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计划:死刑冤案的程序控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4 次 更新时间:2013-11-29 12: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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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计划  

   摘要:  死刑的适用应避免两种情形,一是错误适用,即发生冤错;二是不当适用,即过度适用。二者都构成对生命权的侵犯,其中,死刑冤案对法治和人权的损害尤甚。死刑冤案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司法体制不科学的原因,也有刑事程序不完善的原因。我国2012年进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进一步完善了诉讼程序,有助于死刑冤案的预防。未来应当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刑事程序,这是在制度上防止冤案、控制死刑的关键。

   关键词:  死刑控制;冤案预防;司法体制改革;刑事程序完善

   近年来,佘祥林、赵作海、张辉等死刑冤案一一曝光,对人们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同时司法的公正性也屡屡受到质疑。这些公民虽然没有被执行死刑,并幸运地得以沉冤昭雪,但都曾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面临生命被剥夺的危险。面对媒体,张高平、张辉对警察刑讯逼供和非法使用刑侦耳目的悲愤控诉,无不令人痛感刑事程序存在着重大的漏洞和缺陷,并对侦查权滥用产生深深的忧虑。张高平在再审法庭上说,“今天你们是法官、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检察官,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很有可能和我一样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这番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的话语,怎能不引起每个人心灵的共鸣?

   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一针见血地指出:“查诸律中,刑事诉讼律尤为切要。西人有言: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1](P248)由此,刑事诉讼法不完善是造成死刑冤案的根本原因。冤案不仅给当事人及其家人带来无法弥补的巨大伤害,而且严重销蚀了人们对司法的信心。我们不能满足于冤案个案的纠错,而应当检讨死刑冤案的成因,正视司法体制与刑事程序存在的缺陷,不断完善司法体制和刑事程序,逐渐消除滋生冤案的因素,最大限度地防止死刑冤案。

   一、 死刑冤案的成因

   司法误判在哪个国家都有发生,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也都无法完全避免死刑冤案,但成因有别。在我国,近年来披露的死刑冤案之形成,固然有传统文化、社会转型期、舆论压力、维护社会稳定之需要等多种因素,但更多地缘于司法体制与刑事程序存在缺陷。近来,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机构对造成冤案的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纷纷制定防止冤错案件的意见,这些意见对于防止冤错案件具有积极意义。不过,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应当认真反思司法体制与刑事程序存在的不足,不断改革司法体制,完善刑事程序,从制度上防止冤错。

   (一)刑事司法体制问题

   审判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独立无偏的法庭是防止冤错、维护法治的保障,这是国际公认的基本准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言:“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2](P76)我国宪法也确认了审判权独立行使原则(第126条)。然而独立审判的价值仍未被充分认识和尊重,法院审判仍受到种种干预和干扰。特别是面对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等部门个别官员的干预与压力,法院对故意杀人等重大案件中的被告人是否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犯罪指控是否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量刑尤其是是否适用死刑等问题,有时难以做到独立裁判。[1]  法院往往面临法律效果与所谓社会效果的冲突与矛盾,有时在外部压力下,为追求“社会效果”而牺牲法律的公正,乃至酿成冤错。从司法体制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政法委拍板定案代行审判权

   长期以来,政法委对个案的协调被认为是党的领导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有些地方的政法委没有参与案件的法庭审理而协调案件,仅凭听“汇报”,就从社会效果出发,对案件作出处理结论,从而代行法院的审判权,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非常危险的。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就是政法委协调的结果。正是由于政法委的拍板定案,使得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形同虚设,“罪疑从无”变成了“罪疑从有、量刑从轻”,使得法院的独立审判功能丧失殆尽,沦为实现社会效果的工具。无疑地,冤案的产生,政法委的拍板定案是一项重要原因。

   2.三机关关系原则使法院难以独立审判

   《宪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然而“分工负责”体制在实践运行中存在不足,在发挥监督制约和防错纠错功能方面存在缺陷。虽然《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但由于过分强调法院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之间的配合以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使得法院独立性不足,审判制约公诉指控的功能乏力。在处理强奸、抢劫、杀人等重大、恶性案件时,三机关之间往往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有时甚至“联合办案”。在现行司法体制下,法院既不能对侦查实施同步监督制约,其审判也失去独立性和中立性,有时法庭审判流于形式,只是对侦查结果的确认而已,丧失了公正审判的功能。

