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物”系统
在写完《语词发明背后的思维》一文后，我意犹未尽，我一直在想汉语的命名问题，并设置了这样一个时刻，即，我们的祖先看到一个从未见过的事物，比如一匹马的时候，其为马取了一个名字，也就是用一个声音来代表马。至于这个声音如何被大家接受的，我认为是一个共识的过程，无论最初的命名者是如何命名的，只要大家都承认这一声音与“马”相连，那么共识就达成了。这是设置的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复杂得多，甚至我现在也没想明白，我记录在这里，以作备忘：当我们这位祖先，假设其在上文中看到的是一匹白马，而当其看到一匹黑马的时候，他如何命名这匹之前没有见过的黑马？这就是我关心的问题，确切地说：我们的祖先如何为那些有相同也有不同（比如两匹不同颜色的马）的事物，在用声音命名的时候，做了怎么样的处理？祖先能用声音把这种“有相同也有不同”的性质，在声音中得以体现吗？
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确定的回答，只是罗列想法：我认为祖先不可能在声音中体现这种事物的差异，理由是，汉语的发音是有限的，不可能用有限的发音体现这种差异。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要用声音表达这种事物的差异，我能想到的方法，就是增加“声音”，比如“马”是单音词，“白马”是双音词，我的意思就是，除非增加声音用两个以上的音词，来体现这种事物的差异。于是，这又产生的了一个问题，如果仅仅按照增加音词的方法，很快，我们就拥有了一个数字增长的命名谱系。我有理由认为，在历史的某个时刻，我们的祖先按照如下方法命名：白马用一个音词、黑马用两个、红马用三个……以此类推。但是，很快，人们就得放弃这种命名法，因为太不经济了。于是，人们采用另一种方式，人们发现用两个音词组合，就可以产生比一个音词时更多的结果。无疑，这增加了人们的命名可选。但是，还是有问题，即，即使减少了音词，但是，对于用不同的声音命名不同的事物而言，比如在白马和黑马之间，这依然是一个庞大的谱系，我认为除非是祖先眼中的世界并不辽阔，或者记忆力超强，否则，这种命名法实在并不比增加音词方便。那么，这时就需要一种抽象的方式，把那些事物进行一种“归类”，比如白马和黑马归类在“马”下，即，归类在“马”这个音词下，然后再用颜色对两者进行区分，比如“白”、“黑”。
【这里又涉及一个问题，除了对名词的命名外，祖先们是如何认识到形容词、动词、量词等等词类的？我认为对于名词的命名最为直观和迫切，但是，若要用一种“归类”命名法，就需要使用其他词类。我想弄清楚的是，人们是在采用“归类”命名法的时候，才认识到其他词类的存在，比如“白”、“黑”这样的形容词，以及对这一颜色系列的命名，因此才有“颜色”这个词，而这个词绝对是一个需要抽象归类才能得到的词，“颜色”不存在于直观的自然中。还是在此之前就发现了其他词类的存在？我认为是后者，不能想象祖先们无法给自己的动作命名：走、坐、吃、打猎、种庄稼……也法想象，当人们看到这个世界时，惊讶于她的五颜六色，而这种直观的感受，我们祖先不会不对其命名。因此，我倾向于认为，以上对于命名法的罗列，很可能是交叉的，也就是说，可能几种命名法同时发挥作用，而最终的共识结果，倾向于“归类”命名法。这也只是我的猜测。】
现在，我们拥有了一个“归类”法的命名体系，关键是，这种“归类”法的边界在哪里，或者说，归类到什么程度上为止？以下是我的猜测。
我认为汉语的命名，真的是以“命名”为目的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汉语的命名，是一个多体系的命名法则共同完成的。如果说“归类”法有着诸多好处，而这种好处也只是一种工具性的，换句话说，这种对事物的“归类”运动，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停止，即：用最少的音词为一个事物命名，使其与周围的事物区别开来。那么，不得不说，汉语的“归类”命名法，在一个最“经济”的位置终止，它以一种模糊的方法确定了一种精确的界限，祖先们对于一个词在简单又有效率的张力中确定了对于一个事物的命名，我相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漫长的达成共识的过程。而一旦共识达成，命名就宣告结束，“归类”的命名法则光荣退役。
