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初衷是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扫清道路，可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份额赶超公有制经济，基本经济制度侧重点发生了变化，成为扩张国有经济，抑制民营经济发展的依据。要改变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解放思想，首先要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其次要认识到改革开放中涌现了许多新的公有制形式，最后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关系，更不是意识形态决定生产关系。所以，公有制是否为主体不是学者说了算，也不是政党和政府说了算，最终是市场经济说了算。为此，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建言，不要再讲公有制为主体了，只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不会动摇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也不会使我国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证明，国有经济既无助于共同富裕，也不能保障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从国企改革的历史看，国有（控股）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且造成环境恶化，给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可是，现实中仍有许多人打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旗号，主张大力发展国有经济，由此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目前，发展形势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如果不改变基本经济制度，既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也不可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后主张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推进改革的动力，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应该大胆的鼓励、支持、服务；凡是不符合“三个有利于”所有制形式，都应该大胆地摒弃、撤出、取消。

关 键 词：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本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有利于”标准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事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根本性的特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此次会议对于实现党的十八大描绘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向党中央的顶层设计大胆进言，即：解放思想，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改革开放前，我国搞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致使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为了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先是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继而允许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存在。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主张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到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1999 年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又将“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写入宪法，标志着这一制度从党的方针到国家政策的全面确立。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公有制”是指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它来源于原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和马克思讲的“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 迥然不同，在历史上前南斯拉夫和原苏联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不用多说。在中国现实中，全民由政府代表，政府就是国家，所以，全民所有制又叫国家所有制，即国有制。由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在改革中绝大部分股份化或个人化，因此，社会上几乎把国有制当成公有制的同义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实际上演化为坚持国有制为主体。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含两方面内容 ，一个是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个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公有制经济毫无疑问，关键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经常遭受到质疑和非难，所以，我党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初衷是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扫清道路的。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均重申了这一制度并增加了“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初衷也是在第二个方面。可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全国企业数量的 90% 以上，解决了全国 85% 以上的就业，占全国企业资本的60% 以上，占全国企业总税收的 60% 以上，占全国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了 2/3，民间投资已占全国投资的 60% 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继续讲“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就改变初衷了，由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扫清道路转变为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两个毫不动摇”的重点也由第二个方面移到了第一个方面，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由于公有制几乎等同于国有制，所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实际上就成为扩张国有经济，抑制民营经济发展的依据。如此下去，既不可能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改革就要让制度符合人民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人为地规定一些条条框框，用削足适履办法剪裁活生生的现实。所以，有必要解放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行再认识。

首先，要明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内涵。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更明确地讲，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于是，有许多人把非公有制经济排除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外，他们把原苏联的经验硬生生地套入中国现实，大声疾呼，如果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会动摇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动摇党的执政基础，主张不惜牺牲效率，也要发展公有制经济。这种思想割裂了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的内在统一，我国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就像一个是手心，一个是手背的关系，不可分割，因为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活生生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所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既是公有制经济，也是非公有制经济，不能强调一个方面，排斥另一个方面，否则，就会犯思维上的形而上学错误。事实证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党的执政基础是在不断加强，而不是在逐步削弱，领导地位是在不断巩固，而不是在逐步丧失。正如国务院研究室陈永杰讲，如果党的执政基础仅仅是公有制经济，现在公有制经济（包含国有控股经济）大约只占1/3，我们党还能执政吗？所以，要实事求是，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也是我党的执政基础。

