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我一直觉得这个话题讨论起来比较复杂，切入点很多，历来发表看法的名家更多。所以在这里我不得不对很多方面采取较为笼统的表述，不去详及概念。譬如书的类别、国别、时代之类，当然也不去论及各类书籍的具体功用。我们只讨论比较抽象的那部分，这个切入点在于，书——作为表达思维（包括概念、判断及推理）的物质形式，作为一类普遍意义上的知识的载体，它在由个人到群体的意义范畴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一

如果人不用去思考，而是完全地按着本能来生活，就像永远熟睡着的人一样，那该有多好。至少我们永远知道需要做什么而不用纠结于怎么做和为什么要做。可遗憾的是，早在数万年前甚至数十万年前人类的这种梦想就已经破灭了。特别是在语言和文字出现以后，人类从未停止过思考。而思考的对应面就是迷惑，我们对很多事物是未知的，对很多已知的东西是不敢确定的。迷惑一直在我们身边，阴魂不散。所以，基于被迫和主动两方面的原因，我们都不得不思考。某些具有文字表达能力的人——他可能在任何一个领域，因为害怕忘记或是想传达给他人自己的某些念头，或是仅仅因为职业，诸如此类的缘故，于是把他的思考给记录了下来，形成了这些为了表达思想，传递信息的文章或书籍。这种方法因为其实用性而被人们普遍使用，尤其是作为教育的典型载体。当然很多思考并非是通过文字来表达的，但是文字显然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基于这个因素，我想我们现在应该把书籍的形式抛弃，而仅仅关注于更为本质的东西——思考。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前人所言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便是暗涵着这个道理。于是，“读书无用论”似乎无伤大雅了，或者说，它和书籍本身已经关系不大，而只是教育体制，思考能力等方面的问题了。总而言之，如果某人觉得有更好的手段获取知识的话，读不读书根本就无所谓。

二

但是问题的讨论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吗？关注于读书的人也许会提出更多的问题。这些尽管极有可能只是部分人需要关心的问题，仍然是有讨论的必要的。原先在阅读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时，“伪证的鉴别”这一章提出的思考对我触动极深。对于史料来说，伪证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这些有意或无意为之的虚假的历史资料使得为数众多的史学工作者与真相无缘。同样的，特别是思想性较强的这一类的书籍和文章，也极有可能会带有一定的虚假性和不确定性。人们在道德、真理、人生甚至社会历史问题上的迷惑往往就来源于这类有意或无意造成的虚假信息，而这类信息绝大多数是从书中来的。写书的人或许早已经逝去，但是他们的思考依旧为人们所揣摩，从苏格拉底到马克思，从孔子到孙中山，都存在着这种情况，这一点毋庸置疑。于是思考依旧在继续，没有人可以一劳永逸。

有的人或许能够敏锐地察觉到，思考存在着时代性，这是思考的内容无法一成不变的关键因素。确实如此，某些我们认为的“虚假信息”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产生的，不同的时代背景给予了它们存在的充分理由。但是，我们要关注的还要深入一步。假使所有的书籍都是一个人写出来的呢？那么我们一定也会怀疑这个人写的是不是都是他所思考的东西？当然前提是他具备表达真实和造假两方面的写作才能。事实上，书籍是由无数代人创作的。因此这种怀疑就更为地有必要。一个作者做过的事情也许不会写，写了的也许做不到，而能做到的写个只言片语。又或者，他所写的仅是别人想做、做过或期望别人去做的东西。更有甚者，某些别有用心的作者还会由于这类或是那类的原因杜撰出许多东西给世人，顾颉刚先生所倾力之古史辨伪研究就很能说明这一现象，当然这里面包涵着客观原因造成的伪史。传统的说法是，读书就像和作者进行跨时空的交流，如果作者创作的东西带有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是否依旧还要笃信？保持怀疑精神确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思考还可以深入。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被称作是共识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排除某些这样的作者，他们纯粹就是基于这个理念，会不介意将自己的思考全部呈现给世人，尤其是那些行将就木却关怀后进的人，或是仅仅出于无愧的人，他们认为实在不需要隐瞒什么，所以极为乐意将自己的思考、研究公布于世。如果读者还是认为这只是作者的一面之辞，依然逃脱不了质疑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手段来弥补。如旁人（指有相当见地的人）言论，或是作者可考的生平，或是可以找到的真实存在的客观事物、事实,顾颉刚先生所言“然一贯这当于事实求之，不当于一家之言求之”正是此理。

