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之必然

——兼答宋永毅先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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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泉缨  

 

随着历史的推移和当事人伤感的淡化,震惊中外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开始全面显露出来。因此,我认为对文革进行正确和客观评价的时候,或许已经来临了。

到目前为止,海内外对文革的看法或评论,原则上有三种。第一种看法,是文革当中占主导地位的看法,认为文革是无产阶级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的实践,是中国甚至世界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的尝试。第二种看法,是大陆现在占主导地位的看法,认为文革是一场乱国乱党的人为的悲剧性的大失误,其主要责任在毛泽东个人,而不在整体的共产党。第三种看法,是在海内外相当流行的看法,其中最急烈表达方式要算香港某家杂志在今年八月的有关评说了:大跃进锇死三千万农民,文革两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的遗患不可估量,毛泽东死有余辜。

对于上述三种对文革的看法,到底那一种是客观正确的呢?显然这个问题涉及人的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本文下面要讲的对文革的看法,综合和扬弃了上述三种看法,所以本文的看法是上面三种看法中的任何一种看法都无法包容的。

 

◇ 共运是资本原始积累之必然

文革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发动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事件,因此文革是国际共运的当然的一个组成部份,这是文革最基本的历史事实。由此可见,要研究文革首先必须把握国际共运的历史根源和基本内涵。

国际共运是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必然的产物,是无产阶级和知识阶级联合起来对资产阶级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历史性的回报,是社会规律纠正年青的资产阶级过急过火地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失误的历史工具。

 

◇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的误区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的一种误区,有关的民族在民族独立过程中一旦走进这种误区,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闯出这种误区。从建国开始到改革开放为止的中国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以伟大的探索精神和高昂的历史代价冲破马克思主义误区的痛苦历史。

首先是大跃进的大失败。大跃进的失败,从理论上讲是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的失败。从实践上讲,大跃进的失败是包括工人在内的劳动阶级的运动的失败。

其次是人民公社的失败。人民公社的失败意味着广大农民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理论。这次失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产关系问题上的乌托邦之实质。

最后一次失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失败。文革的失败全面系统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大基本的法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真理性。

因此,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际上分析,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三次失败是国际共运在中国的全面的系统的失败。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分别在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全面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同时,这三次失败也雄辩地证明了,无论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或者是知识分子都不可能成为成功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力量,可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社会的设计思想,是一种不可能有实际阶级依托的乌托邦式的空想理论。最后,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三次失败,国际共运的历史惯性终于被用尽耗竭,从此国际共运基本上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所以,文革作为国际共运在中国的三次失败中的最后一次失败,当然是国际共运全面失败之必然,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最终必然会冲出马克思主义这个历史误区之必然。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三次失败的实践中,刘少奇和彭德怀等共产党人,代表了党内尊重社会规律的自在的倾向,他们原则上主张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既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出发去建设中国社会;毛泽东则代表了国际共运巨大的历史惯性,毛泽东的的思想方法基本上是从既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出发,去解析和重建中国社会,所以毛泽东的路线是彻底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路线,是将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进行到底的路线。

毛泽东的路线虽然是错误的,但由于他的错误路线代表了巨大的历史惯性,又有他的前人的强大的理论逻辑在支持,所以至少在当时,毛的路线在理论上是没有任何认真的敌手的。更重要的是,当毛的路线在实践中出现严重问题时,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在内的全体共产党人,谁也在理论上搞不清楚其中的根由,因为他们谁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真理性。于是历史就出现这么一种人类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两难处境:一方面,现实证明自己所坚持的路线已经出现某些问题,这说明继续坚持这种路线存在着某种盲目性,因此可能风险很大;另一方面,无论是客观的敌对方面,还是是自己头脑中的主观敌对思路,都无法证明自己坚持的路线在战略上是真正错误的路线,而且除了这条路线之外又不存在其它的新路线可供选择。事实上毛自己晚年关于"自信又不自信"的自白,就是他陷入这种两难处境的生动的写照。至此,我想冒昧地向所有的文革评论家们提出一些问题:如果您处在当年中国的毛泽东的位置,您将怎样去摆布您和您的民族的前途?而在上述两难处境下,毛泽东用他的"砸得粉碎物质仍然不灭"的英雄气概,选择了将自己的错误路线进行到底的历史前途,您说他到底又错在哪里?人类--只有依靠伟大的探索精神才能在宇宙中生存和发展的人类,依据什么去指责"毛泽东死有余辜"呢?如果我们人类永远陷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相互敌视和残杀的冤缘报应的怪圈中,又怎么去迎接人类共同发展的光辉未来呢?

