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坡民: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48 次 更新时间:2013-10-14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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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坡民  


我父亲纪登奎于1988年7月因突患心脏病去世,已有十几年了。1989年前,我还在外地工作,只是过年过节回北京探亲。父亲下台多年了,工作不忙,空闲时间很多,父亲是个话很多的人,甚至有点太多,这也许不太适合搞政治。不过,这倒使我有机会间间断断地听他谈过不少他在政坛经历的一些往事,尤其是他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前后的情况,印象很深,至今记忆犹新。

 

◇ “九大”会上的一段往事

我父亲是在“文革”期间1969年党的“九大”会议后到中央工作的。按一般人的说法,该算是“文革新贵”了。不过他在“文革”中也经历过不少坎坷。

“文革”前,父亲只是个地方干部,在河南省委担任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1966年“文革”开始时,省委安排他出任“省委文革”付组长,处在“文化革命”的风口浪尖上,那是个受罪的差事,不分白天黑夜,每天接待川流不息的“革命群众”,还要被揪来揪去,到处作检讨。不过开始时身份还是省委领导成员,在极其混乱的局面中勉强维持着省委的起码工作秩序。

到1967年1月,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影响下,省委被“夺权”,父亲也被打倒了,而且被“造反组织”关押起来,音信完全断绝,只有在开大会被批斗的时候,家里人才知道他还活着。这一段时间,有近半年。

时常听人说到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是为了排除异己,可这个话对我父亲却不适合。“文革”时代,毛主席有句称父亲为“我的老朋友”的话,十分有名,流传很广。不过了解情况的老同志都知道,父亲比主席小整整三十岁,仅从年令看,地地道道只是个晚辈,因此所谓“我的老朋友”的来历,只是从解放初期开始,向主席单独汇报过工作,截止到文革前,听父亲说,有十三次。作为一个基层干部,这算是相当特殊的待遇了。在许多人眼里,父亲是毛主席很喜欢也很器重的干部,是主席的“红人”,可是在“文革”时,主席让领导干部在“大风大浪中游泳”,作为毛主席的“老朋友”,父亲同样呛了个半死,差点丢掉了性命。

1967年6—7月,在中央解决河南两派问题的八次汇报会后,他“解放”了,被中央任命为河南“省革筹”副组长,成了“革命领导干部”。 1968年春,又担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他出席了党的“九大”会议。不知这是否与毛主席又想起了他这个“老朋友”有关系。1

父亲谈起过他在“九大”会上的一件往事:他作为“九大代表”到北京后,“九大”会议主席团派人和他谈话,要他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

父亲说:“我作这个发言不合适。我不是革命干部,只能算是个解放干部。”

来人说:“那你认为谁是革命干部呢?”

父亲说:“我只是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干部。革命干部,大概刘格平、王效禹他们(分别为山西省、山东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编者),人家那些人才应该算吧。”

来人说:“你知道吗?是毛主席让我来找你谈话,是毛主席让你代表革命干部作大会发言的。你应该服从。”

可是父亲还是拒绝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

来人表示很为难,说:“那我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

父亲说:“你就把我说的话向毛主席汇报。”

来人走后,很快又回来了,说:“我向毛主席汇报过了,主席说,他就是要让你这个‘解放干部’作大会发言。”接着又讲了一番那个时候很流行的“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道理。

“九大”的大会发言共9人。周恩来、康生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陈永贵代表农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凤英代表妇女,孙玉国代表解放军。我父亲的发言,在报导的时候,还是“革命干部代表”。在“九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的“九届一中全会”,又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我问父亲,毛主席为什么一定要你发言呢?

他说:被关押批斗那一段时间,曾将我“坐飞机”一百多次,这件事毛主席听说了,大概他认为我是他希望的那种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干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这个原因。

1969年6月,“九大”之后两个月,毛主席和他谈话后,把他从河南调到北京在中央工作。“文革”期间,父亲在中央的党、政、军都有职务,管过不少事情。

 

◇ 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十年文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许多资格很老、功劳很大的开国元勋、功臣战将和大批领导干部都被打倒,靠边站了。我父亲只是个“三八式”干部,一下子当了“中央领导人”,也实在是扎眼得很。“文化革命”,毛主席错了,中央的路线错了,他自然也跟着犯了许多错误。