我确实这么认为，之所以要读书便是基于思考、迷惑性、人生这类的因素，以及由此类因素扩展出去的对于各类具体的知识明晰性和应用性的追求。教育的本质，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为了知识的传承，而知识与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都息息相关。所谓“国之大计，教育为本”说明的就是读书的这一基点性问题，这既关系个体的生存，也关乎群体的利益。然而这还仅仅是一般化的问题。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不强求非得读书却又那么看重读书？我们为什么提出思考的永恒性和对思考要保持怀疑和进行批判？我们为什么一再强调书籍的知识传承和人生指导的重要意义？有一点至为关键，那就是思考层次的差异性，因为我们很难摈弃对于个体的考虑。就一个事物而言，无论这个事物属于哪一个领域，即便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考，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程度上表达他的思考。但是我相信，无论如何，这些思考在层次上是存在差别的，否则就无所谓研究和竞争（甚至对“研究”和“竞争”的理解本身就属于讨论的范畴），也正是因为思考的差异性的存在，才会有大家和常人之别，才会有真理与谬误之分，才会产生人类理性发展与社会进步之推动力。只要生活于同一种普遍价值体系下的人都能够轻易地体会到这些。非常人对于某类事物的认知深度肯定超过寻常人，科学上尤其如此，而人生哲学上亦不例外。而书籍——作为思考的物质载体，恰好能够恰当地反映和传递这种差异。

于是，我们再来打量普通大众的思考，而且极有可能包括我现在的认知在内。他们过多地依赖于普及教育和日常琐事，一不注意就陷入诸如“读书无用论”这类思想观念的桎梏中，而变成熟睡的人或是“心甘情愿的假寐却永远都无法被叫醒”的人。那些弥漫于普通人周遭的浅显认知，那些长久的人云亦云，既没有受过成功的检验，又没有受过历史的考验，最终造就了如此数目庞大的难以改造的人生状态，这就是典型的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社会习俗、道德规范之类代代相传的普世性的教诲极易被人们直接地视作真理，认为不可违背，甚至少有人会想到去违背，更少有人知道为什么能违背或是不能违背。这种普世性的观念造就了历代的生存状态，规范了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使他们沉沉睡去。

三

因为读书毕竟和教育有莫大的关系，甚至在概念上常常被认为具有等价性，所以我们有必要再回到教育问题的讨论上来。追求高层次的思考，不可否认，是基于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双重要求，是文化和文明得以向着理性的方向发展的重要条件。以阅读书籍为主体活动的教育就更为需要受教育者对思考本身投入足够的重视。加之教育史方面的很多著作早已揭示了各个时代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与经济政治形态等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紧密关系，因而学生，尤其是接受所谓高等教育的学生，便极为有必要，至少在思想认识上跳出教育的形式，回过头来关注教育的本质内容，关注隐匿于书籍中的思考本身。如果可以的话，我极为推崇个体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当然，这需要足够的理性。而且我们对于施教者也抱有同样的期望。

康德有过这样的议论：

“惰性使许多人宁可追随他人的足迹，也不愿耗其智力。这些人只能抄袭他人。如果所有人都如此这般，世界就会永远停滞不前。因此，使青年人不去从事单纯的模仿——象通常发生的那样——，是极端必要和重要的。”

总之，教育的良好愿景应该在于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中所云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满足于学校教育之一切要求，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绝不是教育所追求之最终目的！教育形式之下，如同书籍形式之下一样，应该有更进一步的认知与关怀。因何读书，因何要思考，因为这样我们才有醒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