 

◇ 文革是马克思主义之必然

如果讲文革是一种历史错误,那么它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错误的必然;如果说文革是历史性的试错实验,那么马克思主义是文革这种历史性的试错实验的设计思想;最后如果有人硬要说文革是一场浩劫,那么这场浩劫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之历史必然。所以,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固有逻辑,纯粹地将文革的主要责任归于毛泽东个人,这种错误的历史评论对人类之未来是没有指导意义的,同时对参与文革的近十亿中国人民也是不公正的。

文革是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国际共运。文革的目标是解决共产党干部的和平演变问题,即解决资本主义当权派问题。关于走资派的提法很多人都不以为然,甚至到今天连共产党自己对走资派的提法也不认账,我认为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事。铁的历史事实证明,如果讲走资派的提法,在文革中是一种天才的正确的提法,那么今天则是普遍正确的提法,试问当今的中共当权派有多少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据我所知,当年在文革当中,红卫兵原则上都非常清楚走资派是客观存在的,走资派有三大特征:第一是他们在经济上他们支持包产到户;第二是他们在政治上维护干部的某种特权;第三是他们毫不留情地镇压动摇他们的权力地位的造反派。关于这三大特征,我们从刘少奇、邓小平的历史表现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毛泽东发动文革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无产阶级而言是天经地义的。由此可见文革的要害问题根本不是走资派是否存在问题,文革的要害问题是打倒走资派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问题。而在文革的要害问题上,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底错了、毛泽东路线彻底错了、文革当然也彻底错了。

毛泽东当年关于走资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情相结合是产物。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社会的基本阶级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而且还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加计划经济必然使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所以,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问题和党内的走资派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完全是社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问题。既然是反作用问题,它在时间上就不可能是持久的,在作用强度上是有限和可以克服的。换言之,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是不受历史欢迎的制度,因此走资派是不受人民劳动大众欢迎的。所以,毛认定走资派可以用七八年搞一次文革的办法,不断地一批批地打倒他们,这样走资派会越来越少,社会上资本主义倾向会越来越弱,即便在某种特殊条件下,走资派现象出现暂时的反弹,只要共产党自觉坚持毛的路线,走资派问题终归会解决。

然而,文革发动后失控和半失控的国内局面,使毛泽东自己对自己发动文革的理论发生了动摇。毛在文革后期有过"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讲话,从这个讲话中人们可以明确无误地体会到,毛当时已经发现红卫兵大字报,比如《四一四思潮必胜》所揭示的严重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已经证明,文革培养的极左派,在获取特权和对待群众等问题上,比已经打倒的走资派还不如,此外造反派一掌权就把自己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完全实用主义地对待毛的任何的指示,更不必讲叫他们牺牲自己局部利益去为所谓解放全人类的目标去奋斗了。这意味着如果将文革路线坚持下去,只能使被打倒的走资派越来越多,从而狗崽子也越来越多,最后共产党势必会在文革之路上自杀身亡。更严重重的问题是,无论是毛泽东自己还是红卫兵,当时都在理论上搞不清楚这个问题的根源,因为当时他们当中谁也没有从体制外去思考文革问题,即都没有从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的方向上去思考文革问题。我的美国朋友宋永毅先生在他写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中讲,《四一四思潮必胜》是文革中唯一被毛点名批判而没有真正批判的红卫兵大字报。这说明宋先生在发掘文革史资料的要点方面的敏锐力是很高的,但是宋先生没有发现《四一四思潮必胜》所提出的问题,正是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精英们都已经发现,但都百思不得其解的关系着文革的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

因此,文革中所提出的走资派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问题,而是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正作用问题。这种来自经济基础方向的正作用,原则上是上层建筑不可抗拒的。因此,即便在文革这样残酷的条件下,在当时社会经济可能的增长点上,新生的走资派也在顽强地不可扼制地生长出来。比如,当时某些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是在那里土生土长的走资派领头搞起来的。又比如,当时在温州这样的天高皇帝远的海边城市,出现大面积的资本主义私营经济,也是在新生的走资派的支持下搞起来的。至于在政治上,文革所培养的造反派,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至少原则上也都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的后备队。这一点中国的新老知识分子原则上都全力支持南巡后的邓小平的事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文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对付走资派,从本质上讲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因此文革也只能适得其反。关于这一点文革的直接后果是最雄辩的证据:在文革中红卫兵客观上搅乱了共产党的天下,打掉了共产党的威势,全面动摇了共产党的信仰,从而逼迫邓小平率领共产党彻底退出无产阶级事业的狭隘的舞台。

