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道鸾:人权保障与死刑限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8 次 更新时间:2013-11-27 00: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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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鸾  

    

   【摘要】废除死刑和轻刑化是当代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建国初期就提出了不废除死刑,但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的刑事政策。在现阶段,“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是中国的重要刑事政策。“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取消了13个非暴力性经济性犯罪的死刑,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死刑罪名由68个减少至55个,在世界上保留死刑的国家中是少有的,应当从立法上进一步减少非暴力性的经济犯罪和财产性犯罪的死刑,为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好准备,还应当探讨死刑取消后的替代措施以及如何从司法上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

   【关键词】死刑政策;人权保障;刑法修正案(八);集资诈骗罪;运输毒品罪;死刑的替代措施

   人权保障与死刑限制在当下不但是国际刑事法学领域,也是国内刑事法学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涉及刑事基本法律,而且涉及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不仅涉及国内刑事法,而且涉及国际刑事法。死刑核准权的收回拉开了死刑制度改革的序幕。死刑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贯彻中国宪法规定的人权保障原则,进一步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

   一、我国的死刑刑事政策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废除死刑和轻刑化,是当代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在建国初期,根据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不废除死刑,但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的刑事政策。当时在全国开展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大规模群众性运动,以镇压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形势下,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1]“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2]并针对当时土地改革运动中一些主张多杀的意见,重申“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3]在现阶段,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成为我国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刑事政策。据了解,在刑法理论界,除个别学者主张中国现在就可以废除死刑外,绝大多数刑法学者都赞同这一刑事政策。为贯彻执行这一刑事政策,国家从立法、司法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一,严格规定死刑适用的标准(或者对象)。“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刑法》第48条第1款)。这是适用死刑的前提条件。其二,确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死缓制度。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刑法》第48条第1款)其三,从犯罪主体上加以严格限制。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刑法》第49条)。这是关于死刑适用的一般禁止条件的规定。根据本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即使其所犯罪行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符合《刑法》第48条规定的条件,也不能适用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刑法修正案(八)》第3条还进一步规定,“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这就是说,已满75周岁的人一般不适用死刑。这是为了控制死刑的适用范围而从犯罪主体上作出的特别规定。其四,从程序上加以严格控制。《刑法》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第48条第2款);《刑事诉讼法》设专章(第3编第4章)规定了“死刑复核程序”。为了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加强对死刑复核的监督,《刑事诉讼法》第239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对于不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新审判或者予以改判。从而确定了以核准或者不核准为原则的死刑复核裁判方式。第240条第1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第2款规定,“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从而发挥辩护律师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作用,目的是要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的行使,确保正确、慎重地适用死刑。《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死刑的执行程序:“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命令后,应当在7日内交付执行。但是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停止执行,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1.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2.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3.罪犯正在怀孕”(《刑事诉讼法》第251条)。其五,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法律的规定和立法精神,针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适用法律方面的问题,通过作出司法解释、发布典型案例、下发会议纪要等形式,指导下级法院正确理解法律,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2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因此,司法解释属于具有法律效力的有权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协调全国审判工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对于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刑法关于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作出解释,明确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是指不能判处死刑,而不是指等到犯罪分子年满18周岁以后再执行死刑;刑法规定的已满18岁,是指实足年龄,且一律按公历的年、月、日计算[4],即过了18周岁生日,从第二天起才认为已满18周岁。在侦查、预审、审查起诉阶段,已发现犯罪嫌疑人怀孕并动员作了人工流产的[5],或者怀孕妇女因涉嫌犯罪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后,又因同一事实被起诉交付审判的,均应视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6]。从上述司法解释的内容可以看出,这种有利于被告的扩张解释,是完全符合立法精神的。

   在我国,案例虽不同于普通法系国家的“判例”,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只有参考、借鉴的作用,但由于它具体、形象、直观,受到各级法院和广大法官的欢迎,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协调全国审判工作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如杨湘海贩卖、运输毒品案[7]。被告人于1998年7月至1999年8月,先后贩卖、运输海洛因945克。一、二审法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杨湘海死刑。在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期间,被告人揭发高创新非法制造、销售枪支。据公安机关查证,杨湘海的揭发属实,高创新已被逮捕,并缴获其非法制造、销售的枪支11支。最高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的这一行为已构成重大立功,依法应予减轻处罚,遂判决撤销原判中的量刑部分,以贩卖、运输毒品罪,改判被告人杨湘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一指导性案例充分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严格依法办案的精神。

   对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遇到的带有一定普遍性,作出司法解释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但又是司法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适用法律方面的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召开刑事审判专业会议讨论,形成共识后,便采用公开下发“会议纪要”的形式,供全国法院适用法律时参考。但“会议纪要”不同于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例如,农村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时有发生。为了正确适用法律,掌握杀与不杀的界限,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8]中强调:“要准确把握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的标准”,指出,“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处死刑,不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起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刑法修正案(八)》取消非暴力性经济性犯罪死刑的重要意义

   《刑法修正案(八)》修改的重点是:落实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完善死刑法律规定,适当减少死刑罪名,调整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取消的13个死刑占当时68个死刑罪名总数的19.1%,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这些罪名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

   《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后,对于取消13个罪名的死刑,国外媒体评价是:“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这是针对这些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没有或者很少适用死刑而言的,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主要是不了解新中国死刑的立法历史。死刑政策是死刑立法的灵魂,从新中国死刑立法的历史即可见一斑。

   (一)1979年制定的第一部刑法典规定可以处死刑的罪名有28个。其中反革命罪15个:背叛祖国罪,阴谋颠覆政府罪,阴谋分裂国家罪,策动叛变罪,策动叛乱罪,投敌叛变罪,持械聚众叛乱罪,聚众劫狱罪,组织越狱罪,间谍罪,特务罪,资敌罪,反革命破坏罪,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伤害罪;普通刑事犯罪13个: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毒罪,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备罪,破坏电力、煤气、易燃易爆设备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奸淫幼女罪(现在将强奸和奸淫幼女定为一个强奸罪),抢劫罪,贪污罪。从这些罪名可以清楚地看出,死刑只适用于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暴力性犯罪,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方面的犯罪。这说明,1979年刑法对死刑的设置采取了极其严肃、慎重的态度,较好地体现了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精神,是一部较粗但较好的刑法典。

   (二)单行刑法增加死刑罪名33个。单行刑法在内容上是刑法典的补充,在形式上又独立于刑法典。自1981年1月1日第一部刑法典生效施行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犯罪(如金融犯罪、知识产权犯罪、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等)逐渐增多。为了及时同这些新的犯罪行为作斗争,同时为了配合198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严打”斗争,至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以《决定》、《补充规定》、《条例》的形式,制定、颁布了23个单行刑法,其中《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等14个单行刑法,在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增加了33个死刑罪名,使死刑罪名大幅度上升:由28个增至61个;对一些严重刑事犯罪死刑的适用,首次采用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形式(如拐卖妇女儿童,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个人贪污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等等),充分说明这一时期受“严打”影响,重刑主义抬头。

(三)1997年修订的刑法死刑罪名达68个。修订过程中,围绕死刑罪名是减少还是增加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结论是不增加也不减少。1997年修订的刑法施行后,为适应同新的犯罪做斗争的需要,从1998年至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等7个刑法修正案。从《刑法修正案(八)》修改的内容看,与上述1个《决定》、7个刑法修正案的内容相比较,《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将它和历次刑法修正案进行比较,认为在两个方面有重大突破:一是取消了13个罪名的死刑;二是开启了修改刑法总则之先河[9]。从上述1个《决定》和前6次刑法修正案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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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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