1980年5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父亲辞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1982年,中央安排他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研。给他安排的职务,叫“部级研究员”,在中国,这大概是最高的“技术职称”了。父亲还谈到:组织上和他谈话时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同志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职务也是“研究员”。他有点调侃地说:“想不到下台以后,我和党中央的总书记成了一样的待遇,也算是很荣幸呢。”

关于辞职下台的事,我觉得父亲还算比较通达,谈起来也不怎么避讳,也许是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吧。

父亲说,他正式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是1980年春天,但是下台的事,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基本已成定局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思想和政治路线发生根本改变的转折点,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由此开端。不过,我们后来所说的“三中全会”,实际上是前后相继的两个会议的合称,前面是“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后面接着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有几天。

就是在这次“三中全会”上,父亲因为“文革”期间在中央工作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大家对他提了很多意见,有的意见还很尖锐激烈。和父亲一起挨批评的,还有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和苏振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三中全会”之前,父亲在国务院的主要工作是主管农业,三中全会上挨批后,工作要变动。在工作交接问题上,就谁来接任他分管的事,胡耀邦同志征求他的意见。父亲先推荐赵紫阳,因赵紫阳说他在四川的工作离不开,父亲又推荐了王任重,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

父亲交出主要工作之后,邓小平同志找他谈话,又要他接任别的工作,后来父亲又管了一段时间旅游。所以,三中全会以后,他一方面接受批评、检讨错误,一方面也还在工作,不过事情不多了。

父亲是个工作狂,他排行老三,我们孩子都管他叫“拼命三郎”。工作负荷忽然减下来,就那么一点儿事,他有点不适应。当然,挨批评自然也不是什么好受的事,他心情不太舒畅。1979年夏天,他和吴德商量,他准备向中央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请求。吴德不同意,对他说:“辞职的事,你自己不要提。”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曾对来访的匈利牙卡达尔的一个高级顾问说过中央的人事“只进不出”的意见,在党内传达了。吴德可能是考虑到这个情况吧,他说:“工作和职务的事,听中央安排吧,要顾全大局。”父亲认为吴德考虑问题比较周到,说吴德是个“超级稳健派”。父亲没有向中央提出他的辞职请求。

又过了八九个月,到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时,父亲和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四人正式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中央全会批准了他们的辞职。

实际上,关于他们四人辞职的事,也是事前的中央决定。父亲辞职,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宋任穷、王鹤寿两同志受中央委派同他谈话时通知他的。

我问他:这次谈话是不是批评你了。

父亲说:没有。他们对我说:“你是很有能力的干部。文革前,我们就听毛主席表扬过你;来中央以后,我们听说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央文件都是你主持起草的。”等等,说了不少好话。最后,他们两个一提到辞职的事,我立即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同意主动辞职。

父亲说:这些事情,都是中央决定了的事,他们两位只是奉命办事。我痛快一点,他俩的差使也好办点,何必叫人家为难呢。

听了父亲谈的情况,我对他开玩笑说:“我听过一句顺口溜:革命战士是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昨天垒在大会堂,今天砌在臭茅房;党叫当官就当官,党叫坐监就坐监,一切听从党召唤,谁也不准讲价钱。不过,我们党过去好像从来没有辞职这一说,你也算是首开先河了吧?”

他说:“我还不是第一个,开先例的是李德生。”

李德生同志是“九大”和父亲一起提上来的,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调中央后,他们两人工作关系很密切。后来,父亲和李德生奉主席之命到北京军区,一个当政委,一个当司令,执行的任务叫“挖墙角”,是毛主席对付林彪的“三大措施”之一。那些事情,情况很复杂,工作很困难,但他们顺利完成了主席交给的任务,两人合作相处得也很好。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有“文革”那样的大背景?后来,一点小事,便抓住不放,“四人邦”乘机胡闹,整李德生同志。那已经是“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李德生和陈锡联从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互相对调以后的事了。

可是对李德生同志辞职的事,父亲是知道的。李德生同志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是1975年党中央的“一号文”公布的。大概是1974年底吧,父亲和李先念同志两人受中央委派和李德生同志谈话,提到要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大概也是我们党内从来没所谓辞职的先例吧,李德生听了以后很诧异,还在对“四人邦”整他的事生气。“文革”后期那种乱局,有许多事,也是说不清道不白的,父亲和李先念只是奉命办事,不愿意和李德生同志争论、再伤害他。父亲便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两人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李德生同志听了这个话,便不再说什么了。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之后,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八十年代,李德生还担任国防大学的政委。