由此可见,前面已经提起过的,关于无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右派对文革的看法或观点,其前半个观点,即认为文革是乱国乱党的大悲剧,无疑是有真理性的,因为事实上文革前中国共产党的江山是相当稳固的,如果没有文革的大折腾,中国现在也不会比北朝鲜弱。但是,其后半个观点,即认为文革失误主要责任在毛个人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实际上观察,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文革理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必然,文革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贯彻到底的必然。因此退一万步讲,纵然没有文革,中国的无产阶级的江山也必然要灭亡,而且灭亡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可能比文革导致的结果更惨,罗马尼亚演变和苏联解体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 文革是知识阶级崛起之必然

文革还有一个人所共知的问题,那就是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中国年青一代知识分子为依靠力量去发动文革,这无疑也是国际共运的新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知识分子只是一个社会阶层或一些社会分子,知识分子只能依附在别的阶级身上才能在社会中生存。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总体上是可以改造和培养的,无阶级政权完全可以也应该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因此,当五七年大鸣大放失控之后,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认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所以他们才与共产党不一条心。于是共产党也就毫不手软地通过反右斗争,将这批知识分子打入了另册。这样建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梯队就历史地形成了。

到了文革,毛泽东还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认为建国后共产党培养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应该是能够依靠的了。同时,由于建国后共产党依靠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劳动大众进行大跃进也失败了,依靠农民阶级搞人民公社也失败了,现在共产党依靠自己培养的年青的知识分子来进行文革尝试也是一种没有余地的选择。然而事实大大地出乎毛泽东之料,知识分子这些"毛"独立性大得很,他们根本不可能按照毛泽东的意志,顺从地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结果使文革运动始终是在失控或半失控中进行,从而给共产党的事业带来了空前的风险。邓小平上台之后,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无法重复反右斗争的做法,但他毫不迟疑地提出和推行"抓三种人"政策,实际上是将文革两派知识分子一个不漏地用无产阶级政治审查的铁筛子筛了一遍。这样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二梯队又历史地形成了。

最后由于文革彻底耗尽了共产党的运势,邓小平这位注重实际的明智的共产党领袖不得不选择历史的必由之路,率领中国共产党主动自觉地进行和平演变。当然,邓小平的伟大壮举也是中华民族决不放弃百年不遇的复兴机遇的意志的反映。结果,邓的历史性的选择,受到党内正统马克思主义势力拼死的阻抗。在这种本就预料之中的事情面前,邓小平相比知识阶级本性没有改造好的理想主义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显得缺乏理论上的彻底性和坚定性。于是,老百姓中口碑最佳的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成了邓向党内正统派妥协的牺性品,接着乘胡之危上台的赵紫阳也出现了同样的政治危机。在这个历史的新的紧要关头,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前两个梯队还沉沦在文革的历史冤恨中无法自拔,结果中国知识分子最年青的笫三梯队,孤军被历史推上了历史舞台,而他们一登场就自发地暴露出知识阶级独立性的"狐狸尾巴",从而一下子吓坏了邓小平,逼得他犯了他最可能犯的那种几乎断送他晚年的历史机遇的重大错误。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三梯队亮相的情况。

所以,在建国以来每个历史的重要关头,知识分子三个梯队分别相继与共产党交手,结果无论是建国前留下来的老知识分子,还是建国后培养的新知识分子,都被迫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上,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在建国后始终也摆脱不了挨整受压的处境。对于这种历史现象,长期以来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双方都搞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后来,我恍然大悟,原来知识分子并不象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是一个必须依附于其它阶级的阶层或社会分子,知识分子自从阶级产生以来就是相对于劳动阶级和财产阶级独立的阶级,它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同时它也是其它两个阶级不可替代的。只不过在社会生产还没有高度发展之前,知识阶级的力量相对较弱,因此其独立性一直未被人们所认识,这也是按财产多少划分阶级的错误方法得以广泛应用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这种两极冷战时期的过渡性的不稳定社会里,当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被铲除之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就自然上升到主要地位来了,而被打倒而不可能被打死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志也只能通过知识分子来表现了。于是,虽然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双方都不意识到知识分子是独立的阶级,但社会规律不饶人:社会规律迫使共产党情不自禁地一次又一次地把知识分子的三个梯队全部推到自己的对立面上去;同时,社会规律也会迫使知识分子在每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情不自禁地要表现自己的阶级本性。所以,建国后中国社会主要是阶级矛盾,事实上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与知识阶级的矛盾。

