新人才,但客观上也能挽救“科举制”。无论是“书院”、“中西学堂”,还是“高等学堂”,哪怕是正统的官学――“县学”,只要真正研习“西学”,让通“洋务”的毕业生能够顺利登上仕途,受到重用,通过考试录用政府文职官员的“科举制”是比世袭制、幕僚制、卖官鬻爵制和党派干部垄断制都更合理的制度,不必废除。


从同治年开始,曾国藩、李鸿章运用“封疆大吏”的权限,在地方上发动“书院改造”运动,把原来大多由民间举办,学者掌控的私立学校――“书院”,改造成“新式学堂”。上海“龙门书院”的改造和“格致书院”(1874)的创办,都堪称成功,“西学”进入学校课程,学生开始学习“天文历算”和“万国公法”。上海“格致书院”采取了“中外合资合作办学”的模式,用外籍教师授课,有著名翻译家傅兰雅;也有外资捐款,英国公使威妥玛,怡和洋行、汇丰银行都出了钱。“格致书院”的计划非常宏大,企图在各省建立分院,把“西学”覆盖全国。 “格致书院”的课程非常“西化”,“声光化电”、“代数几何”。李鸿章积极支持了这项计划,带头捐了一千两银子,开学以后,他还以“李鸿章”、“刘坤一”、“盛宣怀”等人的名义“课题”。他们给学生的考卷出题目,诸如:“问《大学》格致之说……?”审这样的题目,做出来的“策论”,无非就是要学生在“四书章句”里面读出“科学精神”来。同光时期的“洋务派”希望书院学生都能“中西并重”,“不废经书爱西书”。一旦将来“变科举”成功以后,把“西学”加入“科举制”,“书院”学生就能踊跃参加考试,打败那些“迂阔腐儒”。


清朝不限制任何人的“兴学善举”,中外人士都可以办教育。“书院”作为民办公助学校,机制灵活,体制开放,是最有可能补救“科举制”弊端,端正清朝“教育体制改革”方向的措施。当时外国教会为了打入社会上层,阶梯就是“科举制”。他们纷纷举办的中文学校,都采用了“书院”体制,目的也是要附和既有的“科举制”,让学生能够“不废功业”。英国伦敦会牧师米怜1818年字在南洋马六甲捐资办学,为了要吸引缙绅阶级的子女入学,把校名定为“英华书院”。后来如福州的“格致书院”(1852)、上海“清心书院”(1860)、通县“潞河书院”(1867)、苏州“博习书院”(1870)、武昌“博文书院”(1877)、上海“圣约翰书院”(1879)、“中西书院”(1881)、“圣玛利亚女书院”(1881)等等,二十世纪后都演变为现代体制的“大学”、“中学”,但在创办之初,都多少是企图与“科举制”并轨的“书院”。


曾国藩、李鸿章的“西学”态度决不“保守”。1862年,奕訢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学习外语、天文、历算和各门科学;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广方言馆”,同样大量开设“西学”课程;1864年,广州仿照“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例,设立“广州广方言馆”;1866年,左宗棠设立“福建船政学堂”;1880年,李鸿章设立“天津水师学堂”;1881年,刘坤一设立“广东西学馆”;1885年,李鸿章设立“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张之洞设立“广东水陆师学堂”;1891年,曾国荃、刘坤一等设立“江南水师学堂”;1896年,张之洞设立“江南陆师学堂”;1896年,张之洞设立“湖北武备学堂”;1896年,袁世凯设立“直隶武备学堂”。


按梁启超在《李鸿章传》的批评,“洋务运动”是“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这段话一半正确,一半不公正。曾国藩、李鸿章等代表的改革确实是“半吊子”生意,但并不代表他们个人“保守”。他们在中外交涉第一线,对中国社会的毛病看得很清楚。他们在教育、文化和政治改革上的不得已态度,非不愿也,是不能也。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评价比较中肯:“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再进一步的改革政治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连军事学校都迟迟不能正式纳入“科举制”,就怪不得“书院”、“高等学堂”能有更大的发展了。