所以,李德生同志才是我们党内开辞职先例的第一个人。对父亲来说,向自己的“老伙计”通报辞职的要求,揽的自然不是什么好差使,依通常的人情,也许会损害他们在困难时候结下的友谊。不过,李德生同志是有风格的,父亲去世时,他还亲自来家里吊唁,而且颇为动情地谈起到当年他们任职北京军区时“一起熬夜”的情形。

听了父亲这些断断续续谈到的关于“辞职”的故事,使我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联想呢?首先当然是,“文革”的狂热时代过去了,对政治问题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结束了,领导干部下台的形式也有了变化。父亲通过“辞职”下台,没有再象“文化大革命”时遭到残酷迫害的“彭、罗、陆、杨”、“杨、余、傅”等老革命们一样的命运,是他和我们的家庭之幸。

其次,象那部电视剧的片名一样——“激情燃烧的岁月”,现在也随之而去了。其实,“激情”,作为革命战争年代的遗产,对处在“现代化强行军”的中国,对于激扬民气、凝聚民族精神,原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十年文革,让它白白地“燃烧”掉了,也未免使人有点留恋惋惜。而党内生活这些过于严峻的道德准则,归根结底,也是适应这种“激情”的伴生物。象黑格尔说的那样,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现实事物,当时也会有它的合理性。

如今,我们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总理、首相、部长、大臣等政府高官,或因政见不合、或自感能力不能胜任、或因失职渎职、或因道德形像污损而“辞职”的事,几乎司空见惯。不像我们在“文革”时,非要弄成个“反党集团”或者什么“路线”才行,也不象父亲他们“辞职”时,搞得那么别别扭扭、羞羞答答、曲曲折折、费许多周章。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也需要现代化呢。

“辞职”的办法,是政治生活走向理性和成熟的标志。中国人民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政坛风云之后,对政治高层人事变动在认识上逐渐理性化了。毛主席曾有这么那两句“语录”:难道离了那一个人,地球就不转了?难道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如今,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强得多了,这两句原来只认为是开玩笑的趣话,将会作为政治生活的现实而接受它。

“辞职”之法,作为政治生活的常规,应该提倡,而且应当制度化。

 

◇ 出任军职期间的轶事

任何一个政权,其核心的权力都是军队。这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父亲谈起这个道理时,颇为感慨,他说:“文化革命”的时候,“天下大乱”,什么党中央、国务院,什么各级党委、地方政府,还有工、青、妇,全都冲垮了,实际上都不起作用了;但是,只要解放军还在,这个国家的政权就还在。“文化革命”,把这个道理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老毛把这个事情看得很彻底,他算是把国家的本质看透了。——父亲说这番话时,把他通常时时挂在嘴上的“主席”,换成了口吻颇有一些不恭味道的“老毛”。

不过,现代国家,职能分化,术业各有专攻。军队的职能主要是对外。内部安全则主要依靠警察。当然,现代国家,是法制社会,现代政府,更多地是服务功能。所以,这个道理如果反过来讲的话,其真理性则具有了一种衡量历史进步的意义:政府职能分化的程度,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标志。

这个道理,如果单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看,不论是它的正命题还是其反命题,其真理性都是无可置疑的;可若是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去来看,用我们时下最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有了“与时俱进”还是“与时俱退”的分别。

我父亲虽然也是个“老八路”,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但他一直是个“文官”,是搞“地方工作”的。父亲说,他虽然也算打过仗,可那只是“剿匪”,最多也就指挥过一个团的兵力吧,还是些个“地方部队”。正规军的大兵团作战,他完全没有经验。可是,父亲在中央工作期间,却出任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统领过七八十万军队,他还是军委领导成员,起草过“八军区司令对调”的文件。显然,在我们人民解放军如云的战将里,他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战功”。父亲出任军职,完全是政治性的。

1970年12月,父亲和李德生奉毛主席之命,参加“批陈整风”的“华北会议”,去“挖墙角”;而后在北京军区出任政委和司令,为毛主席对林彪的斗争,守住北京身边这块“阵地”。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按毛主席的说法,“司令常来又常往”,李德生走了,陈锡联来了,“政委欢送又欢迎”,父亲一直留在北京军区。