以上是以汉语祖先为例，但是，我认为这一命名的思维过程，也可以普遍应用在人类全体上。我认为如果以上的命名过程是人类的普遍阶段，那么，不同的就是，我认为西人在同样经历以上阶段后，也就是在命名功课完成后。一部分人，对命名，以及命名的这种思维工具，产生了兴趣，这些人已经不单纯地满足于对事物进行命名，而是要探索命名法则的边界，我认为这些人的初衷可能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也许，这就是人类思想的源头吧：“很有意思”。
这就是我对西语和汉语从此分道扬镳的猜测，准确地说，是在产生逻辑学上的分道扬镳，而逻辑学又是西方哲学的基础。
“音—物”与“字—物”系统
我在《语词发明背后的思维》一文中提出，西语的文字系统是对声音系统的文字化，或者说，是文字式的声音。换句话说，西语的文字，依然可以用“音—物”模型来表示。
再说汉语的“字—物”系统。
我在《语》文中指出，汉语的文字系统，即汉字，与声音系统的发明是两条线索。汉语的发明是使用汉语的人们，而这个过程也遵循了民主的思维，它在共识中形成了汉语；而汉字则是一小部分人的发明，因为这些人需要使用“文字”。于是，发明汉字，就是一个少数人的工作，在《语》文中，我把它归功于仓颉老祖。而问题就是，汉字的发明，与汉语的发明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发明汉字需要另起炉灶。对此，我也在同一篇文字中举了一个汉字的例子（在【问题】与【答案】的部分）。可以看出，当仓颉老祖发明汉字的时候，也参考了“归类”的命名思路，比如，汉字中的偏旁部首就具有“归类”的表现；而汉字的发明也借鉴了声音系统，比如形声字的声部系统。但是，汉字有着声音系统无法比拟的优势，即，汉字系统可以利用基本的笔画，来组合成以单字为载体的庞大的表意系统。而这是声音系统所不具备的优势。仓颉老祖凭借这一优势，创造了一个汉字的庞大矩阵。
我认为恰恰是这种可以避免重复的汉字发明系统，使得汉字的发明遵循了汉语发明的第一阶段思路，即用文字把不同的事物尽可能全面地变成汉字，参考（《语》文的【问题】部分）。我想指出的是，虽然，在汉字的表现上也参考了“归类”法，但是，汉字发明背后的思维，却并不是归类法。
如果重现仓颉老祖的思路，那么就是，如果可以用一个字就能命名一种事物，那么，世界无非就是一个“无限有尽”（无论世界有多少种不同事物，都可以通过改变笔画组合对其进行表达）的符号序列。世界，完全可以文字化，或者说用文字的模型来模拟世界。而这个过程，或者说，这种发明系统是不依靠“归类”法，或其他的抽象思维的。
若此看来，假如说汉语发明的时候，还多少有些抽象的思维在其中，或者说，有着人类思维的普遍性；那么，到了汉字发明的时候，就完全是一套有着“中国特色”的发明思维。
如果说这种汉字背后的思维，与西语发明背后的思维不同，那么，这种不同也只是单纯的不同。甚至于说，西方从此走上理性之路，而我们则无缘于逻辑思维，也只是一个文化问题，而并非制度与价值问题。但是，汉字发明背后的思维，即，一种仅仅出于工具化的目的而思考，却影响了汉语文明的走向，让汉语子民更重视现实，而轻视精神，或者说，以一种功利主义的心态来看待世界。【就这一点而言，老庄思想对汉字的怀疑和轻蔑态度，或者更直接地批判功利主义，按照庄子的说法叫“有用”，应该说，揭示了汉语思想的另一种路径与可能，一种回到文字发明之前的思维，很可惜，老庄思想在儒术独尊后再无传承。】
而这种功利主义心态也不能说有好坏之分，只是一种文化或文明特质罢了。关键是，在没有其他文明参照的情况下，这种功利主义成为汉语文明的传统，而非常明显的是：当汉语文明与一种建立在思辨基础上的文明（以西语文明为代表）遭遇时，学习西方，本身就产生了不仅仅局限在表面现象上的困难。按照历史的经验来看，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的学习西方，是不可能掌握西方文明的精髓的。
今天，对于制度的关注和讨论上升到一个新的时代高度，这也让靡集于制度的思考得到多角度的探索，除了那些我们容易指认的文明差异外，那些不易识别的，已经融入我们的传统、意识、观念、思维中的汉语特色，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走向未来的进程？也许，这是一个同样“模糊”的汉语问题，让我们从文字中升腾而起的氤氲里打量明天，寻找那走出汉字迷宫的一线灵光……
写于2013年8月28日 傍晚 阴有小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