其次，要理解公有制经济的内涵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改革开放30多年了，总是有人认为企业产权不归政府所有，不归官员管理就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如果那样，清政府时期的官僚企业、国民党蒋介石时期的官僚企业，是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呢？显然不是。所以，要解放思想认识这个问题，是不是公有制关键要看它能否发展生产力，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目前社会上出现的社会组织，比如说社会团体、基金，特别是基金公司，握有的股票市值约为3 万亿元， 基民有几千万人，可否考虑属于公有制的范畴；还有，具有股份合作制性质的公司，如华为公司，有持股的员工6 万多人，它本来是由集体企业——合作社发展而来，在发展中真正体现了像马克思所讲的“劳动者的联合体占有生产资料”，激发了企业职工的劳动热情，大大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利国利民，这样的公司可否考虑也属于公有制的范畴。就传统的上市公司而言，是姓“公”还是姓“私”尚在争鸣之中，但是它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扬弃了，则无疑义，可否考虑这样的企业是产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和企业党组织的监管，职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总的讲是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服务，不能简单的按照资本主义私有制定性，可否考虑为“准公有制”。如果这些观点能给予肯定的答复，那么，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凸显了。

最后，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以指导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是最基本原理。这一原理揭示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关系，更不是意识形态决定生产关系的道理。而所有制问题是生产关系中基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只能由生产力决定，不能由其它的方面决定。所以，公有制是否为主体不是学者说了算，也不是政党和政府说了算，而是市场经济说了算，最终要看它自己在市场经济中有无生命力，若没有生命力谁都救不了它。内因是依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有制也是一样，不管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不能靠外力支持决定它的命运。孔子讲，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如果国家花大力气扶持缺乏生命力的所有制，不仅不能持久，还会浪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包括牺牲生态环境的巨大代价，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后悔莫及。

通过上文分析，笔者认为，以后在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时，不要再讲公有制为主体了，只讲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和各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较为合适。对于这个建议，肯定会有人质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再讲公有制为主体了，会不会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呢？不会的，因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而言，不管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手段，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达到共同富裕。就像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讲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也是一样，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能把他们从隶属于基本社会制度的窠臼里解脱出来，其意义绝不亚于党的十四大。

按照上文建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再讲公有制为主体了，只讲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会不会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呢？也不会。这里有三条重要区别：一是所有制的类型丰富多彩了，内涵也不一样了。我国1954年颁布的宪法讲，在过渡时期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四种，现在是很多种了，而且以自由组合的股份制作为主要实现形式，原来的合作社所有制演化为股份合作制，资本家所有制演化为民营经济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二是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了。过去主要是农业社会，只有少量工业，且技术落后，现在是工业反哺农业时代，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三是发展目的不同了，过去以是否有利于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为标准，而现在是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前者对社会主义认识肤浅，后者则深入到了社会主义本质。所以，不用担心会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是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理论上完全讲得通。

有人认为只有公有制（国有制）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真是这样吗？从上世纪末开始，我们一方面在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另一方面开始着手实施共同富裕，情况如何呢？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杨宜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150个国家中，基尼系数超过0.49 的不超过10个，中国是其中的一个。”而丹麦、瑞典等国从不讲公有制为主体，基尼系数只有0.2多，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所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实现共同富裕没有必然的联系。总结全世界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经验有两条：一条是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条是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条件下，不管你是公务员还是销售员，不管你是工艺师还是农艺师，付出同质同量的劳动，所取得的工资趋向于一致，就像价格围绕价值波动那样，经常不一致，但趋向一致。这是在全社会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而在公有制（国有制）经济内，一般排斥按市场方式分配，名誉上是按劳分配，可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按地位、身份分配，你是领导还是群众，是在册工还是不在册工，彼此的差距很大，如国企高管的天价年薪等，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的灰色收入。可见，公有制经济不一定有助于共同富裕，甚至还有可能拉大贫富差距。

