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极乐空间》后，就想再温故一下《第九区》，不拟比较两部电影的长短，只是感觉到在两部电影中似乎都有着同一个主题，就是对于“身份”的关注。《极乐空间》中，“极乐空间”与地球居民间的不同身份，造成了两个人群间的矛盾。而《第九区》则是人类与外星人之间的身份矛盾。
当年看《第九区》的时候，有两个萦绕心头的想法，一是电影中表现出的种族问题意识；二是主人公的遭遇总是让我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虽然，今天再看的时候，这两种熟悉的想法再次涌上心头，只是，也许是时间的缘故吧，如今的看法与当年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如果说种族问题依然与身份问题有关，而主人公威库斯?范?德?莫维的遭遇，却与《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有着指向性的不同。格里高尔变形为甲虫，是从人类这一种族中逃逸而去，逃向一个没有归属的文学乌托邦；而威库斯的变形，却是从一个身份（人类族群）转换为另一个身份（外星人族群），这里没有想象中的桃花源（即使这个过程中伴随着文学上的焦虑），却只有谁都无法摆脱的身份枷锁。
在讨论身份问题之前，我想先简单说说其他的感受。
首先就是电影中导演的政治立场。所谓“政治立场”并非一个很准确的词，就像我在《为权利而斗争》中，一直掣肘于对导演在政治光谱中位置的判断一样。所谓的“政治立场”，准确地说，表现为一种社会学上的认知。而这种观点和态度，在两部电影中是一脉相承的。所有权力者，无论是政治、经济、暴力还是文化领域，几乎都是反面角色；而人民则是普遍意义上的“不明真相的群众”。而两部电影中的主人公，无论是Max（罪犯）还是威库斯（公务员），都并非自觉成为反抗者的，两者在不得不面对身份问题上的起因源于“意外”，Max被意外辐射，面临死亡；威库斯则是被生化物感染，向外星人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Max还是威库斯，都是导演认可的英雄形象，而这种英雄形象，不同于好莱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在导演看来，英雄的潜力就蕴藏在普通人身上，而这种英雄行为总是与一种价值追求有关。在《极乐空间》中表现为为权利而斗争，在《第九区》中则是为平等，以及家园的归属而斗争。
在这两部电影中，我依然坚持对于导演左派立场的判断，对于权力和体制的一贯批判立场，才是西方左派的形式和内容。【不得不说，中国的“新左”理论，与“西左”除了在批判西方权力这一点上有所交集，除此之外，我实在看不出“新左”与“西左”有什么共同之处。从现象上看，倒是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理论与“西左”的交集更大一些。】但是，导演对于那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却值得思考。对于“西左”的激进派，用暴力方式变革现行制度的方式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如果拘泥于“是否使用暴力”这一点上，两部电影都出示了暴力的解决手段。但是，如果说导演赞同一种暴力革命的社会改造方式，我却觉得不尽然。在体制已经“武装到牙齿”的状态下，在无权者的和平诉求屡屡遭遇暴力的答复时，暴力，就成为了争取权利的惟一途径。而这种情况与其说是无权者造成的，不如说是权力者对暴力的垄断决定的。【关于暴力与革命，又涉及一个更为复杂且指向现实的问题，就不在这篇小文中展开了。】
其次，我想说说《第九区》中的男主演，沙尔托?科普雷（Sharlto Copley）。在《第九区》之前，沙尔托?科普雷只是一个不知名的演员，在导演Neill Blomkamp的短片《约翰内斯堡的外星人》（可以视作《第九区》的序曲）饰演了一个小角色。而在《第九区》中沙尔托?科普雷饰演的威库斯，成功塑造了一个谨小慎微、平平庸庸的公务员形象。导演称赞科普雷在表演上很有悟性，在我看来，科普雷对这一角色的诠释非常到位，甚至让我疑心他本人有过类似的经历。也正是因为对于这位小公务员的成功诠释，让威库斯从小人物转变成为为平等而斗争的英雄，更多了几分戏剧张力。正是同一位科普雷，在《极乐空间》中扮演了特工克鲁格（Kruger），科普雷此次又把这位“坏人”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现在说说关于身份的焦虑。
主人公威库斯的身份曾经属于“人类”，但是，从他被外星物质感染后，在两种身份之间的扞格就明显地体现在他身上。如果把其身上蕴藏的利益价值视作故事发展的推动情节，让这种身份的异变局限在无关利益的范围内。那么，这种身份的焦虑就获得了一种更为纯粹的意义。如果说在人类与外星人之间的身份界限是清晰的，那么，对于同一身份中的群体，是不会思考有关身份的问题的；对于身份的认知，存在于那些不同身份的群体中，或者说，在那些对立面的身份中，人们确认自己的身份。而一旦在同一群体内部出现反常，就像威库斯那样的“异变者”，一个身份群体就像细胞排异一样，将“异变者”逐出这个群体。
在这个意义上，即使不是权力者故意污名威库斯，他的“异变”也足以在人类群体中造成一种被排斥的处境。作为大多数的人类，对于威库斯是避之唯恐不及。这也是现实中最有可能的局面，对于任何意义上的“非同类”身份，大多数人保持了一种普遍孤立的态度。