清末有一个“怪圈”,就像你有一筐苹果,开始只烂了一二个,越舍不得扔掉,感染下去,越烂越多,最后不得已连筐子都要一起扔掉。从一开始不愿改“科举制”,到最后不能改,只能废,就是一例。清朝的“科举制”,在鸦片战争之前就需要改革。“清袭明制”,清代科举甚至包含有明代科举的弊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科举》一文中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而钻研于蒙存浅达之讲章。”即使用现代的眼光看,中国书也不是不能读,学者也能从中“学以致用”。但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读书只读薄薄的“四书”,连“五经”、“诸子”、“史地”、“天文”都不念了,只是寻章摘句地背“语录”,搜肠刮肚地作“时文”,“一流人才”最后都被折磨成“三等胥吏”。


顾炎武《日知录·科场》分析说:“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童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钞誊上卷。”有钱人的孩子可以不读书,只出资请人做好几十篇文章,放在家里死背,考试的时候誊上去就算完卷,所谓“科举”,猜题而已。顾炎武痛骂说:“学问由此而弃,心术由此而坏。”


“清袭明制”,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检举明代科举制的弊端没有得到纠正,清末就泛滥成灾了。到1870年代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批评“科举制”的时候,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王韬本人就是“科举制”的牺牲品,拿他作标本来分析,正可以看出清朝不肯改革的僵化体制如何误国。1849年,王韬从苏州流落到上海,靠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翻译“四书五经”和《圣经》的稿费生活。在外资机构做顶级的中西文化交流工作,应该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但王韬却觉得“傭书西人”,类同于“刚白度”生涯。看见那些锦衣华衮从内地路过上海的“进士”、“举人”们,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酸楚。传说他曾潜入“太平天国”占领下的家乡,参加了洪家王朝的“科举考”,上书“天朝”,得了个“长毛状元”,因此被追查,不得不流亡香港。其实,如果早早“改科举”,大量取用王韬这样“深谙洋务”的新派学者,清朝或许还真的有救。上海道台、江苏巡抚,乃至李鸿章本人虽然都爱惜王韬的才华,但都只能“用其言而弃其人”,没有渠道超拔他到权利岗位。直到1884年,病老之身的王韬才被允许从香港回到上海,参与“洋务派”的外围舆论,据说是“千斤买骨”,博取“伯乐之誉”。


王韬对“科举制”的剖析,确实深刻,他在《?|园文录外编·原士》中说:“天下之治乱,系于士与农之多寡。农多则治,士多则乱。非士能乱天下,托于士者众,则附于仕者亦众,而游惰者且齿甘乘肥。三代之国家,所以有岌岌之势矣。”王韬的时代,已经到了“秀才满地走,举人乡乡有”的地步。一大批游手好闲之人,“耕读分离”,既不愿回家种地,也没有专业知识到城市务工,就只能在城乡之间游荡,成为“流人”,完全是社会负担。王韬和另一位在上海租界当“文化买办”的郑观应是同一群人物,他们提出的方法也是相同的,都主张推行“选举制”(乡举里选)和“西学设科”(加考西学)来改革“科举制”。郑观应在《易言·论考试》:“三代以来风俗敦庞,取士之途,乡举里选,惟重实学至行。”王韬在《原士》中说:“为今计者,当废时文而以实学。略如汉家取士之法,于考试之外,则行乡举里选,尚行不尚才,则士皆以气节自奋矣。”


清末激烈批评“科举制”的王韬、郑观应都是没有任何“功名”的人,却都是官场急需使用的通晓中西文化的“复合型人才”。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他们对“科举制”的批评确实是夹带了“怀才不遇”的抱怨。可是这种个人抱怨,却是完全正当的。清朝政府连现成的人才都长期不予承认,不能适当地加以使用,还怎么能够指望它的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在“人才孔急”的时代,不拘一格地培养出“旷世之才”?


