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中国梦”的真正形塑:转向“底层”关怀的思想逻辑与理论表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9 次 更新时间:2013-09-25 12: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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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 (进入专栏)  

  

  

   一、“中国梦”更需要关怀作为“形而下”的群体与个体

      

   “中国梦”的实现依托于每一位中国社会公众个体梦想的实现,宏大叙事的“国家梦想”注定需要扎根于普通的个体日常生活之中才能“接地气”,从而具有其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命力。而这种社会生命力能存续与繁荣的核心指向注定不能只是对“国家”一维主体的单向度关怀,作为“群体”和“个体”精神能量的凝聚态与浓缩物,“中国梦”固然因其形而上层面所共有的“普遍性”和“抽象性”逻辑,以及强大的“国家主义”传统而具有统筹“个体”和“群体”分散性与原子化精神的道义优先性,但如果这种道义优先性原则没有转化为一种形而下层面基于不同“个体”的深层关怀与“群体”交叉意见的合理尊重,那么这种试图统摄原子化“个体”与交叉式“群体”不同的意见诉求进而形成国家与民族思想合力的尝试,注定只会成为缺乏鲜活主体与具体现实支撑的精神抽象物。庆幸的是,“中国梦”所勾勒出的美好图景中,无论是以“国家富强”为核心的“国家梦”,还是以“民族振兴”为核心的“民族梦”,抑或是以“人民幸福”为核心的“人民梦”,都实实在在的突出“人”的核心价值和意义。然而,我们需要深究的是,这里是“人”究竟是作为“大群体”而存在的人的虚拟共同体,还是作为“原子状”而存在的个体的人;是作为精英叙事中被“大写而抽象概念化”了的人,还是作为事实存在的”小写而鲜活”的人;是作为统计学意义上无需言语且自在的人,还是作为社会学意义上能够巧妙动用生存理性逻辑而自为抉择的人;是仅仅身处资本“中心”、声誉“高地”抑或权力“腹心”的“强者”,还是每一个具“合法理性”存在并具有基本生存权利的个人,且不论这些个人在现实社会中是否是被显性或隐性排斥的“弱者”,还是被现存制度合法律性歧视的“他者”,无论是拥有各种资本要素汇聚而在当今消费社会中具有高品位生活抉择能力的社会精英,还是终日为生存忙碌而不得不斤斤计较以求实现代内和代际阶层流动的社会底层。显然,真正的“中国梦”只可能由后者的“人”所形塑而成,没有作为后者的“人”他们每一个具体而实在的合理梦想的实现,“中国梦”难免会沦为“南柯一梦”。

  

   二、“中国梦”需要高度警惕被隐匿地置换为中国精英们的“梦想秀”

  

