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发民:“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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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发民  

[内容提要] 本文揭示了“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空想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四大政治思想特征,并从认识论上阐述了它与客观相分裂的唯主观论、与真理相分裂的唯价值论、与经济相分裂的唯政治论、与统一相分裂的唯斗争论、严重脱离党和群众的个人崇拜论等特征。

[关键词]“左”倾 意识形态 特征

仰观俯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轨迹,不难发现,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在求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艰辛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中国社会主义观。一个是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中国社会主义观,这就是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另一个是错误的中国社会主义观,这就是党在探索中产生的一系列“左”倾错误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两个中国社会主义观之间存在着曲折、复杂、深刻的思想冲突。总的局势是,愈到后来,“左”倾中国社会主义观愈压倒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中国社会主义观而占上风,并随着实践和思想的不断积累而跃升为完整的“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一大二公三纯”的,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实行计划经济和供给制的,限制并消灭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新世界”为理想目标,以“阶级斗争”、“大跃进”、“穷过渡”为基本路径,是一个严重“左”倾的社会主义认知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深入研究这一思想体系的特征,对于我们科学总结和汲取历史教训,深刻认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理性和价值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特征  

从政治思想上看,不能说“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没有一点科学社会主义成分。但是,它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特征,却是严重偏离科学社会主义或与科学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

空想社会主义,是“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鲜明的特征。对此,晚年的毛泽东直言不讳。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不仅和刘少奇曾经议论过:“从前乌托邦的空想,我们要实现。”②而且于1958年8月21日上午在北戴河谈人民公社时,明确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

①此文是作者所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②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记录,1958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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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我们要实行。”①为此,就以19世纪欧美和日本的空想社会主义为蓝本,在头脑中构建了一个“一大二公三纯”的,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实行计划经济和供给制的,限制并消灭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急于实现这一“纯洁”、“美好”的社会主义“新世界”,在我国工业化刚刚起步,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29元(1955年)的情况下,就誓言实施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②,拔苗助长地推进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急于求成地“归大堆”;在我国人均收入仅142(1957年)元,农民全年人均收入不足80元,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基础上,就心血来潮地在农村搞起了“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形式”的“大试验”,拼揍“一大二公”,实行“一平二调”,心急火燎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左”倾思想和实践,鄙薄物质利益原则,推崇假、大、空的“政治挂帅”,提出“穷则变,富则修”的奇怪逻辑,把贫穷和社会主义连接在一起;轻视科学知识,不信任知识分子,得出“书越读越蠢,越是知识分子越容易产生修正主义”③的荒唐结论,把愚昧和社会主义连接在一起。从而,就铺垫了一条依靠“穷过渡”和鲁莽蛮干而通向共产主义的空想道路。为了清除这条道路上的障碍,不惜制造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以至发动了震撼寰宇的“文化大革命”。“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极其激烈、顽强而悲壮的特殊方式,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再现了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足迹。

民粹主义,是“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突出的倾向。民粹主义是19世纪60年代产生于俄国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是农民阶级从维护小生产利益出发而惧怕和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表现。其基本内容是,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主张在农民村社和个体经济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基础和影响。“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深深地打着民粹主义的烙印。其主要表现,一是脱离工业化而追求手工个体农业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淡化甚至背弃“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④的正确思想,全盘否定“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提法,撇开“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片面化为“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⑤,从而,脱离工业化进程而人为地加速社会主义改造,致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是以工业化的物质技术为条件,而主要是以落后的手工个体农业为基础。毛泽东1944年曾经正确地指出:“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⑥他把这种民粹主义又称之为“农业社会主义”,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就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稿社会主义。”⑦二是脱离新民主主义建设思路而急于从分散的个体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不久,就抛弃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的正确结论,不切实际地过早让“资本主义绝种”,使中国由分散的个体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不顾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把“狠批资本主义”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纲”。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⑧三是排斥市场经济而用自然经济思想打造社会主义。囿于我国历史上长期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束缚,并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观念的影响,本能地排斥商品交换,无端地畏惧价值规律,盲目地批判市场经济,崇尚和追求没有社会分工、万事不求人、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主义。四是否定按劳分配和一切差别而主张绝对平均主义。一方面,把联产计酬、计件工资、奖金等按劳分配

