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月琴:转型期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契机及其限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6 次 更新时间:2013-09-12 23: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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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月琴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全球结社浪潮,中国社会涌现出大量的以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社会性为特征的新兴的社会组织形式,并以其独特的功能和优势成为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支力量。这些社会组织在解决社会危机,缓和社会矛盾,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显示出独有的优势。在5?12震灾救援与灾后重建过程中,社会组织发挥了社会救助、志愿者服务等功能,社会认知度得到显著提高。但在新旧体制转换中,由于受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原有体制的影响、新运行机制的缺失等因素的制约,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遇到诸多限限制。从理论上分析和梳理这些问题的成因和根源,对于破解社会组织运行和发展的限制瓶径,探索其健康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全球结社浪潮,在中国社会涌现出以社会民间力量为主导,以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社会性为特征的组织形式,并以其迅猛之势快速发展起来。这些组织被冠以“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民间组织”“第三部门”等多种称谓。这里我们沿用“社会组织”的称谓,意在表明它在功能和属性上的社会性特征。本文以社会变迁为背景,探讨社会组织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其产生和发育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反思社会组织在社会转型期及现行体制下所遇到的限制和难题。从而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健康成长提供理论支持。

  

  一、社会转型和全球结社革命:社会组织发育的土壤和契机

  

  中国社会在3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经历了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着重构,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结构已显现出来。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变迁,无论是市场经济的发育、社会结构的调整,还是政府职能的转变都为新兴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发育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全球结社革命”的浪潮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改革的进程。

  1、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组织发展空间的拓展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同质性极高的组织化社会,社会的管理与整合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形成了以政党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建构体系”[1],社会结构呈现出总体性特征。“整个国家按照统一计划、集中管理、总体动员的原则被组织起来。”[2]]社会上几乎所有成员都被纳入到各种组织中,这些不同的组织被称为单位。单位不但成为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必不少的中介,也成为社会成员生活和工作的中心,控制着每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资源。这种社会结构体制被称为单位制。在单位体制下,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管理都由组织承担起来,社会变得空洞而弱小,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完全丧失,并形成了对组织和国家的高度依赖性和依附性。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结构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并寻求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具有自主性的社会的形成。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型,国家权力实现着从无限到有限的界定过程,个人的经济活动、话语表达、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等空间被逐渐释放出来。传统的一元利益格局分化为多元的利益格局,形成了具有不同利益要求的社会群体和阶层。特别是社会秩序的构建逻辑从自上而下、权力集中分配的机制,向个体独立、自由基础上的社会整合模式的发展。出现了由原有的行政性整合向契约性社会整合的变革。建立在契约性关系基础上的商会、行业协会等中间组织,在经济活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随着私人空间的拓展,民间社会的自治需求和组织化需求大大增强了。“在改革前的国家极强、社会极弱的总体性社会体制下,既没有相对独立自主的社会,当然也谈不到民间社会的组织化,在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社会力量的发育和成长,组织化的需求已经出现。这种需求的实质在于,用民间社会自己的力量来协调自己的行为。”[2]

  中国社会日益深化的改革进程,催生和培育了新的社会组织形态。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带来相应的制度变迁,社会改革正在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日益提上日程,法制建设正在积极推进,国家的治理与社会结构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体制的变革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为新兴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育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据统计,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扩大呈直线上升势头,“截止2007年底,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38.69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1.16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3万个,基金会1340个,较之1988年增长了87倍。目前,仍以每年10%-15%的速度在发展”[3]。快速的社会变革,使得社会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理念,使得更多的社会功能需要社会组织的承接并发挥作用。因此,加强基层组织和社区建设,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成为我国当代社会建设及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

  2、“全球性结社革命”:我国社会组织建设的海外参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结社革命,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呈现出大量的有组织的私人活动和自愿活动的高潮。“这场革命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全球性的第三部门即数量众多的自我管理的私人组织,它们不是致力于分配利润给股东或董事,而是在正式的国家机关之外追求公共目标。”[4]

  西方社会在20世纪后叶出现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国家"制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社会保险"制度和全球环境等方面的危机,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和通讯革命所形成的信息全球化世界等多种因素,但主要是对“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反应。西方各国在经历了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后,市场经济发育成熟,使得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享有经济生活的自由,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已经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但是政府和市场无法解决人们公共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因此,独立于政府和经济组织之外的以追求公共目标、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三部门应运而生。这些组织被冠以“非营利的”、“自愿性的”、“公民社会的”、“第三的”或“独立的”部门,并在数量和规模上迅速增长。这些社会组织在解决社会危机,缓和社会矛盾,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国际社会积极倡导的社会自治力量。他们的独特性及社会功能受到了各国的普遍关注,也为当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全球结社浪潮,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时机,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及社会民间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参照。特别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环境问题及相关非政府组织对我国环境保护的关注,推动了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成长和发展,从而也带动了其他各类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国际民间环保组织示范的影响,具有极强公益性质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兴起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1994年经国家民政部门批准注册的,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中国文化书院绿色分院”简称自然之友成立。它的成立不但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开拓出一条新的思路,而且从聚结民间力量的角度进行了新的尝试,从而改变了政府包办环境治理的局限。此后,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各地出现。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突显的当今世界,全球性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为中国社会民间组织的发育和成长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这场全球性的结社革命无疑是社会组织在人类社会进步中作用日益重要的有力证据。也是社会秩序在多主体的治理框架下重塑公共性内涵的佐证。