还有人说公有制（国有制）经济能保障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笔者在国有企业里当了近10年国企工人，从来没有主人翁的体会。一般工人都是抱着拿多少钱干多少活的态度工作，和在其它所有制企业工作没有质的区别，我们的政治教科书将国有资产改称为“国有资本”不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吗？讲这话的人一般没当过国企工人；当过国企工人的一般不会讲这话。笔者从1988年一直到1997年上研究生前一直在国有企业当工人，见闻了国有企业的种种怪状，比如说，电工自己家用的电料直接从厂里拿，水工自己家用的水龙头直接从厂里拿，对他们来说那不叫“偷”，叫“用得着”；某某领导侵吞了企业多少钱没被逮住，对企业群众来说那不叫“贪污”，叫“有本事”。就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国有企业在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中每况愈下，直至停产倒闭。在这样的所有制内，有谁真正地关心和节约资源？有谁真正地搞科技创新？有谁真正地为企业的长远发展考虑？大家都习惯于相互袒护、包庇，对于企业出现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基本态度是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管理学上有一个定理：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何况国有资产，名誉上全民所有，实际上全民都感觉不到所有，就像郊外的野兔，谁能逮住就是谁的。因此，内心里没有道德上的约束，“偷”叫“用得着”，“贪污”叫“有本事”，这样势必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保守估计，国企改革在放权让利以后，国有资产平均每天流失至少1.5个亿。

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国有企业整体效率低下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杨启先教授回顾国企改革的历史说：“国有企业在80年代每年亏损几十个亿，90年代每年亏损几百个亿。1994年，国企负债率上升到80%，1995年清产核资，国企资产量扣除土地与负债量基本相等，……到98年，国有企业整体陷入困境。”为了拯救国有企业，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三改一加强”，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随后集全国之力，下岗、贴息、融资、注销银行债务等，国家共投入大约3.4万亿元，才勉强实现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目标。国有企业“脱困”之后怎么样呢？从表面上看很辉煌，每年都报道有很多的利润，据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计算，从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扣除必要的成本累计亏损1.4万亿元，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计算，2001年至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复旦大学邵挺博士从金融错位的视角出发，研究了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与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关系表明，“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要远远低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私营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最高。另外，数据模拟结果显示，如果消除了金融错位现象，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给资本回报率更高的私营企业，我国的GDP增长量就可以提高2%-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文魁在答记者问时说：“无论是ROP指标，还是TEP的指标，在过去10年国有企业发展壮大最快最明显的时期，都远远低于民营企业。”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国有经济就整体而言效率低下。在现实中也不排除有少量国有企业由于出现“能人治理”，把经济效益搞上去的现象，但是不能以此为依据，认为国有经济体制还有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笔者核算，从1981年至2009年，非公有制经济工业总产值所占GDP比重平均增长率为21.27%，公有制经济的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平均增长率为-4.15%，我国GDP平均增长率为9.95%，呈现GDP增长率和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的增长率正相关，而和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的增长率负相关的特征。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在总结改革开放前20年的实践经验时说：“民营经济所占份额愈大的地方，GDP增长愈快”，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另据中宣部收集的资料显示：“30多年来，我国约有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专利发明和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其中95%以上是非公有制企业。”可见，非公有制企业对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也有突出贡献。到2002年，我国非国有资本投资额首次超过了国有资本投资额，引起了社会上很多人的不安，他们呼吁要下大力气改革国有企业，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在中央、省、市三级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国有企业实行集中统一管理。随后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于是在行政手段的干预下，国有经济呈现扩张态势。

近10年来，国有企业发展明显加快，民营企业发展明显趋缓，而且国有企业在煤炭行业、石油行业等领域大量排挤收购民营企业，形成了更加广泛的垄断格局。据统计，“十一五”期间，中央企业的资产收入、营业收入、上缴税金和税后净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了翻番。学术界将这些现象称为“国进民退”。从表面上看，国有企业形势喜人，可是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资源的大量投入和运用行政手段攫取高额垄断利润获得的，例如国有银行业的暴利就是靠国家规定的巨大存贷利差获得的，这些暴利一部分自于民营企业的正常利润，另一部分来自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所以，近些年来，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利润像“刀片一样薄”，群众的实际收入增长迟缓，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逐年降低。这样的增长方式是不可能持久的，到2012年第一季度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大幅下降，过去强劲的盈利能力似乎进入了一个“拐点”。据南开大学刘宇春、景维民分析，当前“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处于不公平竞争的环境导致的宏观投资效益下降凸显，主要源于我国特有的所有制结构，国有经济往往不注重服务和技术研发等软实力的创新性投资，而更倾向于实物投资，资本被大量固化为实物资产，并产生大量的租金，投资效率大量耗散，……而非国有经济的投资领域多分布于下游产业，并且受到诸多限制，大量中小企业在相对狭小的领域内进行激烈的竞争”。长此下去，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所以，改革国有经济体制势在必行。