①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74、1155页。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57页。

④⑥⑧《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3-184、207、275、32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19页。

⑦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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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当作资产阶级法权加以破除,把劳动者维护自己合法财产不被无偿平调和剥夺的正当行为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加以批判,另一方面倍加赞赏和宣传中国古代类似五斗米道那样的农民绝对平均主义思想①,从而怂容“一平二调”,吃“大锅饭”,并为其裹上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包装,致使灾难性的“共产风”席卷全国。其实质,是企图用农民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来认识和改造中国,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无任何差别、平均划一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

与民粹主义相联系,封建社会主义思想在“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表现得也很明显。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正确的个人崇拜”论的同时,旨意明显地说:“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还不如我独裁好。”②显然,晚年的毛泽东要以个人崇拜为支撑,以“独裁”专断为手段来实践它的“左”倾中国社会主义主张。由此,在林彪、江青等野心家的推波助澜下,一方面,在思想领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旋风迅速滋生、蔓延开来,并且愈演愈烈,以至形成全国性的以“三忠于”“四无限”③为内容,以“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忠字歌”为形式的封建表忠心狂潮;同时,在“斗私批修”的旗帜下,领袖个人的“左”倾思想被宗教式的颂扬和教条式的宣传,“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实行思想垄断和“舆论一律”,而科学被漠视,教育遭蔑视,民族传统文化被否定,人类文明成果受批判,大搞禁欲主义的以言治罪和文字狱。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毛泽东被捧到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的“至尊至圣”地位和权力金字塔顶峰,个人“独裁”专断的思想行为也日益滋长、蔓延开来,并且愈演愈烈,直至形成了“唯毛独尊”、“唯毛是从”和“顺毛者昌”、“逆毛者亡”的高压政治环境。这样,就使毛泽东的“左”倾个人领导不受任何制约地否定和取代了党的集体领导。大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皆“定于一尊”;无论谁,上自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稍有悖逆,“非圣即违法”,都会迅即被打入“阶级敌人”行列而惨遭专政。人权遭到践踏,民主受到亵渎,法纪荡然无存。历史已经判定,“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盖着专制主义纹章,唱着封建主义挽歌。

“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军事共产主义思想倾向。毛泽东对革命战争时期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无限怀恋。他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方面严厉批评进城后实行薪金制是搞资产阶级法权;另一方面大力倡导军事共产主义思想,说:我们的军事共产主义,是生活平等,搞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④由此,就极力推崇和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就是人民公社采用团、营、连、排、班建制把群众组织成所谓“产业大军”,从组织上为像战争时期支援前线那样大规模地无偿调用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可能性。“行动战斗化”,就是以命令手段统一调配和指挥劳动力,像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那样进行经济建设,从而使瞎指挥风泛滥,命令主义盛行。“生活集体化”,就是取消薪水制而实行战争时期那样的供给制,一哄而起地举办公共食堂、幼儿园、“幸福院”等生活福利事业,从而剥夺了人们生活上应享有的自由。我国过去长期实行的过分高度集权、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经济体制本身,就带有军事共产主义的思想痕迹。用军事共产主义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是“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选择。

上述诸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混合,构成了“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其核心,是民粹主义。

二、“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识论特征

从认识论看,“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现了极其明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征。

(一)与客观相分裂的唯主观论。这集中体现在1958年毛泽东抛弃实事求是原则而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左”倾思想路线上。这条思想路线的实质,是否定客观基础,崇尚主观意志。

