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晔 王仲春:美国的西藏政策与“西藏问题”的由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26 次 更新时间:2005-06-15 02: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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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晔   王仲春  

  

  一个时期以来,达赖喇嘛在国外四处游说时,曾经多次前往美国,或应邀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或举行记者招待会,或赴白宫与美国总统、副总统会晤,公开煽动“西藏独立”,请求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而美国方面也报以所谓“低调”的礼遇接待。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叛逃国外的达赖集团能够在美国大搞分裂祖国的活动?美国政府与所谓西藏问题究竟有哪些“情结”?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当今的问题必有历史的根由。本文试图依据历史资料,尤其是美国政府近年解密的文件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以期从历史的启示中认识现实。

  

  一

  

  美国人最早涉足中国西藏地区是在19世纪末叶。

  

  他们多是以“传教”、“探险”和“经商”等非官方身份,踏上西藏这块美丽而神奇的土地的。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却对美国早期西藏政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威廉·伍德维尔·洛克希尔(William Woodville Roc khill)是第一个进藏的美国官方人士。此人曾于1884年被派往北京,任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秘。(张植荣:《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旅游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3年后,他辞去了外交官职务,化装成喇嘛,对西藏进行了4年的秘密“调查”。当时,由于地形的险恶和交通的不便,使他无法进入拉萨,而只能在西藏的东部和西南部地区收集一些有关西藏的政治、文化、宗教、历史、语言以及人物等方面的资料,所得十分有限,远未掌握有关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充足资料。然而,洛克希尔却仅就自己收集的有限资料写了很多游记和论文,如《达赖喇嘛与清帝的关系》、《达赖喇嘛之国》、《西藏》、《1891-1892年蒙藏旅行记》等。他在上述著作中,提出了“西藏是宗主国中国的属地”〔美〕N.C.霍尔:《美国、西藏与中国》,成军译自《西藏评论》1978年1月号;另载《20世纪的西藏—国外藏学研究论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的说法。由于他是第一个写出有关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关系的美国人,加之他在1908年又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因此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早期的西藏政策,即在事实上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Suzerainty),排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美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第一次官方接触是在20世纪初期。1908年,就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洛克希尔在山西五台山见到了因英军入侵而被迫逃至此地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请求美国帮助他设法返回西藏掌权。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处境洛克希尔仅表示同情,并未给予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因为这时的美国还是一个羽翼未丰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对远东和中国奉行的是门户开放政策,而对荒贫遥远交通极其不便的中国西藏地区兴趣并不浓厚。

  

  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战年”。当时由于缅甸的失陷,中国的一条“给养线”滇缅公路被日寇切断,中国政府决定修筑一条从印度通过西藏到云南的公路,以便开辟一条新的补给线。这一计划得到美国的支持,并指令战略情报局(OSS )(战略情报局(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 e Agency)的前身。1942年6月13日,美国情报协调局与军方情报力量合并,成立美国战略情报局(OSS ),1947年更名为中央情报局。)负责考察地形的任务。8月,OSS 的两名军官伊利亚·托尔索伊(Ilia Tolsoy)上尉和布鲁克·杜兰(Brook Dolan)中尉带着罗斯福总统致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抵达拉萨。(〔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401页。此时的达赖喇嘛为丹增嘉措·达赖喇嘛(1935.7.6)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十四世达赖喇嘛。幼名拉木登,青海璜中人。1933年10月30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后,他入选为转世灵童,1939年被迎至拉萨布达拉宫供养,开始接受系统的经学教育。1940年2月5日,经中华民国政府特准,继任十四世达赖喇嘛。)他们是美国首次遣使入藏的使者,既负责勘察公路地形任务,又从事了一次转达美国总统向达赖喇嘛致意、与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地方官员建立联系的秘密访问。当时,美国视中国为二战中并肩战斗的盟友,罗斯福总统主张战后“中国成为世界组织中的四大警察之一”,并期望“中国能协助美国在战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利用中国作为对苏联平衡的力量。”(〔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7、555页。)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美国自然把与中国盟友的关系看得高于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因此,罗斯福把达赖喇嘛视为中国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在信中称达赖喇嘛为“喇嘛教”的“最高教长”。(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President Roosevelt to th e Dalai Lama 1942,China,pp.624-625.)两位美国人在拉萨受到良好的接待,他们答应帮助西藏人解决无线电设备,发表同情“西藏地位”的言论,建议让西藏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出席战后“和平会议”,以便借机让西藏正式宣布独立。在两位美国人离开拉萨时,达赖喇嘛托他们转交他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和礼物。那时达赖喇嘛年仅8岁,这封信是由噶厦(噶厦(Kashag):旧西藏最高行政机关,由噶伦四人主持。四人为一僧三俗,噶厦的首脑是达赖喇嘛,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年幼未亲政前由摄政达扎代替。1959年3月西藏平叛后噶厦解散。)非法的外交局(外交局:1942年7月7日噶厦非法成立的表示“西藏独立”对外联系的机构。当时的中央政府识破其阴谋,宣布“外交局”只能作为地方对外联系的机构存在。但是“外交局”并未从此停止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直到1951年3月西藏和平解放,中央统一处理外事事宜后,“外交局”才撤销。)代办的。信中提到“我高兴地知道,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国家表示极大兴趣。”“西藏珍视她自古以来就享受的自由和独立。”(夏格巴:《西藏政治史》中译本,第240-242页。转引张植荣前引书,第85页。)这是在明显地歪曲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两位美国军官回国后曾建议OSS 向西藏提供三部全套轻便易运的无线电台,以便西藏建立连接昌都、甘托克、那曲、错那和日玛等沿边地区的通讯网。OSS 局长多诺万(W.Donovan)赞成托尔索伊的建议,并向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献策:这将会成为美国的影响渗入西藏的一个开端。最终,美国政府对此项建议采取了双重政策:一方面,为了不由此“得罪中国人”,美国政府再次向中国政府保证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并重申:“美国铭记不忘中国政府早就公言对西藏拥有宗主权,并早就声明中国宪法把西藏列为中华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对这两种声言美国政府从未提出过异议。”(NC ?霍尔:《美国、西藏与中国》,第294-295页。)另一方面,在1943年下半年,美国OSS 向噶厦赠送三部无线电台和五部无线电接收台,同年11月30日,一架运送援助物资的美国军用飞机在拉萨附近坠毁,机组人员全部遇难。(霍尔:《美国、西藏与中国》,第296页。)这些事件不仅促进了美国与西藏噶厦的友好关系,而且使西藏噶厦相信美国是在对西藏“独立事业”给予支持。美国政府西藏政策的两面表现,表明了美国制订和实施西藏政策的实用主义原则:主要服务于美国的亚洲总体战略利益和对华政策的需要,但是又考虑可能的局部利益需要。如果说这一政策与从前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明目张胆地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对待,并直接与西藏噶厦建立了官方联系。