知识阶级独立地位的揭示,使我们对文革的认识大大地深化。我们透过文革的种种现象,不难看出文革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阶级开始崛起之必然。

第一,从中国社会的实际考察,在文革发动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成为科技战线和工业战线举足轻重的力量,尤其在中国自制出原子弹之后;在农业战线,虽然种田主要还在依靠农民的体力,但科学种田的口号也已经提出来了。所以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被选为依靠力量,在阶级实力方面也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文革的事实也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在任何人不得动用枪杆子的大前提下,已经能够大闹天宫和大乱天下了。所以,在知识分子拥有如此阶级实力的前提下,毛泽东选择知识分子为依靠对象发动文革,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如前面所讲的,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理论来看,毛泽东依靠共产党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搞文革,是顺理成的章事情。同时,也正如前面已经讲的,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失败之后,共产党选择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为依靠对象,也是国际共运没有余地的选择。此外,从毛泽东的政治素质讲,知识分子被选为文革的依靠力量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文革前毛泽东被神化为人民的大救星,文革后毛又被某些人描述成为用无边的神通指挥中国十亿阿斗唱文革大戏的神。其实,毛泽东与我们一样是一个凡人而不是神。我认为,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这两个重量级的共产党领袖一样,是一位知识阶级本性没有改造好的共产党领袖,因此他与知识分子的渊缘是很深的。事实上五七年知识分子的大鸣大放就是毛亲自发动并企图利用它来制约干部的一场运动,后来因为运动迅速失控,毛才改变了初衷,结果让邓小平这位类似斯大林一样的知识阶级本性改造得相当彻底的共产党领袖,充当了一次镇压知识分子运动的急先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是五七年毛与知识分子缘份的继续,而这种缘份在斯大林和邓小平身上是找不到的。所以,这种缘份存在的本身就内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意味着知识阶级事实上是我们民族走出马克思主义误区、两大阶级结束相互残杀的历史和人类告别两极冷战的主导力量。同时,这种缘份的存在,也显示了知识阶级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的特殊的方式方法,这种方式方法就是占领人的灵魂阵地的和平演变的方式方法,这是一种任何阶级在战略上无法抵挡的方式方法。

第二,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很快就以历史的新方式,重演了五七年大鸣大放迅速失控的旧戏,这说明知识阶级本身是独立的阶级,它不可能是无产阶级掌中的玩物。事实证明,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确是在历史地顽强地表现本阶级的意志。为此有的文革评论家从反面评论文革,认为文革培养了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式的野心家。其实这种评论的认识根源,是在于不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着独立的阶级本性。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野心家",中国知识分子的老祖宗孔子的座右铭就是"修身治家平天下",因为知识阶级的"野心"是知识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的。知识阶级本性原则上有三个特征:第一是注重知识注重理论的彻底性,显然这是因为知识阶级只能依靠控制知识要素才能保持自己在社会生产中的独立地位;第二是注重对其它两大阶级意志的折中调和的综合性,这也是知识阶级在生产中综合劳动和财产两个要素的天然的功能决定的;第三是知识阶级始终着眼于三大阶级共同发展的全局性,因为知识阶级的天职是将生产力三大要素拧成一股绳,从而去形成实际的社会生产力。如果人们能够去认真研究一下孔子和孙中山的人生,就会发现他们的主张和实践相当全面地反映了知识阶级的彻底性、综合性和全局性。

第三,关于文革的保守派问题。有的文革评论认为文革中高校里存在保守派,应该说保守派在文革初期在高校里的确存在过,但基本上是工作组自上而下地组织的,随着文革的发动,所有高校里早已不存在什么保守派,这是当年我写《四一四思潮必胜》这张大字报之前作过全面调查的。所以,我认为当年中国年青的知识分子原则上都是理解和拥护毛发动文革的,因此他们原则上都是无产阶级的造反派,虽然他们不可能象遇罗克那样用体制外思维去介入文革,但他们普遍认识到当时共产党的体制必须改革。显然,在共产党体制改革问题上如此之统一观点,无疑是知识分子自在的独立的阶级性的顽强表现。相反,在工人农民当中,即便在中央文革的高压下,根本不要求共产党的体制作任何改革的保守派自始至终是存在,而且实力还不小,这也是劳动阶级的阶级本性的顽强表现。