(1)主张破除客观对主观的约束。马克思

①②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75-776、742、1294、743页。

③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敬仰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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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①列宁说:“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乃是人的有目的活动的基础。”②因此,任何主观意识永远无法摆脱客观存在对它的制约,任何实践行为永远无法违背科学真理对它的束缚。但是,“左”倾思想路线却把这种体现存在和意识本质关系的约束视为迷信而主张不断破除。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③在9月5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讲:说工业了不起,可难啦,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是迷信,就不要信这些。十五年赶上英国,现在两年基本可以赶上(指总产量,而不是按人口平均)。④“上有所好,下必甚矣”。在“破除迷信”的旗帜下,批判“唯条件论”、否定客观规律、无视科学真理、向实践规则挑战的声浪甚嚣尘上。“大跃进”时期,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科学态度视为“右倾保守”和“迷信思想”而彻底批判,把按比例协调发展的经济规律和综合平衡方针当作“消极平衡”而恣意推翻,把企业生产的技术要求和规章制度说成是压制工人积极性的“条条框框”而一脚踢开,把坚持科学技术要求的干部和科技人员冠以“白旗”而无情拔掉,甚至提出和实行了蔑视各行业规律的“外行领导内行”的错误口号。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明确表白,不怕批评者把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论原理当作法宝祭起来“打”他;到“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上下则把这一科学原理斥之为“唯生产力论”而予以声嘶力竭的讨伐。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否定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对主观意识的约束,否定科学真理和科学规则对人类实践的约束,就等于抽掉了认识论中的唯物论,也就等于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2)无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破除客观对主观约束的同时,以“解放思想”为旗帜,“左”倾思想路线对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行了惊人的浮夸。毛泽东在1958年夏的北戴河会议上,无限赞赏唐代主观唯心主义者惠能和尚,说: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大跃进”⑤。由此他认为,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⑥他主持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核心在于去掉一切束缚,让人的主观能动性“爆发”出来,搞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人民日报》1958年8月3日《年底算账派输定了》的社论说:“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的不是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决定于人,决定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是鼓足了干劲,是不是力争上游,是不是事事多快好省。群众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定了的。”7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甚至宣称:“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当时,“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等荒谬口号横行无阻。这样,就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鼓吹到可以创造一切,改变一切的万能地步,以致用主观幻想“放飞”了一系列堪称历史笑柄的“粮食卫星”和“钢铁卫星”,使虚报浮夸之风祸国殃民而难以遏止。其实,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长时间内,以主观猜测代替调查研究,导致误判形势;以主观愿望代替科学论证,导致高指标;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导致蛮干、乱整等等,其思想根源,皆在于此。

(3)拒绝承认和接受客观实践的检验。毛泽东曾经正确地指出:“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⑦但是,在“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否合乎历史要求的判定问题上,“左”倾思想路线却拒绝承认和接受实践的检验。1959年,“大跃进”实践中所暴露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及其所引发的“全面紧张”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以彭德怀的信为代表,要求总结经验和纠正“左”倾的呼声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页。

②列宁:《哲学笔记》,第201页。

③⑥⑦《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17、811、992页。

④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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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高涨。然而,毛泽东对此却视而不见地说:“市场紧张,粮食紧张,农业也紧张,工业也紧张,商业也紧张,交通也紧张,以致搞得人心也紧张。据我看,没有什么紧张。”①从而,不顾国民经济已经“筋疲力尽”,硬是孤注一掷地做出了“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决策。接踵而至的全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城乡人民食物匮乏、营养不良、饥馑死亡等灾难性后果,宣判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破产。在实践的宣判面前,毛泽东虽然心情痛苦,同意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是,却主观地把这场历史灾难淡化为“一个指头的问题”,臆造了“光明”和“成绩”;进而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正确判断和主张包产到户的正确意见斥之为“反社会主义”的“黑暗风”和“单干风”,策动了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直至破釜沉舟地发动了制造“天下大乱”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脚印昭示人们,执迷不悟地拒绝承认和接受实践的检验,不见棺材不落泪,甚至见了棺材也不落泪,这既是“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唯主观论特征的必然表现,也是它坚持唯主观论的逻辑结果。