“政治保守”vs“文化激进”


中外学者在谈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时候,大多同意说“洋务运动”奉行的是一条“儒家保守主义”路线。这个观点以耶鲁大学芮玛丽教授1957年出版的《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同治中兴》表述得最为完整。她认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都是“真正的儒家保守派”,他们的努力失败以后,中国人沿用二千年的儒家文化体系就崩溃了。虽然另一位杰出的美国学者列文森教授把梁启超作为儒家思想的终结者,还有一位美国学者艾恺把梁漱溟算作“最后的儒家”,儒家什么时候被终结了尚有异说,但是曾、左、李的“保守主义者”形象是确定的,他们的“中兴大业”,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在进入“近代”世界的门槛之前,必然将要死去的“回光返照”。


把曾国藩、李鸿章说成是“儒家保守主义者”,总的说来并没有大问题。在英美政治哲学传统中,“保守主义”并非是一个恶名。“保守主义”主张延续传统文化,坚守固有生活方式中的有效价值,并没有大错。英国的保守党,至今还常常上台执政,对各种激进路线实现牵制。芮玛丽是把曾国藩、李鸿章作为悲剧人物来描写的,中国保守派的失败,也是儒家文化传统的失败。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左翼学者延续“五四”以后的激进路线,普遍都把曾、左、李看作是“保守派”加以“批判”,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更是把曾国藩、李鸿章算作是“顽固派”、“反动派”。芮玛丽、列文森等学者在评价曾、左、李时按其文化立场倒转了180度,对“保守主义”加以赞扬。他们“同情的理解”,在今天看来确实比那个时代中国大陆流行的“大批判”评价客观得多。


但是,曾国藩、李鸿章果真是象批判者涂抹得那么漆黑,或者是象赞美者描绘得那么甜蜜吗?还有,他们果真“保守”吗?尤其要问的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保守了儒家文化传统?中外学者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深入研究以后,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重新审视的。尤其是涉及到具体人物,具体事件的时候,用一些笼统的名义如“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来描述一个复杂的时代,需要非常慎重。以今天的立场客观地看,曾、左、李固然是要建立清朝的“中兴大业”,但是他们的“洋务运动”的举措并不保守,有些文化政策还相当激进,本身就是对儒家传统的修正和否定。我们可以同意说:“湘军”、“淮军”系统的政客在政治上确实是“保守”的,“洋务运动”不敢挑战清朝原有体制,这是他们的无奈、无能,而非不愿。可是,他们在涉及到引进西方文化,改造儒家传统的时候相当开明,甚至激进。在“同光中兴”的二、三十年里,曾国藩、李鸿章奉行了一条可以称之为“政治保守”vs“文化激进”的折中路线。


在六、七十年代讨论 “设立学校”、“幼童出洋”、“开局翻译”、“办新闻纸”、“废除八股”、“开设新科”的时候,曾国藩、李鸿章都不落后于时事。二十年里,他们始终是文化变革的推动者,发动幕僚上书,派出大员施行,一有机会就让总理衙门和西太后画押下旨。即使是在处理“教案”,涉及到维护地方绅士地位,限制西方基督教的时候,他们也不偏袒“名教”,乃至于被士大夫叱骂为“名教叛徒”。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纪闻·清流党》专门讨论过这一点,他在衡量曾国藩和张之洞的时候说:“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在辜鸿铭眼里,曾国藩、李鸿章并不是“儒教”的守护人,借“洋务”活动“中饱”,毋宁还是儒家伦理的败坏者。在守护儒家这方面,曾国藩、李鸿章之流,远远不及翁同龢、张之洞等“清流党”。“清流党”是真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誉之为“中国的牛津运动”,他的幕主张文襄公之洞才是“中国的纽曼”。