早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九五”期间，由于国有经济整体萎缩，民营经济发展强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大进步，可是进入新世纪，伴随着国有经济的扩张和民营经济的受排挤，经济增长方式又开始向粗放式回归。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的不仅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益，还包括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发展成果合理分配等内容。可是到“十一五”末期，发现增长方式仍然没有转过来，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如近年来出现的雾霾天气，据CCTV新闻报道，中石油、中石化是做出“突出贡献”的。所以，“十二五”规划更加重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强调“转型刻不容缓”。2012年党的十八又尖锐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而要达此目标必须改革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的国有经济体制。党的十八也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强调“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可是，十八大试图在肯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实现“三个平等”，即“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倘若“三个平等”全部落实到位，国有经济是不可能竞争过民营经济的，其主体地位必然会丧失；如果继续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必须运用行政手段助长公有制经济，排斥非公有制经济，那么，“三个平等”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点已达成共识，而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却不愿越雷池一步。目前，发展形势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如果不解放思想，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既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也不可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要名正言顺。当前改革，第一步，解放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行再认识，不再讲公有制为主体了，只讲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全国民众必然会为之振奋，尤其能激发起民营经济干大事业的决心，必然会涌现出更多的像吉利、三一重工等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中国的崛起才会震惊世界；第二步，为了减少改革阻力和保持稳定，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推进改革的动力。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功能、结果、作用、意义的角度衡量我们工作的是非得失。党的十五大讲，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深化改革的依据。对于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所讲的国有经济必须控制的行业和领域，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等，有必要用“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重新审视：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就应坚持“绝对控制力”；国有经济具有“较强控制力”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就应坚持“较强控制力”；国有经济“放弃控制力”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就应当“放弃控制力”。甚至可以延伸到国家事业单位，如学校、医院等等。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用于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上，对各种所有制经济进行平等的服务和监督，不偏袒任何一种所有制，各行业对各种所有制均等开放，废除一切形式的行政干预，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才能真正落实“三个平等”，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真正落实非公经济“新旧三十六条”，把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的所有制企业淘汰出局；才能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李克强总理讲过，要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那么，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应该大胆的鼓励、支持、服务；凡是不符合“三个有利于”所有制形式，都应该大胆地摒弃、撤出、取消。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对“三个有利于”标准可以进行量化分析，如科技创新能力、ROP指标、TEP指标、清廉指数、环保指数、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指数等等。国资委可以制定出具体的取舍标准，对于那些不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国有（控股）企业一步一步地淘汰掉，对于中小型的整体出售；对于大型和特大型国有（控股）企业推行产权民间化改革；对于公共服务领域的国有企业，不以盈利为目标但要以提供社会服务为目标，工资、福利等成本透明，便于社会监管。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可以用调查数据向社会说明，事实胜于雄辩，一旦用事实说话，一些教条主义者、本位主义者、形式主义者都缄默无语了。“一着棋对，满盘皆活”，如果上述改革能够实现，就能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像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乃至于教育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都会迎刃而解，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会大踏步地前进。

总之，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发展生产力是与提高经济效益成正比例的；不管是哪种所有制，只有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才能为自己找到存在的依据。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党一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前提是解放思想，试想，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拨乱反正，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经济特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加入世贸组织；……总之，一句话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整个改革开放。当前，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解决改革攻坚的瓶颈问题还必须解放思想，如果这个思想不解放，就没有基本经济制度的推陈出新，自然也就没有改革上的重大突破，最终是没有“务实”，即让老百姓获得实惠。社会实践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改革落后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