(二)与真理相分裂的唯价值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任何活动无一例外地遵循着两大原则:一是真理原则,就是人类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和规律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使主观思想和行动符合客观实际和规律;一是价值原则,就是人类必然按照人的尺度和自身需要去认识和改造世界,通过实践,使客观世界符合人的主观需要和利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统一于实践。在实践中,人通过追求价值发现真理,通过追求真理创造价值;实践就是肯定真理与实现价值的统一。在这种辩证统一关系中,真理原则具有独立的权威地位。不是价值决定真理的命运,而是真理决定价值的存亡。任何价值活动都不可脱离真理而独立存在。人只有拥有真理、成为真理的主体,才能拥有价值、成为价值的主体。社会主义作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体系和价值创造活动,更须遵循真理原则。

但是,“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却呈现出与真理相分裂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思想。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也不行。《易经》上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曾子也说:“夏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这都是圣人之言。②这种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思想倾向,使毛泽东和党头脑发热、心血来潮,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采取了“势如破竹”的破除态度,以致为急求功利、急求价值而脱离实际、抛弃真理。在价值目标的选择上,与“生产力决定论”真理相分裂,沉醉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美妙幻想,不仅在头脑中构建了“超越”前人乌托邦的“左”倾中国社会主义目标模式,而且从实现这种美妙的空想蓝图出发,在头脑最热的时候,喊出两、三年赶上英国的口号,提出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内赶上美国,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层层加码而无法达到的高指标。在价值创造活动中,与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真理性判断相分裂,执拗地提出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唯物论相分裂,搞“穷过渡”,刮“共产风”,推行公社化;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经济规律相分裂,发动“大跃进”,劲吹浮夸风,实施瞎指挥,制造了九千万人一哄而上炼钢铁的惊世蛮干奇迹。在价值评价上,与实践检验结果相分裂,与广大人民的价值感受相违背,赞颂导致三年严重饥馑的“三面红旗”,肯定乱党乱国的“文化大革命”。价值与真理相分裂的结果,是事与愿违,向往文明而得到野蛮,追求富裕而迎来贫穷。最终毁灭的,不是真理,而是价值,是“左”倾中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这是无情的历史辩证法。

(三)与经济相分裂的唯政治论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③;任何政治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不能把经济搞上去,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因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861页。

②《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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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东西”①。但是,在“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政治不仅被狭隘化为“阶级斗争”,而且其地位和作用被夸大到可以脱离经济、甚至否定经济或改变经济规律的荒谬地步。这突出地体现在毛泽东把“政治挂帅”绝对化,主张“突出政治”、“政治统帅经济”的思想中②,体现在对林彪提出把政治置于高于一切地位的“四个第一”③思想的欣赏和推广上。由此,全国曾陷入唯政治论的历史旋涡:

在“突出政治”思想的牵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政治冲击经济”、“政治冲击一切”之风席卷全国。

在“政治挂帅”思想的导向下,政治思想被抬高到“一通百通”,可以“掌握一切”、“改变一切”④的荒谬地步,而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和物质利益原则遭到否定。由此,提出了“越穷越革命”、“富了,一定会发生问题”⑤的荒谬论断,掀起“趁穷过渡”的“共产风”;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唯心概念,把大批不占有生产资料、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党内外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打成“剥削阶级”或“资产阶级”。

在“政治统帅经济”思想的领航下,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被抛弃,政权和政治意志被拔高到可以自由选择或改变经济的至上地位,从而一方面搞“大跃进”,想依靠政治意志和政权的力量自由选择生产力,把我国赶上发达国家的时间由50—75年迅速缩短为两、三年;另一方面搞人民公社化运动,想依靠政治意志和政权的力量自由选择生产关系,实现“一大二公三纯”,“跑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为了排除这两项自由选择的阻力,最终不惜以政治权力点燃了陷天下于内乱的“文革”烽烟。

无情的历史告诉人们,经济的客观必然性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政治,如果违反这种必然性而起作用,不仅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而且最终会在经济必然性的压力下而“陷于崩溃”。⑥由此决定了“左”倾政治的破产命运。

(四)与统一相分裂的唯斗争论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按照这一规律,任何事物都是多种多样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的斗争性与统一性是紧密联结在一起、不可分割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⑦。然而,在“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辩证法却被歪曲为与统一相分裂的唯斗争论。集中表现在两点:

一点是,把事物无限丰富多样的关系,简单化为仅只有两个对立面的单一性质的对立关系;在社会领域里,简单化为势不两立的两大对抗阶级的政治关系。1957年4月,在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毛泽东说:“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⑧这样,就把客观上丰富多样的学术思想关系主观化地归结为两大对抗阶级的关系,从而就扼杀了学术争鸣。列宁说:辩证法是“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总和”⑨,也就是说,是多种多样的对立面的总和。毛泽东的说法是与辩证法相悖逆的。

另一点是,否定对立面的统一性而将斗争性夸大化、绝对化。1959年末,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毛泽东似乎忘记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还承认:“和解、妥协、调和是可以有的,在过程发展的一定状态下是必要的。停战、媾和、终止罢工、临时的统一战线、某些合作,是阶级斗争中有过的,但不是总战术。”(10)其实,调和只是矛盾统一性的表现形式之一。晚年的毛泽东不仅不承认调和,对矛盾的统一性实际上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1964年6月

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9、16页。

②⑧《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00、665页。

③“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④《共和国档案》(1949—1996),团结出版社,1996年,第188页。

⑤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260、274页。

⑥(10)《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7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8、483页。

⑨《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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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针对当时我国学术界提出的旨在强调矛盾统一性的“合二而一”论,毛泽东判定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①与此同时,又把“一分为二”绝对化为不要统一性的斗争。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按照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以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②在这里,矛盾的丰富性不见了,对立面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联接、相互转化等统一性被抛弃了,博大精深的唯物辩证法被片面地归结为干瘪瘪的“斗争”二字。

由此出发,就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和斗争中思维,以致人为地“设置对立面”,搞“插红旗、拔白旗”,频繁地发动以内斗为核心的政治运动,策动同室操戈的“文化大革命”;就在只反右不反“左”的片面性中思维,不停顿地批判“右倾保守”,批判反冒进,批判“观潮派”、“稳妥派”、“秋后算帐派”;就在相对主义和诡辩论中思维,把现实中的一切当作没有任何相对静止和稳定的纯粹流变,“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③。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胜利不久,就批判“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农业互助组、初级社没搞两年,就转升高级社;高级社没站稳脚跟,又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搞穷过渡等等,从而使我国社会始终处于国无宁日的不断折腾之中。所有这些,其方法论根源,皆在于与统一相分裂的唯斗争论。

(五)严重脱离党和群众的个人崇拜论

“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观唯心论决定了,它在历史观上必然“把个别人物神圣化”,必然接受和主张个人崇拜论。事实上,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一连串成就所催生的绝对自信心的助长下,长期居于领袖地位的毛泽东开始放弃拒绝个人崇拜的立场,而以欣赏、接受和制造个人崇拜取而代之。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并且旨意明显地说:“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还不如我独裁好。”④显然,毛泽东要以“独裁”和专断来实践他的“左”倾中国社会主义主张。为此,就提出了“正确的个人崇拜”论。此论一出,恰恰迎合了千百年来小生产者渴求“大救星”的习惯势力,从而使个人崇拜旋风迅速滋生、蔓延开来,愈刮愈烈。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有的领导干部提出:“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林彪一伙借此鼓吹“顶峰”论、“句句是真理”论,把个人崇拜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使“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盲从主义迅速禁锢了亿万人的头脑。晚年的毛泽东由此被抬到了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的“至尊至圣”的神坛,从而,使他无所顾忌地以个人专断和“独裁”取代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轻而易举地发动违反群众路线的群众运动,势如破竹地“试验”和“演习”“左”倾中国社会主义主张,而使党内外有不同意见者在动辄得祸的政治压力下往往难以抵制和反对,以致给党和国家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历史悲剧对“正确的个人崇拜”论作了鉴定:它是与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相对立的、典型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

①③《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85、809页。

②《共和国档案》(1949—1996),团结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293-1294页。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来源:《人文杂志 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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