这是一种社会学现象，还是人类本性中更为古老的遗传表达，不是我的学识可以认知的。但是，这种现象具有人类世界的普遍性，也不仅仅局限在种族问题上。在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之前，纳粹首先将犹太人群体进行了污名化处理——很像电影中权力者对威库斯所做的。而这种做法就是让犹太人成为德国人中的“异变者”。而这个时候，大多数德国人对于犹太人也采取了一种“疏远”的态度。而在文革中，对于“黑五类”、牛鬼蛇神、走资派等等这样的命名，也是在对一些人群做着“异变者”的处理。而大多数普通人，也是采取了同这些“非同类”身份的人保持距离的方法。
看来，身份，具有广泛的适用范畴，它不仅仅是种族意义上的，也有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领域中的意义。只要存在着一种意义上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就会相应产生一种身份。而只要不是一种普世意义上的共同体——大概人类族群本身就是这种共同体，可惜，恐怕没人会觉得人类的身份是人们识别彼此的前提；那么，身份，就具有了排外的本性，只不过在不同的身份中，这种排外的强度不同而已。比如说，种族主义在一些时空中非常极端，宗教的不宽容也在历史中呼啸一时，当然，更普遍的还是对权力的集中与垄断。因此，身份，不仅有着排外性的特点，它本身也与这一共同体中的权利相关，“身份—权利”模型，可以应用到任何一种共同体中观察。比如说，在一个专制制度中，权力者对于权力的垄断，就使得权力者获得了一种基于政治立场的身份，而这种身份与所拥有的权利密切相关。在现实中这种权利就表现为特权。在苏联历史上，这种权力者有特权的现象贯穿苏联制度的始终；而对于今天汉语中的“特供”，甚至无人认领这个词所带有的贬义……
还是继续说电影吧。
如果说一般人对“异变者”只是采取了远离的处置方式，那么，那些对目标人群做“异变”处理的始作俑者，就不仅仅是为了与“异变者”保持距离。就像上文的例子，纳粹难道是想与犹太人保持距离吗？纳粹是要把犹太人赶进集中营！而那些炮制“黑五类”这样名词的人们，又在想什么呢？在电影中雇佣军的首领对于追杀威库斯表现出高度的热情（这个角色与《极乐空间》中的克鲁格如出一辙），无疑，这一形象代表了导演对邪恶概念的具象化，像雇佣军和克鲁格这样的角色，现实中也可以寻找到对应，比如冲锋队、盖世太保、克格勃、史塔西等等，我们称这些人是“干脏活的”，如果说这其中有人只是混饭，或者说是一种“平庸的恶”；而有的人则是乐此不疲。这些人是人类中的少数，但是，这些少数所造成的无尽苦难，却与其人数不成比例。
如果观察人类的历史，在那些极端行为的背后，总有这些少数恶人晃动的身影。我记得有人问过罗尔斯：在其理论的结构中，如何让希特勒这样的人容身？罗尔斯的回答也有意思，他说：我们可以先杀了希特勒，再来讨论正义问题。看来，即使是注重公平的罗尔斯（我想他可以视作一个群体的代表），对这些少数恶人的态度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宽容”。这也不禁让我在想，对于一个正义制度并未建立的社会，对于那些作恶多端的少数（所谓“少数”只是相对而言，尤其相对亿计的人口基数）恶人，我们该用什么理念对待这些人和行为？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再回到电影中。
当雇佣军头子一路追杀，在最后时刻，当其枪口对准了威库斯的时候，威库斯的“异变”已经完成，恰恰是曾经与威库斯（人类）对立的外星人拯救了被外星人视作同类的威库斯。直到此时，威库斯的身份，已经从人类变成了外星人，他从一种身份进入另一种身份，但是，即使他拥有了一种固定的身份，却并没有让他心安理得，对于他来说，重新变回人类才是他所希望的。如果说，在威库斯“异变”之前，他从未对身份问题有所疑问，或者说，对于身份的焦虑，不是威库斯所承担的。而在这一系列的“异变”之后，身份的焦虑将与之形影不离。在影片最后，那个折着纸花的外星人，想必就是威库斯变成外星人的最终形态，而在那朵纸花上，却投影着一个人类的身份。
影片的结尾不同于一般的好莱坞结局，外星人承诺威库斯三年的时间，必将返回来兑现其诺言。而观众所能看到的是，在人类族群中威库斯已经被“开除”出去，这不仅是因为威库斯族群身份的变化，也包括作为文化共同体中其身份的消失。比较《极乐空间》的结局，《第九区》的结尾更有导演本人的风格。Max的舍生取义，完成了对“牺牲”主题的回归；而威库斯在一系列的英雄壮举后，重新回到了一个普遍的身份中，或者说淹没在一个身份里。世界似乎没有改变，如果说，在这样一种故事设置中，有着什么样的期许和希望，无疑，导演把希望的力量留给了观众。
电影结束，思考留给想要这么做的人。
当看着主人公被身份所苦，也不禁在想我们自己的身份问题，面对今天这样的社会环境，我们是否也在为身份而焦虑？如果说焦虑并未准确表达我们的精神或心理状态，那么，一种消极的情绪谱系构成了当代人们的精神素描。而我们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那些我们也许意识或没有意识到的事物在困扰着我们的生活。也许，一种焦虑，或类似的情绪提醒着我们外物的存在，或是改变外物来释放我们压抑已久的消极情绪，或是继续与之相处，就像我们千百年来所做的一样。而只有在自由人的眼中，我们才是没有自由的人群……
写于2013年9月24至25日 上午 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