父亲去“军委办事组”,更是毛主席亲自点将。主席把“军委办事组”成员召集来,当面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象粘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砂子。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一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父亲讲到这一段时,我问他:“你没有搞过军事,到那里面怎么工作呀?”他说:“主席是怕他们搞鬼,叫我去那里,就是看着他们。有时候我提点意见,仅仅是文件上的文字修改的事,也把他们搞得精神很紧张。”

他还说到:“军事上的事,我确实不懂。李德生比我强点,也只指挥过一个师、一个军。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北京军区是首都门户,万一有点闪失,我不仅要掉脑袋,而且还会成为民族罪人。我对这件事十分担忧,也有自知之明,急中生智,去把粟裕请来了,那是我们军队的名将了。我给他配了几名最好的作战参谋,坐个吉普车,在边境防区漫山遍野地转了几个月。粟裕搞出来一个作战方案,交军事科学院和军事学院的内行和专家们看了以后,认为确实不错,我才比较放心了。”

林彪事件后,父亲又在叶帅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工作。就这样,按父亲的话,他也“和军队的老总们在一起混了七、八年”。

在军队任职,自然会和林彪打交道。当我问父亲对林彪的印象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当地方干部的时候,对中央的事情了解得很少。这位林副统帅,在我们眼里,和你们差不多,也是象神一样。到中央工作后,先是解决各省、各部、大型企业的文革两派问题,党政方面也管过不少事;在政治局会议上,参加讨论工业、农业、财贸、整党、外交等各种问题,一个国家,头绪很多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这位副统帅的意见。毛主席的意见很多,各方面的问题,都能听到他的指示。可是这位副统帅,中央讨论工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农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财贸,还是没有他的意见,讨论政治问题,比如整党,也没有他的意见……。我很奇怪:这位副统帅,究竟在考虑什么问题呢?怎么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他的意见呢?中央的文件上,林彪的批示也总是“完全同意主席意见”几个字。我想,也许林副统帅在考虑什么重大的军事战略问题吧。可是,后来我到军队工作以后,发现还是这样:中央和军委无论讨论战备、训练、科研、军工,还是讨论军队的政治工作,都没有这位副统帅的指示,听不到他的任何意见。这我就更奇怪了,这位副统帅,究竟在干什么呢?……”

这段话,父亲曾先后对我讲过两次,一次是七十年代,一次是八十年代,两次讲的内容和口气,基本一样。大概中央的事,我们这些当老百姓的很难明白。对父亲这段话,我一直不明白:既不明白中央的事为什么会是这样,也不明白父亲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父亲还讲过他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情况,也很有意思。1971年夏天,周总理带着黄永胜、张春桥和我父亲一起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父亲说,他向林彪汇报的问题是:“军队现在冗员太多,一个司令,七八个副司令,一个政委,七八个副政委,军、师、团、营,一直到基层,也都是一个正职,好多个副职……。”他请示林彪:“林总,您是打过仗的人,军队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有了战争,还能打仗吗?”林彪听了以后说:“就是啊,那怎么办呢?”

我问父亲:“军队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父亲说:“文化革命,三支两军嘛。军队干部,派出去一批,提拔起来一批,再派出去一批,又提拔起来一批……。三支两军结束了,军队干部都从地方上回来了,军队干部自然就多了,就搞成这个样子了。”

我问父亲:“那林彪说怎么办呢?”

父亲说:“情况他也知道,可他也不说个办法。就这么一句,没有下文了。”

父亲说:“小平的风格,和林彪完全不同。1975年,小平抓军队整顿,对存在问题,讲了五个字:‘肿、散、骄、奢、惰’。解决办法,部队各级军政首长,一个正职,一两个副职,剩下的统统清理,成立顾问组,都塞到那里头。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割疮带肉,快刀斩乱乱麻,问题就解决了。”

我问父亲:“林彪为什么不这么搞呢?”

父亲说:“林彪也不是不会搞,他是不愿意搞。”

我问:“为什么呢?”

父亲说:“文化革命,林彪把他认为反对他的人都搞掉了,军队里都成了他的人了。这种动大手术的事,一旦搞起来,又麻烦又得罪人,折腾的鸡飞狗跳墙的,不是把他自己的人搞乱了吗?那个时候,离9·13只有两个月,他要和毛泽东斗法,精神紧张得很,心也根本不在这些事情上。林彪手里的军权,是他政治上的本钱,要留着和毛泽东周旋。他怎么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去干这种事呢?”

