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对改革“红利”的贡献问题

李克强总理多次提出：改革给中国带来了最大的“红利”，“三农”对改革“红利”有哪些贡献？

1．农村改革的成功迅速解决温饱问题，保证了全国人口的吃饭问题，使改革开放事业能够顺利进行。这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如果连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2．人口红利。农村改革以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背井离乡，走出家门，到城市、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创业，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城乡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和资源的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的投入，这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据专家估算，30年来廉价的农民工，大约生产了60万亿美元的商品，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3．土地红利。中国农村的土地属集体所有，国家规定农民的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要进入市场首先由国家征购，然后转手卖给开发商，这其中差额巨大，农民只得到很少的补偿，中国农民以低廉的价格贡献近一亿亩的土地，因而形成了大批“三无”农民。随着城市扩大，房地产业的兴起，这个差距越来越大。

农村改革后，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有所改善，使人们误解为农民富起来了，而且“富得流油”。接踵而来的是在“人民的事业人民办”的口号下，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向农村直接下达任务和指标，开展各种达标活动，农村“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三乱现象严重，农民负担不断加重，曾一度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恶性案件和群体事件时有发生，以致发展到国家收购农民的粮食不给现金“打白条”的严重地步。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粮食产量徘徊不前。

1992年12月上旬，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办公会议上，朱镕基副总理开门见山，追问人民银行负责人，国家收购农民的粮食有没有不给钱“打白条”的现象？回答说：有。现在打了多少“白条”？回答说：大约有30多亿元。为此朱镕基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说再加上农村“三乱”现象严重，农民负担很重。有人形容现在农村好比是一堆干柴，搞不好将会严重影响农村的稳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也深感震惊和问题的严重性。

1992年12月29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李鹏总理提出“减轻农民负担，保持农村稳定发展”的十条规定。同时党中央、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决定由朱镕基副总理兼任人民银行行长职务，并三令五申下发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加快了税费改革的进程，这个问题才逐渐得到缓解。

2004年，中央在新的起点上重新聚焦“三农”问题，在中央原来五个第一号文件之后，时隔18年，又开始发了新的中央一号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从此直到2013年连续发了10个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高了对“三农”战略地位的认识，把“三农”作为全党全部工作重中之重。

平心而论，近十年是中国农民从改革红利中分享改革成果最多的时期，农民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但是，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城乡的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农民家底薄弱，再加上国家对农业“欠债”很多，中国农业的基础地位还很脆弱。与各级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所占有的全国GDP总量相比，依然相形见绌。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过去十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了13％，工资比重下降了5％，其中居民收入在绝对额上甚至出现了停滞现象。城乡居民、工薪阶层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人均收入2012年只有7917元，农民依然很穷，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继续扩大，分配不公严重存在，社会矛盾明显增多。道理很明显，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没有农民的小康，也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不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从总体上提高人民群众购买力水平，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结构，发展内需，增加消费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现在看来，要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任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关于新型城镇化问题

十八大提出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国家又提出了新的四化，实行农村城镇化，并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今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说：城镇化主要是人的城镇化。我体会李总理这句话的深远意义就是使农民能过上同城镇居民一样的生活，消除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

中国的二元结构现在已演变为三元结构。原来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已经一分为二，大约有2．6亿农民进入城市打工创业。但是他们长期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仍为住在城市里的农民工，是二等公民，户籍长期不能解决。现在国家宣布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2．6％，据统计现在已解决户籍的农民工只占农民工总量的36％，大约有9000多万人，还有1．6亿—1．7亿人需要被转化为市民。

我们说城镇化不是要消灭农村，中国不能没有农村，如果农民都不种地，13亿人口吃饭问题、粮食安全问题，谁来解决。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中国的粮食主要依靠进口，必然造成全世界的不稳定。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可能一蹴而就。

当前主要的任务是把已经进城的农民工，要逐步创造条件分期分批地转化为市民，以保持城市的稳定。最近四川省已决定除成都以外的地、县级城市和小城镇户籍完全放开，只要有条件的农民都可以迁往城镇，我认为这是可行的。

我们决不能以城镇化的名义，在农村再搞“土地财政”，侵犯农民的利益，农民是不会答应的。所以我们不能大搞造城运动，搞城镇化大跃进。

我认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要走大中小和县城以下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路子。不要忘记县以下还有数万个星罗棋布的小集镇，其中建制镇就有19683个（平均人口超过一万人），并把重点放在小城镇建设上，这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重大课题，也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任何城镇化都要以工业化为主导，要有产业来支撑，才能形成人口集聚效应，带动服务业的发展，拉动消费。小城镇是乡镇企业的载体，具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可以继续接受大中城市的辐射，建设各种工业园区和具有地方特色区域经济，实行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群体经济，壮大县域经济。既能降低成本，又能方便农民就近就业。

实行农村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的成果。要鼓励支持城市工商资本企业对农业和小城镇建设的支撑，积极参与农村城镇化建设，建立各种工业示范园区，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就业，增加收入。

关于深化农村改革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即由投资型、过度依赖外贸出口驱动型，向消费、发展内需驱动型转变。对农业来说，我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的新时期。

邓小平同志说：“关键是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具体表现在：

1．劳动力的素质和管理水平有很大提高，老一代的农民已进入老龄化，而新一代具有初中文化以上的新型农民正在成长。

2．农业机械化水平有很大提高。现在农作物的耕、种、收机械化水平已达到57％，标志着我国农业已由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开始向机械化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变，农机手已成为我国种地主力军。

3．我国农业科学种田的水平已有很大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已达到53％。

4．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所完善和提高。

根据政治经济学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水平”的原理，新型的生产力必然要求转变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管理体制使之与其相适应，使新型的生产力穿上 “合脚鞋”。农村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农村改革绕不开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要引导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自觉自愿地逐步把承包地向种田大户和各种形式的家庭农场和合作社流转，向集约化、适度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管理体制转变。

坦率地说，现在农民对种粮食的积极性并不高，认为单靠种粮食赚不了钱，富不起来，不如外出打工赚钱多，一个月的工资超过一亩地全年的收入，或从事工业和第三产业富得快。有的农村青年外出打工，由老年人在家种田，因此有些地方出现了农村空心化、兼业化、老年化和土地粗放摞荒的现象。

总之，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加决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应当说我们的农业和粮食生产还有很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三农”的战略地位的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好、调动好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要坚决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按新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要求，实现农业现代化，确保全面小康的胜利实现。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