  

  二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藏噶厦政府乘国民政府忙于内战之机,加紧了谋求“西藏独立”的活动。

  

  此间,奉行冷战政策的美国政府,一面需要中国成为亚洲冷战中的战略伙伴而支持中国政府控制西藏;另一方面,又在考虑西藏战略地位在未来冷战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国民党可能失去了中国”以后的可利用性,这使美国的西藏政策处于十分复杂的双向选择之中。1946年底,美国驻印使馆代办梅里尔(Merrell)提醒国务院“在目前印度、缅甸、印度支那和中国战局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国要“防止在这些国家的反美势力控制政权”,为此他建议“美国可以考虑在西藏建立空军基地和火炮发射基地”。他强调达赖喇嘛的佛教主义是一种在亚洲中部及南亚佛教国家影响较大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可以用它“作为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屏障”。(FRUS,1947,VII,Tibet,The Charge in India (Merrell)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e in India (Merrell),pp.589-592.)当时,梅里尔的建议没有被国务院采纳,因为美国不愿意因西藏问题引起中国国民政府的不满,以至影响两国关系,更不愿由此而削弱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斗争。因此,代理国务卿艾奇逊(Acheson)电告梅里尔“目前不宜介入西藏地位的争论”。但是鉴于西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美国仍十分重视与西藏的关系”,只是这种关系的发展与巩固要“十分谨慎地通过非官方的渠道进行”。(Ibid.,p.594.)1948年初,西藏噶厦派遣西藏分裂势力代表、时任“财政部长”的孜本·夏格巴(Tsepon Sh akapa)率领一支所谓的“商务代表团”访问美国。这实际是一次寻求美国支持“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尽管中国政府再三阻挠,西藏“商务代表团”还是得到了美国商人的引路,由美国驻香港办事处签发了赴美许可证,(祝启源、喜饶尼玛:《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并于1948年7月7日飞抵美国。

  

  夏格巴等人此行美国目的有三:其一,以转交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为由,提出谒见杜鲁门总统的请求,FRUS,1948,VII,Tibet,The Secretary to the Ambassado r in China (Stuart),pp.772-773.)试图与美国高层领导人建立直接联系,以求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实现“西藏独立”;其二,从美国获得金融通货,以支持西藏的货币,稳定西藏独立的货币制度和经济体系;(FRUS,1948,VII,Tibet,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Leader of the Tibetan Trade Mission (Shakabpa),pp.779-780.)其三,在美国秘密采购武器,以准备独立时使用。(“国民党拉萨情报”(1947年10月24日),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出版社1963年版,第359页。)中国政府识破其阴谋后,立即于7月12日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书面声明和质询。(FRUS,1948,VII,Tibet,Memorandum of Telephonbe Convers ation,by the Chief of Chinese Affairs (Sporuse),pp.759-762.)在中国外交的压力下,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电告中国大使馆:“美国坚持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无意变更其对西藏立场之意”。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沃尔顿·巴特沃斯(W.Walton Butterworth)向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解释有关签发“商务代表团”赴美签证时说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并未在西藏旅行文件上签字,而只是发给了一张入境许可证,这种许可证通常发给未能提出有效护照或护照未经美国政府承认之国家的申请人,它并无特殊意义。”(祝启源、喜饶尼玛:《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第143页。)为了解除中国政府的疑虑,美国把西藏代表团作为美国商业部的“客人”来接待,而不是作为国务院的客人来接待。(FRUS,1948,VII,Tibet,Memorandum of Teleph one cjonversation,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ses Affairs (Sporus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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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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