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中国政治发展的“肠梗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08 次 更新时间:2005-05-11 22: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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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  

  

  中国近现代历史证明,中央集权的权威性一旦被弱化,其实就是长治久安的基础已经松动的迹象。中央威权,无论是刚性威权还是柔性威权,无一例外将遭遇到严峻的挑战,“瓶颈”和“肠梗阻”现象也已经逼近质变的临界点。

  

  本刊所报道嘉利来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事件目前的结果,足以引发人们对现实政治中,若干带有普遍性的负面意义,诸多掷笔慨叹的危机情境想象。

  

  发生在“天子脚下”,首善之区的嘉利来事件,或许只是“如有巧合,纯属雷同”的个案,但如果我们认真搜寻近些年发生在中国的一些让海内外舆论难于理喻的个案,诸如孙志刚事件、南沙开发区事件以及,我们自会进一步发现,类似一纸批文,第一大股东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剥夺股权个案,其实渊源不浅。类似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就可以任意主宰一个外商、一个投资项目、一个升斗小民的命运,甚至连霍英东这样海内外知名的爱国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也都不被放在眼里。在当今中国,嘉利来个案,不能说俯拾皆是,但至少是耳熟能详,也可以说多数人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当具有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律师,在直接参与嘉利来这样的案件之后,最直接的体会并不是尽责之后专业意义的精神宣泄和满足,而只会发出“打这样的官司的最大体会就是寒心”的无奈和慨叹时,任何一个具有基本政治常识和智商的人,都可以从“寒心”这两个字里感受到它的从心灵深处产生的震撼。

  

  之所以“寒心”,是因为诸多“潜规则”至今依然行之有效地支配着中国政治社会多数领域的实际运作。尤其是某些地方的官员,或者和当地的利益集团构建了一个权力瓜分与利益分配的生态圈,或者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构成一个对上抗命,对下欺压的特定政治氛围,更有甚者,长期以来,一些贪污腐败分子为了逃避惩处,一个惯用的手法就是以组织名义和貌似合法的形式,干违法乱纪的谋私勾当,当追究责任时,又以集体研究为名搪塞之。这种21世纪官场之怪现状,其产生的杀伤力已经超越一般人的想象,也难怪旅德学者关愚谦曾深恶痛绝撰文指出,执政党的统治危机,并不在于主政者,而在于很多时候都败坏在这些自成一体的远近“诸侯”,目无党纪国法的大小“官僚”手上。某些“黑洞”深不可测,有些领域不仅是一个乱局,更是一个迷局,甚至已经无法采用东方或者西方政治学理论加以解读和诠释。究竟是谁能让嘉利来案件经过如此翻云覆雨,眼花缭乱,能让港商们忍气吞声,徒呼奈何呢?

  

  我们或许意识到,当下发生在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各种“嘉利来事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前苏联最貌似鼎盛的“勃烈日涅夫时代”,也曾经发生过:“一伙人抗衡中央任何一个权威部门”。在相似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过程的个案中,似乎也可以找到似曾相识的痕迹。

  

  我们或许体认到,前述诸种的政治吊诡和怪异,其实已经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瓶颈的主要诱因。正是因为这种政治瓶颈,凸显出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急迫的任务,就是彻底克服和解决这种足于侵蚀和摧毁执政党的民意认同基础,甚至导致出现苏联共产党以及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丧失执政地位的“肠梗阻”现象。

  

  我们或许理解,中国的执政党何以会如此急切地呼唤民主和法治,何以会急迫地主张以人为本,立党为公,何以会焦灼地疾呼构建和谐社会的苦心和初衷。

  

  一种观点认为,从政治发展史和政党政治发展理论来看,在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缺乏的国度,未必适合接受和实践西方多党政治模式,或许“一党优势”更符合基本的政治治理需求。但是这个具有绝对优势的执政党,如果没有改善执政能力,提高执政水平的清醒意识,如果对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执政成败经验教训没有深层次的检视,没有与时俱进,制度创新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任凭这种“肠梗阻”现象的存在和恶性发展,则其严重的政治后果完全可以想象。

  

  没有人会否认,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和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未必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历史因果和思维轨迹的炼接,也不尽然是20世纪那一场刀光剑影、天翻地覆的延续,但使命感和方向感却是一致的,遭遇的挑战和挫败也都是一致的。

  

  当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执政者所面对的消极惰性和牵扯力都是强大的。无论是洋务运动,抑或是戊戌变法,无论是民国初年,抑或是内战时期,任何一个时期的主政者,尤其是中央集权呈现明显弱化的阶段,伴随而来的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坐大,和所谓“官家主义”和“杂霸秩序”取代一般社会公义甚嚣尘上。

  

  中国近现代历史证明,中央集权的权威性一旦受到弱化,其实就是长治久安的基础已经松动的迹象。中央威权,无论是刚性威权还是柔性威权,无一例外将遭遇到严峻的挑战,“瓶颈”和“肠梗阻”现象也已经逼近质变的临界点。我们深切认识到,既存问题的症结点其实只有一个,即无论推行和推进的速度与效率如何,政治体制改革已无法被人为地刻意地予以回避。不痛下决心改革,不正面接受政治体制过程中的阵痛和挑战,一旦执政党内以及行政体系大大小小、形式不一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气候,吴思所归纳的“官家主义”和“杂霸秩序”构成政治游戏规则的主流意识,既得利益集团与中央威信产生冲突之后的虚应,尾大不掉,导致最后的各种形式的抗命。“下情无法上达,上情难于下达”,结果是“权为私用民之灾,法为私用国之害”,政府权力被私利化,依法执政以及司法独立被玷污化,执法公正被污名化,则犹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严重危机,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严重混乱,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真正危险。

  

  构建和谐社会的诉求,正在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折射出的重要意义是,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已经痛感到,长期以往,任其发展,放任自流,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法将不法。

  

  “肠梗阻”之后必然是肌体的病变和坏死,中国政治发展和转型过程的“肠梗阻”需要下大决心正视之,下大力气根治之。不妨借用毛泽东当年的诗句,作为本文的结尾,也作为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命运,关注中国政治发展“肠梗阻”现象的思考依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凤凰周刊》总第18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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