  

  二、“5.12”震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活动的实践检醒

  

  如果说社会结构转型和全球结社浪潮促发了中国社会组织的产生,那么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提供了社会组织实践的大课堂,在客观上助推了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地震发生后,大量志愿者和慈善组织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履行并实践着志愿服务的义务。这些有组织的行动,使社会组织的救助和服务功能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其公益性得到了彰显,社会公信力有了显著提高,为其今后合理有序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现实基础。

  1.组织性与快速动员能力的实践

  当汶川地震发生后,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民间力量迅速行动起来,奏响了抗震救灾的集结号,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汇集了强大的民间慈善力量,组成了民间应急救助队伍,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是承担社会捐赠的组织和实施。以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等全国性慈善和公益组织率先通过各种媒体向社会发出抗灾慈善捐助倡议,全国各地社会组织也迅速动员各方力量,为灾区人民捐款捐物。据民政部统计,截止5月26日,在地震后短短的十四天内,国内外的捐赠款物就达308.76亿元。四川省慈善总会一直参与和负责境内外组织、个人捐赠款物的接收、管理和救灾物资的采购工作和救灾物资的分配运输工作。在安排输送救灾物质及时运往灾区,保证灾区人民的衣食住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成为抗震救灾的先遣队。自然之友、绿色和平、绿色家园志愿者等组织在地震次日联合发起了NGO抗震救灾行动;一些社会组织甚至在四川设立了抗震救灾NGO四川协调总处,下设医疗服务、物质分配、前方信息收集、对外宣传、机构联络、志愿者管理、后方信息收集整理分析等小组;一些具有草根性质的社会团体也组织专业人员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成为抗震救灾的生力军。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的社会组织都快速的行动起来,以志愿精神和公益精神参与救助和服务,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它既是一次有组织志愿者行动的大检验,也是中国民间多年积累的自组织力量的释放和展示。事实证明,“凝聚力、正义感、爱心、道德、责任……这些建立一个美好国家所需要的优良品质,在我们的社会中从来没有缺失过,它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出口”[5]。

  2.与政府力量合作互动的实践

  在2008年的抗震救灾中,许多社会组织发挥了联系广泛、整合资源和专业特长的优势,为政府在大规模抗震救灾中拾遗补缺、填补空白、完善救灾体系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中国政府及社会组织的快速反应和相互配合的积极行动,是中国社会在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中走向理性、走向成熟的真实写照和有力证明。

  一是协助政府开展灾后应急服务。大地震后,全国各级政府积极组织各方力量支援灾区,社会组织积极响应号召并配合行动。各协会、商会、专业团体、医疗组织都组织专业救助队奔赴灾区,协助政府做好伤员救助、危机处理、情绪安抚等工作。

  二是协助政府开展灾后重建。灾后重建是由政府牵头,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同行动。灾后重建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包括社区、家园、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建设,社会组织发挥其优势,组织各方专业人员帮助灾区建设。

  四川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表现出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相互信任和良性互动的趋势。那么,在中国现今社会的改革中,社会力量的凝聚,同样既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创造和谐、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扶持民间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同时也需要民间组织本身加强建设和管理,增强组织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社会的良好运转,除了政府的作用之外,更仰赖社会本身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努力。

  3.志愿者活动的实践

  在抗震救灾中,全国各地涌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志愿者行动,外国媒体惊叹:发生在中国的毁灭性地震催生出中国的志愿者大军!志愿者服务在我国只是近年来的事情,以往人们对它没有足够的认识,这次的救援行动中志愿者的精神和称号深入人心。

  志愿者精神得以弘扬。志愿者是这次抗震救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在灾情发生后,大批自发的志愿者主动来到灾区第一线,怀着无私奉献的信念,寻找自己力所能及的服务空间,默默无闻地参与救助,出现了许多令人感动的场景。志愿者精神在救援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弘扬和展现。同时也表明了来自中国民间的慈善事业有了一定的基础。这对于社会公共性的转换和公民社会的成长意义重大,需要保护和珍惜。

  志愿者管理机制尚待完善。在灾情发生之后,由于希望加入志愿者行列的人们来自全国各地,失序的灾区前线,一时无法容纳如此多的外来人口,衣食住行都成问题,致使有的媒体呼吁,请志愿者服从当地政府的安排或暂缓进入灾区。因此,尽管以援助为目的的志愿者活动值得大力提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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