辜鸿铭的比较并不错。显然,曾国藩、李鸿章只是政客,不是学者,他们并不是那种对中国文化别有怀抱的“儒者”。虽然他们也都是进士出身,但一生的功业无关书本,全是从战场开始的。从“太平天国”战乱的死人堆里钻出来,见了太多的血,杀了太多的人,儒家“仁义道德”里里外外都被看破,就很少能对“名教”再有敬意了。他们除了担心西太后对汉族大臣的猜忌外,对所谓的“圣教”并无多大的牵挂。从“同光新政”到“戊戌维新”,清朝的政治态度一直保守,可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文化政策其实很不保守。当时似乎有一种做法:既然“洋务运动”在宫廷政治中遇到重重阻力,要进行朝廷政治改革太不容易,那么就先从文化变革上突破。把经济和文化的变革,作为政治变革的铺垫,当作突破口,是他们的策略。后世所谓“政治感冒,文化吃药”,洋务大臣早就知道用这种方法搪塞局面。


曾国藩、李鸿章的“政治保守”vs“文化激进”的路线,用在“变科举”实践中非常明显。“洋务运动”的最大困境就是“布新不除旧”,是新旧两套体制并行的“双轨制”。在政治、官制和学制的改革方面,曾、左、李等人撞上了一面“祖制不能违”的南墙,他们可以借“洋务”设立很多新事业,但对传统体制的核心部分束手无策。“京师同文馆”的毕业生,只能当翻译,很少能出任真正有权的“实职”。鉴于“西学”和“中学”并行的产生的“新旧冲突”和“中西冲突”,洋务大臣们要求“并轨”。但是 “翰林院”、“国子监”、“府学”、“县学”的科举学校体系直属中央,牢牢地掌握在“翰林”和“学政”手中,系关朝廷的“组织权”、“教化权”和“监督权”。还有,西太后在暗中用这套官员任用制度和学校培养制度来牵制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大员的行为。如果把最后权力也因“变法”需要,让渡给这两个曾有传言想当皇帝的“封疆大吏”,西太后不放心。这就是清末改革不能有效推进的关键。


清末很少有真正的“顽固派”,中国体制的落后谁都清楚。最“顽固”的西太后也知道不“变法”是等死,但是站在她的位置上更知道“变法”是找死。清末存在着中央和地方,满人和汉员,部臣和疆吏之间复杂的权力结构矛盾,西太后并不是调解和消解这些矛盾,而是必须利用来玩平衡,拉一派,打一派,掌控局面,否则清朝在“太平天国”的时候就已经灭亡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末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变法”。比如,教育体制改革的背后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不改革,教育也改不了。勉强去改,只能越改越糟,越糟越要改。“学校”和“科举”的改革,应该在“官制”改革之后。如欲“变科举”,必先“变军机处”、“变内阁”、“变六部”、“变翰林”、“变行省”、“变州府县”,通过官制改革,把“尸位素餐”的官员位置清理出来,这样才能保证“洋务学生”能够顺利转入“正途”。如此彻底的变革,曾国藩、李鸿章根本做不到。他们能做的就是发动舆论,掀起文化冲击波,把政治问题当作文化问题来解决。这种“文化决定论”夸大了文化的作用,也掩盖了政治的弊端。同光时期,“洋务派”如郭嵩焘、曾纪泽等已经痛诋传统文化,但“文化决定论”还不明显。甲午战争后,开始把中国战败归咎于儒家思想,要让中国传统文化为清朝腐败政治“埋单”的呼声愈喊愈烈。


严复在1895年发表《救亡决论》,把“八股文”作为亡国“第一因”,就是过激之论,他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八股文”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清朝对“时文”的批评,前有黄宗羲、顾炎武,后有王韬、郑观应。但是把“八股文”当作“亡国之文”,废之为“救亡之亟”,无论如何是过甚其词的。让当代历史学家列举清朝灭亡的一百个原因,“八股文”肯定排不上前十位。严复不过是把最容易激动人心,同时也最少得罪当局的话挪到前面来讲。还是以严复的例子为例,他早年有诗句云:“平生践子徒坚顽,穷途谁复垂温颜。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向视如髦蛮。”严复早年的“穷途”末路,固然是因为他学了英语,没有去走“科举正途”。但是他后来的飞黄腾达,却是在他四次落第,朝廷和社会上终于用上了他的“西学”之后。可见关键不在于在学校里学了什么,场屋里考你什么,而在于官场上用的是什么。如果清朝象日本明治政府任用伊藤博文那样,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任用严复他们第一批留学生,早早地授予他们“同进士”、“同举人”的学位,“科举制”肯定不会在清末得到那样十恶不赦的“恶名”。