第四,关于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分裂出四一四派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的朋友宋永毅先生认为四一四派是十七年的得利派,所以四一四才有"河归旧道十七年"的政治主张。当然,宋的这种看法也不绝对错误,因为四一四派的精英们事实上也是用这种观点来迎合和团结大量的从极左派排斥出来的中间群众的。但是四一四派的实践证明,它的政治观点并没有停留在这种直观的层次上。近期宋先生来大陆收集文革资料,他离开广州前再度采访我,并又一次非常认真地问我,为什么我出身不好但还会去当四一四这样坚决的保守派?可见宋先生是一个学风严峻的执着于文革研究的学者。其实宋的问题和他书中对四一四的评论观点是一致的,因为在宋的文革思维当中只存在两个阶级的概念,而不存在第三个阶级--知识阶级的概念,因此他第一不可能认识到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必然要顽强地表现他们本阶级独立的阶级性,第二他也认识不到知识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性的三个特征必然导致知识阶级的解放全人类思想。所以,知识阶级独立的阶级性决定了文革中必然会出现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派。这种派别的精英参加文革的理论目标是很深远的,他们顽强地保持着知识阶级祖先的那种"天下为公"的传统思想,所以他们在文革中公开反对依靠后台闹革命,从来不去结交任何权贵或准备后路,他们的原则地只关注文革的结局是否对知识分子有利,是否真的象当时的官方舆论讲的那样为了解放全人类。如果文革的结局眼看得比文革前要差,那么在没有找到解决文革提出的政治问题的有效的办法之前,还不如停止文革,甚至将文革的推倒重来,这样至少在中国,狗崽子的数量不至于再一次恶性膨胀。事实上在文革中,主张"四一四思潮必胜"的红卫兵精英们,就是这样不自觉地站在这种知识分子独立的阶级立场上,大无畏地高高地举起了反极左的理论旗帜。顺便插一句,应该说社会三大阶级共同发展的规律,决定了追求世界大同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但是三大阶级的大同观是不同的:无产阶级的大同观,是打倒别的阶级和改造别的阶级的大同观;资产阶级的大同观,是自己首先占有财富而后对别的阶级进行恩施的大同观;而知识阶级的大同观是三大阶级自觉自愿地向共同的伟大目标和平演变的大同观。

第四,文革中知识分子原则上都在体制内进行思维和实践,这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还没有认识到本阶级在历史上的的独立地位和作用,因此他们还只能沿用祖宗的老方法去表现自己。这种老方法就是通过为其它实力雄厚的阶级作嫁衣裳的办法去牟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权。这种方法与知识阶级长期以来的经济地位是相适应的。比如,在知识经济社会到来之前,知识白领基本上还得依靠工资来维持生活,只有到真正的知识经济社会,知识分子才进变成为知识、财产、劳动三位一体的标准的现代知识阶级。同时,这种方法也是与知识阶级的本性和战略相适应的。知识阶级过去、现在乃止将来,原则上永远是反暴力主义者,知识阶级坚信人类社会最锐利和不可战胜的武器和战略,是依靠知识和理论占领人类的灵魂阵地,用和平演变的方法引导人类永远走共同发展的道路。因此如果说,文革中知识分子用左的方式为无产阶级作嫁衣裳的话,那么在六四中知识分子事实上是以右的方式为资产阶级作做嫁衣裳。历史证明,一方面,无论是以左的方式为人作嫁衣裳,还是以右的方式为别人作嫁衣裳,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阶级是不可能完成自的历史使命的;另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也只能在扬弃自己的左和右的失败和错误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独立地站起来。所以,文革和六四的失败的深远的历史意义,主要的是使现代知识阶级在历史的否定之否定的苦炼中,历史地认清自己独立的阶级地位和使命,从而逐步地在行动上真正联合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最后依托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从容不迫地走上主导知识经济社会的历史舞台。

总而言之,国际共运和两极冷战是资本原始积累过急过猛的必然;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国际共运和两极冷战之必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和世界市场经济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必然会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之表现,也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现代知识阶级崛起之必然。所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国的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历史性的失误,是社会发展规律在辨证地支持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进入正常稳定发展的轨道。所以,成功的一极自然应当从正面得到历史的肯定,但失败的一极因为它本身是成功一极的唯一的支点,也不应该对它简单化地否定。更重要的是,在世界两极冷战中,无论是成功一极还是失败的一极,都在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历史地培养和造就人类的大器晚成的最先进最伟大的现代知识阶级,从而为全世界全面展开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创造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我们站现代知识阶级立场上,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有关的历史事件及其人物的总看法。

作者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九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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