   “中国梦”的魅力在于实现中国语境下独特性的“中国言说”与“中国发展”,前者事关中国理论生成的可能,后者事关中国理论持续的可行。百年来,峥嵘而不屈的革命与建设历程让时至今日的中国人坚定的选择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优势在于其强大而统一的政治组织力量和社会动员能力能够从总体上调动中国不同空间形态(区域、城乡)、不同社会群体(阶级、阶层、政党、职业)、不同文化特征(民族、宗教、性别)、不同组织结构(单位、个体)的资源要素为共同性的国家发展大业而努力,这种努力的达成从本质上讲不是单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权威性控制,而是基于国家共同理想目标的编制与运转。从民族独立到人民解放、从现代化建设到和谐社会、从科学发展到人民幸福,中国道路中不可忽视的“共时性追求”与“历时性理想”极为精妙的实现了作为集合概念的中国人其深层想象的交叠整合。这种根植于民族想象力基因之中的交叠整合无疑使中国这股统一的国家力量拥有强大的释放能力:一方面,这种强大的释放能力是一把双刃剑,当它被一心用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并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和谐世界”的公平体制机制秩序的建构时,这种力量无疑是正义的,但是当它被用于国家内部或外部力量非理性角逐且恶意圣洁化为“道义武器”而被工具运用时,那么这种满足一己之私的强大释放力量无疑又是罪恶的,建国后前30年和后30年中,这种强大释放力量的正反运用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民族记忆与国家经验,而在国际历史舞台上,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为代表的惨痛国家教训也历历在目;另一方面,对这种强大释放能力的合理良性引导与规范运用确实实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30年在经济、社会等诸多发展领域中现代化指标指数的集体腾飞,作为与“华盛顿共识”鼎足而立的“北京共识”、与“美国模式”、“欧洲模式”相互较量的“中国模式”等概念在国际舞台上被海外学者首提并愈发热烈讨论的事实也再次证明了“中国崛起”绝非虚构,那么,“中国梦”这一将“中国道路”与“中国发展”等系列理论命题高度凝炼提纯后的“本土概念”,其“缔造者”和“践实者”——作为鲜活个体而存在的普通中国人到底期盼着什么?表达着什么?行动着什么?统一的国家集体释放力量在缔造无数个中国奇迹的同时,无疑也容易因为统计数据的荣光、宏大叙事的惯习以及总体性历史记载的常规而遮掩了原子化个体真实的诉求,从而忽视处于社会底层群体的个体化表达,屏蔽城乡不同空间之维中以“弱者”和“他者”而存在的社会底层其不同的权利抗争与利益期盼,“中国梦”在迷恋于其能够长期依靠传统组织独特性资源优势而实现集体高效的统一释放力量动员时,也可能因为其动员路径依赖的惯性而迷恋于抽象化了的作为概念和集合而存在的大写个体的梦想实现,而忽视真实长期存在的小写个体性忽视,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选择性忽视一方面源自于可能性的粗线条政策设计,从而导致个体,特别是作为底层的个体梦想被公共政策所选择性忽视,即政策设计的无效,公共政策服务对象被刻意模糊化与对象化,前者是在针对弱势群体的公共补偿政策中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服务客体化,导致其他群体搭了弱者的便车,比如在城市低保政策中,部分真正的穷人并没有分享到低保所带来的国家福利,相反,低保政策成为了居委会这一事实上处于国家行政权力系统末端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现辖区内居民权力控制而进行资源再分配的重要操控手段,甚至部分居委会借机以各种名目的“手续费”而抽取本来就不多的低保费用以中饱私囊,更不要说在低保名额申报过程中居委会领导们所事实上享受到的权力寻租;而后者则是公共政策服务对象的精英化,政策设计无疑采用了精英话语,无论这种精英话语是潜意识的还是显意识的,公共政策的当事人总是被巧妙的被置于缺位和隐匿的状态,设计者们也总是乐于用臆断和想象的图景去裁剪那些他们根本来不及看到的全部真相,统计意义上的“数据政治学”成为了设计者们发挥无限理性想象而进行政策创生的法宝,如果不算上有限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倾向的实践调研,那么这种行政科层化下的“数据政治学”甚至可以说是公共政策生产的唯一法宝,由此,我们就毫不奇怪为什么公共政策服务对象愈来愈精英化的倾向。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承认底层表达的无力、无效,甚至是无能,长期被隐匿和遮蔽的底层,显然不只是缺乏足够通畅的表达渠道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言,更不只是因这种发言的力度和影响几乎微不足道以至于他们习惯于被决定,最为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心理压抑、言语沉默以及精英教化的他者化宣传话语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真正的底层几乎被困于发声无能的境地,如果说他们拥有什么能够代表自己的独立表达,那么这种表达也几乎与精英话语中所渲染的自我形象无异。由此可见,我们不仅需要高度重视并挖掘孕育于“个体”和“群体”中最为普通而常见的形而下 “中国梦”,以此预控 “中国梦”这一本土概念天生所具有的单向度形而上抽象国家主义情结,同时,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格外警惕“中国梦”完全沦为一种精英意识形态的王者话语表达,“中国梦”被隐匿且同质化为中国精英们的“梦想秀”。

  

   三、“中国梦”真正实现的核心和关键在社会底层:一个有关中国底层的述说

  

   (一)“可行性”和“可能性”因素分析下,“中国梦”真正实现与否的衡量对象在底层

  