原来是这样,“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看来,军队建设对统帅的要求,比军事才干、领导能力、专门知识更重要的,是立党为公的道德心。据说在延安时,朱总司令把《孙子兵法》里论“为将之道”的“智、信、仁、勇、严”,次序改为“仁、智、信、勇、严”,写成条幅送给刘伯承作为他五十大寿的贺礼。这不论作为对刘伯承元帅的评价,还是作为一般的“为将之道”,都是至当至要的至理名言。“仁”字当先,不仅是爱兵,更是爱人民,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政治忠诚,这才是军队统帅最可宝贵的品德。

◇ 辞去军职的情况有所不同

父亲谈起他辞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军职,情况却有所不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父亲挨了批,正式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党政职务,是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也就是说,是一年多以后的事。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父亲就去找小平同志,要求辞去他在北京军区担任的军职。

父亲说,当时小平同志还表示要挽留他。大概一方面是他和小平同志几年来一直相处得关系不错;一方面也有小平同志对匈牙利卡达尔的高级顾问讲过那段话的因素。但是,父亲坚决要求辞去军队的职务,小平同志也就同意他的辞职请求了。

当我问他为什么坚决要求立即辞去军职时,父亲说:“我在中央、也在军队干了这么多年了,能连这个道理也不懂?”接着他讲了小平同志的一段往事:

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1975年的夏秋就揭开了序幕。开始,是刘冰告迟群、谢静宜的状的事,还有毛主席“评水浒”的事;后来,又是主席叫毛远新上政治局会议反映社会上“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事。

小平同志正在忙着搞整顿,先是铁路、再是钢铁,而后军队,接着是文艺、农业等,各条战线全面铺开;小平还说:各项整顿,最重要的是党的整顿。让父亲去搞试点,准备起草整党的文件。小平同志大概觉得,整顿是大事,迟群、谢静宜、毛远新说的那些事,只是些毛孩子的鸡毛蒜皮。小平同志去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回来以后说:没有什么事,主席还是信任我的。

可是,后来风头越来越不对了,主席指示要“帮助”小平同志,接着又指派了八个人专门开会批评小平同志,叫“八人批邓”会,父亲也在“八人”之列。过了年,周总理去世,华国锋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全党传达布署批邓。事情越搞越升级,一直到“四·五天安门事件”,毛主席把小平同志撤了职。

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可小平同志辞去军职的情况,一般人不太了解。父亲说:“八人批邓”开始后,小平同志的头脑,从热呼呼的“整顿”里冷静下来了,经过一段思考,邓小平清楚地判断:主席不信任他了。于是小平向主席提出辞去总参谋长的军职。毛主席随即同意了小平辞去军职的请求,但仍然让小平负责分管外交工作。小平同志辞去军职,是1975年底的事,比他被正式撤销党政职务,要早三四个月。

我自然不懂这些事,就问父亲:“军队的职务就那么敏感吗?”

父亲说:“掌握军权和当个文官的情况,当然不一样。掌握军权,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也不一样。”

这我就更不懂了,问:“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有什么不一样的?”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他讲了吴忠同志的一段故事:

“文革”期间,吴忠同志任北京卫戊区司令。这自然是一个要害岗位的关键角色,如果用人不当,在“文革”那样的情况下,危害是很大的。在同林彪、“四人帮”集团斗争的关键时刻,吴忠都发挥过重要作用。所以毛主席称赞他:“吴忠有忠”。

中央清理“文革”的错误,吴忠同志也受到审查,用那个时候的语言,叫“说清楚”。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以后,东线进展不顺利,许世友急得心脏病也犯了,就回来搬兵,找吴忠接替指挥。吴忠当时在广州军区任付司令,因为受审查还没有“说清楚”,在家中赋闲,正在喂鸡。

吴忠说:“让我上前线没问题,可是我还没有‘说清楚’哩!”

许世友说:“什么‘说清楚’不‘说清楚’,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你打了胜仗回来,不管什么问题,统统一笔勾销,就都‘说清楚’了!我给你打保票,到时候再‘说不清楚’,你来找我。”

吴忠上前线,抱了个必死的决心,坐在一辆坦克里,冲在最前方。可这样一来,对战场敌我态势,自然情况明、决心大、反应迅速、指挥得力。结果,谅山一仗,打得最漂亮。

从父亲讲吴忠的故事里,我明白了:在战争时期,掌握军权的人,如果政治上的清白和忠诚受到怀疑的话,他可以用打胜仗立战功和效命沙场以死报国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和平时期自然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且“一切行动听指挥”,军人总不能为了证明自己政治上的清白和忠诚,就去挑起战争吧?这个道理是一目了然的。

有一次我向父亲介绍看过的一本书:苏联的政权结构,主要是三种力量,党、军队和克格勃。父亲评论说:中国和苏联不一样,我们的政权,主要是党。不过实际上,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的比重也不小。有一条,我们还不如苏联,苏联军队的政治影响力,还主要在中央;我们的情况,军队在地方上也乱搅和,搞得党政部门过不成日子。文化革命,三支两军,把事情搞坏了。

我问父亲:文化革命时你在军队任职,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吗?