   3.律师辩护制度的功能受到抑制难以充分发挥

   在死刑案件中,律师的辩护极为重要,是防止冤案的重要保障。律师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被告人无罪的材料和意见,能够帮助法庭发现案件事实和证据的疑点,对案件作出全面的判断。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律师辩护在防止死刑冤案方面的作用甚微。主要原因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之间“互相配合”以及政法委对个案的协调,使得律师在司法体制和刑事程序中处于边缘、弱势地位。公权力机关对律师存有很深的偏见,总认为律师是在吹毛求疵,妄图帮助被告人逃脱惩罚。律师的辩护活动受到公权力机关的压制甚至排斥,辩护意见尤其是无罪辩护意见不被尊重。如在佘祥林、赵作海、张高平、张辉这些冤案中,律师都提出了无罪辩护的有力理由,但没有受到政法委、法院、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重视。因此,正是由于司法体制的原因,使得法院失去了裁判主体应有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也使得作为防止冤错重要机制的辩护制度虚置,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难以发挥,这是造成死刑冤案的又一项重要原因。

   (二)刑事程序问题

   我国刑事程序存在诸多问题,无论是侦查程序,还是审判程序,都过于粗糙、原则,无法形成有力的冤案预防机制。

   1.侦查制约机制缺乏,讯问程序失控

   死刑冤案之所以形成,最常见、最主要的原因是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或者使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冤案都和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有直接关系。刑讯逼供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根本原因在于讯问嫌疑人程序缺乏监督,“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流于形式。侦查人员讯问嫌疑人都是秘密进行,不受时间限制。这种缺乏监督、制约的权力必然被滥用。

   实践中存在限期破案的行政命令机制与破案激励机制,违背了诉讼的基本规律。一些地方搞限期破案、破案立功制度,以破案率作为考核奖惩的依据,加大了公安机关破案的压力,刺激了逼供的功利主义思想。这些违背诉讼规律的措施不取消,刑讯逼供等非法侦查行为就难以根除,冤案也就在所难免。

   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缺乏制度保障,不具备基本的防御能力,也是造成死刑冤案的一项重要原因。一个公民一旦涉嫌犯罪成为嫌疑人,大多被长期羁押,丧失了意志自由和与外界联系的权利。犯罪嫌疑人难以得到律师的有效帮助,不能与家人见面。如果犯罪嫌疑人存在冤情,难以寻求有效的救济途径。

   证明方法落后、侦查失范是造成死刑冤案的又一项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侦查以抓获犯罪嫌疑人为中心,取证以获取口供为中心,这种落后的、原始的侦查模式、证明方法是导致冤错的重要原因。在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体制下,侦查行为不够规范,一些侦查人员主观臆断,凭想当然认定案件事实。如在佘祥林、赵作海冤案中,在没有对死者进行DNA鉴定的情况下,武断地认定死者身份,导致被害人身份认定错误,从而造成侦查方向错误。再如辨认现场程序极不规范,本应具有客观性的侦查行为,即便实行录音录像和见证人见证,也不乏弄虚作假者。[2]

   2.法院公正审判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被告人享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包括无罪推定的权利、公开审判的权利、迅速审判的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律师帮助的权利、传唤和询问证人的权利(含质问或请求法院质问对他们不利的证人的权利、传唤和询问辩方证人的权利)、有充足时间和条件准备辩护的权利,这些都是保障辩护权,预防冤案的重要机制。然而实践中往往重视不足,保障不够。比如,证人出庭率极低,法庭审理书面化,法庭调查空洞化。而面对法定的证明标准,由于过分追求惩罚犯罪的诉讼功能,导致罪疑难以从无,从而造成冤错。这当然主要是由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造成的。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条文数达到290条,对审判程序有所完善,但也不过增加了9个条文。目前,第三编“审判”(包括“审判组织”、“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五章)仅有70个条文(少于第二编“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的71个条文),其中,“第一审程序”条文最多,也仅有35条,而公诉案件普通程序更是只有区区23条。

   我们应当从一个个死刑冤案的血的教训中,全面认真反思司法体制和刑事程序中的缺陷与不足,通过体制和程序的改革与完善,避免悲剧重演。

   二、2012年刑事诉讼法预防死刑冤案的程序规定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完成了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不仅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刑事诉讼法,而且在规范侦查程序、完善审判程序方面作了较大努力,相关程序规定有利于防止死刑冤案。

   (一)规范侦查讯问程序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进一步规范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如规定,拘留、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第83条、第91条);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第116条);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第121条)。如果上述规定能够得到执行,将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进而有助于防止死刑冤案。

   (二)完善辩护制度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强化了律师辩护制度,有助于防止死刑冤案。第一,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比侦查中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审查起诉阶段有权委托辩护人的原有规定有所进步。第二,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将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修改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34条第3款),即将法律援助引入了侦查程序和审查起诉程序。第三,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第四,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上述规定提前了死刑案件中法律援助的时间,扩大了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和参与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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