   显然,在这样的“中国梦”语境下,我们不得不高度重视中国社会底层人群的梦想,因为只有这些底层社会中的每一个真实个体都分别怀揣着一份沉甸甸的真实梦想时,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梦”才可能被共同勾绘出熠熠生辉的和谐图景,否则如果只有精英们的“中国梦”,而广大的社会底层群体反而要为这些精英们无限追逐“中国梦”而买单时,我们不得不怀疑这种“中国梦”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知道,梦想之所以成为梦想,是基于客观目标事实潜在的可能性与现实的可行性之间的预期距离,如果客观目标事实具有潜在的可能性而不具现实的可行性,那么我们叫做“幻想”,如果客观目标事实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却不具有潜在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叫做“妄想”,如果客观目标事实潜在的可能性与现实的可行性兼备,但距离过短,我们称为“理想”,若距离过长,我们称为“愿想”,只有距离适中且兼具潜在可能性与现实可行性的目标实现,我们才称之为“梦想”。

因此,衡量“中国梦”必须要考虑诸多核心因素,一方面是现实可行性因素,这种因素需要搁置于“价值”和“事实”的二维层面中来考量,每一个人的“中国梦”显然是不同的,无法从具象事实层面去高度概炼出“一元论”形态上的“中国梦”,但我们至少可以从抽象的价值层面去规约这种“中国梦”的一般性特征,它至少是合理的、正义的、健康的、积极的、合法的,那些以“中国梦”为幌子行罪恶目的之实的梦想无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梦”,从事实层面来看,“中国梦”需要现实的物质条件、制度保障与空间环境,一个缺乏基本的物质条件、缺乏公正的制度保障、缺乏开放的空间环境的个体不能说“中国梦”永远是空想,但至少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是异常艰难的;另一方面是潜在可能性因素,这种因素需要搁置于“先天”和“后致”的二维层面中来考量,正如一个人如果是先天色盲、聋哑与智障,我们很难想象这个人能够成为杰出的画家、音乐家和学者(当然这也有极为少量的例外,证明了后致因素的同样重要性,比如聋哑的贝多芬成为了卓越的音乐家,当然这里绝不排除这些具有先天障碍的个体将绘画、音乐与学术等作为其生活爱好而培养,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些专业被有意作为他们谋生的特殊才能而被刻意培养),因此,个体多元化的“中国梦”需要有现实的先赋因素作为支撑,当然另一方面,作为家庭出身一类的先赋因素则需要我们极力弱化其对“平权化”了的个体“中国梦”的侵袭与干扰(尽管在本研究中,家庭因素甚至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先赋变量而被考察),由此,我们需要将先赋因素作价值划分,即“积极的”先赋因素与“消极的”先赋因素,前者试图要求个体客观评价其自身客观化的先天能力情况,构筑最适合自我兴趣从而实现才华最大化发展可能的“中国梦”,而后者则试图有效规避“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论羁绊,后致因素则是涉及教育培训、人力资本、政策空间、制度安排与社会引导,接受了不同教育的人因其所接受的教育高度不同(生存教育与地位教育)呈现出不同的人力资本状态,从而在不同的政策空间与制度安排中体现出不一样的个体期许,而社会范例又会进一步固化和规范了这种期许不一致的正当性,从而在编码化的社会模式形态中强化了个体多元化“中国梦”选择的合理性,比如,中国社会中作为生存教育的教育重心越来越高,传统意义上的义务教育本来是作为生存教育而与地位教育阶段分野而存在的(生存教育意味着主要以在社会中能够生存下来为目的的教育,而地位教育则以获取地位与身份为核心的教育),但是现在却愈来愈失去了其合理的社会价值,在今日中国社会中,愈演愈热的“异地高考”、“一本率”、“考研热”等问题无疑是“生存教育”重心升高的最好例证。拥有不同教育经历的人因此在个体化的“中国梦”具有层次不一的期许,而现实可行性因素与潜在可能性因素的极大成者则更可能实现自身的“中国梦”。底层群体距离这两项因素是社会所有阶层中距离最远的,因此他们的“中国梦”实现起来也是成本最高和代价最大的,其困难度最高。由此,我们可以断定 “中国梦”能否实现的真正衡量对象在底层,而“中国梦”能否实现的衡量标准也在底层,故“中国梦”最关键的难题在于能否实现底层社会中每一个真实个体的合理梦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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