父亲说:当然有。三支两军的干部,又在军队任职,又在地方掌权,弄得谁也管不了他。北京军区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比较彻底:要么回部队,要留地方的,脱军装。不能一手握着枪杆子,一手又在地方党政部门抓权。

有一次,我谈到我在军队的同学也在做生意时,父亲说:这是小平决定的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搞经济,做生意,改革开放。这个事情,党内有阻力,如果军队再反对,事情就更难办了,就可能搞不起来。现在的办法,是把军队也拉下水,一块搞。这可以使改革开放减少阻力。小平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办法的危害,可军队的事,小平也是难哪。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新中国是革命战争胜利建立起来的,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比重较大,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形成的。不过这里有个“与时俱进”还是“与时俱退”的问题,一个波拿巴特式的政权,总不能算是现代化的国家吧。也许唯其如此,我们才特别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如果联系到我们党是执政党,所以我们的军队,实际上也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样就和现代社会的国家政权“民权高于军权”的原理一致起来了。不过,“党指挥枪”,这还只是观念的约束,而不是有效的制度约束。在我们国家关于政治生活的法制尚待完备的过程中,就实际的情况而言,掌握军权者的自我约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应该抱定当年“为人民打天下”的革命宗旨,而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观念,这是一个军队统帅的政治道德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有过一些深刻教训可资借鉴,如张国涛和林彪,也有许多优秀传统需要挖掘、继承和发扬。——这是我从中体会的道理。

又提到他辞去军职的事情时,父亲说:这其实并不一定是你要怎么样,象林彪一样,想搞什么图谋不轨的事情;你的部下,对你的人品、水平和能力看法会有不同,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拥护你的人,也可能是想由此得到升迁,而反对你的人,则可能想由取代而得到升迁;如果他们有些人头脑发热、鲁莽行事,军人是拿枪的,万一搞出什么乱子来,还不是要算到你的头上。华国锋就是不知道这种事情的厉害,后来搞出来个“三炮团事件”,如果那种事情闹大了,只会加重对他的处理。9·13事件有偶然性,如果林彪的事情不是那样的结果,而是跑到广州,搞成南北割据的局面,打起内战来,那国家可不知道要闹出多大的乱子呢……。

父亲对我们说话,一向挺正统的,可是听这个话,还有点明哲保身的意思了。父亲谈起话来,时常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可是,他似乎不愿意对我多说这些事了。他以平日不多见的低沉的口气、而且一字一顿地说:“和-平-时-代,……军权,那是玩火!”

父亲说这句话时的口气和表情,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父亲的话里,我悟出的道理是:在和平时期,掌握军权的人,如果他政治上的清白和忠诚已经不被信任、受到怀疑、而且陷入政治是非的旋涡,而他还要贪恋权位、要为此搞点什么名堂、甚至不择手段的话,那是十分危险的。父亲说的“那是玩火”,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到头来,害党害国害人民,害人害友害自己。因此,掌握军权的人,如果处于政治逆境,在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政治忠诚方面,他能够为自己表明心迹的唯一方法,就是辞去军职。这是为党为国为人民,也是为人为友为自己。

对父亲当年的明智选择,我感到庆幸,也为他骄傲。宦海沉浮、世态炎凉、门前冷落之类的人情之常,又算得了什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以国家民族的安危为重,自己和家人也得以免祸,要重要的多。这种事情,倒往往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呢。

父亲谈的这些政坛往事,已经过去多年了;我们的国家,已经不是当年那种严峻而狂热的时代了。不过,我们的先辈历来有“资治通鉴”的优秀史学传统,在我们国家关于政治生活的法制建设还有待完备、尚未纳入现代国家的正常轨道之前,这些往事,也许还会有点借鉴的意义。有一句话,不仅适合于我们给日本人上课时作教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 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 2003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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