清朝中央政府中主管“洋务”的总理衙门,早在六十年代就想把“科学”内容加到“科举”中去,逐渐减少“八股”内容。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曾答应同文馆的“洋顾问”丁韪良说:“我们将来总有一天要让科举考试对科学开放的。”可是,几十年里,迟迟没有推行起来。清末的“科举制”,有它的时代之错,但是错在做“八股”,错在不考“西学”,错不在“科举”本身。如果清朝好好地改造“科举制”,好好地改造学校教育制度,把“书院”改造成兼容中西文化的“中西学堂”、“高等学堂”,“格致学问”就能在同光时期的“科举制”中体现出来。如此“费厄泼赖”,所谓“科学精神”也不用等到“戊戌”倡言变革的人物,以空洞无物的激进方式宣传开来;所谓“民主思想”也不会留给“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用“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极端方式表达出来。


陈寅恪先生曾经交待他的治学是“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咸同之世,曾国藩、张之洞的治国主张,大致可以归纳为中外各国和睦融洽,东西文化一道混同的“中体西用”思想。这种“中庸”、“折中”的思想,在强调学习西方的时候,会表现出它的“激进”一面;而在强调民族传统延续的时候,它又会表现出“保守”一面。我们发现,迫不得已地引进西方教育制度来冲击清朝冥顽不化的“科举制”,曾国藩、李鸿章已经开启了一座激进之门。“变科举”越受挫折,激进思潮的能量也就越是郁积。最终的1905年,不是“变科举”,而是“废科举”。陈寅恪熟悉的那种“不偏不倚”的“中西熙洽”状态就不复存在了。


“废科举”以后,中国各地的“旧学堂”都跟着废弃了。最可惜的是一批古老的书院,有的是还是从唐、宋、元、明时代流传下来的古老书院,也都在“废科举”以后荒废了。从二十世纪过来的读书人,大约都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最老的也不过一百多年。交通大学,只能追溯到1896年的“南洋公学”;北京大学,只能追溯到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算得上是“老学校”的“复旦大学”,更是只能追溯到1905年。其实,中国的高等教育有很长的历史,只是他的传统被割断了,比欧洲所有大学都要古老的“岳麓书院”,落在湖南大学的校园里面,已经没有建制,剩下一个院落而已。没有全被拆去,就是幸运。二十世纪中国的高等教育(“大学”)和中等教育(“中学”)不是传统教育的自然延续。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是“另起炉灶”。


法国人算得上是崇尚革命,喜欢激进的民族,但是他们制定的文化教育政策还是相对保守。法国保留了上千年的教育体系,形成不同教育体系的叠加。“巴黎大学”系统,是教会留下的千年遗产。波旁王朝建立的“法国科学院”至今还很荣耀。大革命后,共和国搞的是“高等学校”体系,培养了大批现代人才。在科研系统,古老的“法兰西学院”和新进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同样发挥着作用。革命彻底的法国,在科学教育上反而比较保守,把老的教学科研体系都留下了。每每看到空荡荡的北京“国子监”,喧嚣嚣的南京“江南贡院”,还有上海、嘉定的“文庙”,沦为废址,或不知所用,或被人参观,就知道我们那个延续了近二千年的“科举制”是彻底废除了。其实,政治可以改朝换代,可以“汤武革命”,文化倒还是以继承发展,改革改造合适些。即使是“废物”,也是尽可能地物尽其用为好。


《文景》,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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