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中要:新启蒙的认知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9 次 更新时间:2013-08-27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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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中要  

如果把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阶段视作一场新的启蒙,那么,对于汉语经验中的启蒙,这是第三波启蒙了。第一波是“新文化运动”,第二波是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运动,然后就是现在经历的第三波启蒙。前两波启蒙已经在历史上宣告失败,而前两次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外力。而且第二波比第一波,在外力迫使其失败的因素上更加明显。我先说说前两波的启蒙,建立于什么样的认知基础上。这里所谓的“认知基础”是指个体对于社会环境的认知。

1919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本是几个青年的文化主张——当然,后来从文化扩展而出;却在一时间被学生主体(之后又扩展到其他阶层)接受,并且酝酿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我这里没有把“五·四”运动纳入“新文化运动”的范围,虽然,两者有着联系。在之前我写过的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字中,我也一直保持这个观点。虽然,这并非我的原创,我是受思想者的启发接受了这一观点。】在“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的观念,被引入中国。【虽然,在真正理解和贯穿两者的向度上,并非如盗火者所希望的那样,而这的确又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些先行者们。】

我关心的是,“新文化运动”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认知基础上?确切地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普遍的认知基础?1911年共和的建立,对于这样一个缺乏准备的古老帝国而言,共和制度来得太容易(相对而言,实际上也不容易;而我所谓的“容易”,是指,在国民的公民素质上,当时的中国进入共和制度,的确有那么一点儿过早。当然,我不认为帝制会让公民素质得到提升,人们应该在共和制度中学习做一名公民),人们还没有准备好,而且,人们恐怕也不会自觉地意识到,每个人并不因为进入一个新制度,就自然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公民。如果说,在共和后,在教育领域也做出了回应,旨在培养新一代的公民。那么,对于那些业已离开学校,或者与学校无缘的人群而言,公民教育从何说起呢?从某种意义上,也许,鲁迅先生笔下的“未庄”反映了当时某一人群的认知状态。而有理由认为,这种蒙昧的状态,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遍的。这大概就是“新文化运动”发起时,国人的认知状态,是一种长期帝制专制下的蒙昧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确是大有必要引进中国,但是,不仅仅是科学和民主,而应该是更普遍的公民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新文化运动”,即启蒙运动,就是非常必要且很合时宜的事情了。

“新文化运动”开局顺利,超乎了发起者们的想象,但是,即便这一开局并不顺利(理论上,中国的启蒙是一个漫长且艰巨的过程),启蒙者仍旧低估了传统的力量。即使是在一些今天看来依然激进的启蒙者的新文化构想中,那种对于传统的大火力进攻,今天来看,依然未伤到传统的要害。【从某种意义上,传统是没有实体的,它是一个时空序列的总和,它有无数的分身,但是,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实体。】即使,当年的启蒙者意识到,旧传统需要用新传统来替代,而这必然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可是,启蒙者阵营中,有人认为还有比启蒙更有效的手段,就从启蒙阵营分裂出去。实际上,“五·四”运动,宣告了“新文化运动”的终结,留下了一个未竟的启蒙事业。

再说说上个世纪的那场启蒙。

谈到第二波启蒙的时候,总不免让人唏嘘,不是因为别的,而是这次启蒙与上一次启蒙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何其相似,又如此的不同!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结束帝制后,在文化上的应激;那么,80年代的启蒙则是在停止毛式极权之后,在文化上的回应。这两点是相同的。但是,不同在于,结束帝制后,我们本可以避免再次陷入专制(“本可以”这个词,我自己都觉得太有讽刺的意味了!),结果却适得其反,帝制专制两千年,而毛用三十年就完成了两千年也不可能实现的专制程度。毛时代,是对“新文化运动”方向的倒行,甚至,对于一个尚在正常状态下的帝制政权,也不会作出对文化如此的破坏(当然,不仅仅是对文化的破坏)。【这篇小文不是谈毛时代,只是想表达出一种无力的遗憾。】应该说,毛时代所造成的蒙昧,与其说是传统的(三十年也足以形成一种“小传统”),不如说是人为的。因此,80年代的启蒙,从某种意义上,只是在社会向着常态化反弹过程中的一种自生的精神表现。但是,说80年代是一个启蒙时代,也是完全成立的。因为,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这让任何一种朝着现代化方向行进的努力,都不得不面对,并且接手先行者们未竟的事业。从两次汉语启蒙的历程来看,80年代的启蒙,是对六十年前的继续。

但是,这篇小文我想从人们的认知角度审视启蒙。那么,80年代,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是什么样的呢?【当然,这是一个庞大的问题,我只能用以偏概全的观点立论,这决不意味着,在80年代这种认知是惟一的。】我认为,毛制度的三十年,对国人的认知进行了毁灭性的颠覆。在这个意义上,走出毛时代的国人,远远不如帝制结束后的国人。虽然,帝制结束后,国人并不必然就成为一名公民,但是,帝制的结束,并没有剥夺他们已有的认知。【或者说,帝制的结束,剥夺了曾经帝制下的国人,那些样有形和无形的枷锁,当然,若要认识到这一点,还需要经过一个启蒙的过程。】而从毛时代走出的国人,不仅在物质和精神上已然赤贫,甚至对于千百年来蕴藏在生活中的常识认知(虽然,这种常识认知,并没有帮助我们走上民主和法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是,这种常识至少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尚且称之为“正常”的环境中)——我更愿意称作常识和良知——都已经被制度剥夺。如果用一个比喻,那么,走出毛时代的国人,并非褪下文明的衣服,成为直立的裸猿;而是披上恶魔的羽衣,成为行走于地狱的凶灵。说得更直白一些,我们远不是从文明变得野蛮——如果野蛮是一个中性词;而是变得邪恶!

【当然,这个说法有些伤众,我也不是说所有人都堕落到邪恶的地步,但是,如果观察那些完全可以适用“邪恶”这个词的人群,从数量上看,决不是一个相对于人口可以忽略不计的数目,而且,从程度来看,使用“邪恶”这个词,很可能弱化了其行径的极端。那么,如果我们完全不把这个人群视作这个民族的一部分(如果这样让我们的心可以稍稍安宁,我也理解这样的做法),让我们以与之是不同的人群而自诩品德的高尚(即使是相对而言),而若此,我却深感恐惧。因为,对于这片时空,我们无法人为作出一种割裂,让其中的一部分就代表了我们的全体。而让我们以无知的无辜继续那业已中断的生活。于是,我只能用另一种方法,那就是接受这一结果,并把这一结果视作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责,在一种高于人间法则的视角下,祈祷一线救赎与宽恕的光照。】

也就是说,80年代的启蒙,民众的认知基础,比六十年前还要陡峭峻急。换句话说,当时一种“中国被开除出人类”的焦虑心态,并非空穴来风。我们不仅有着帝制传统中的愚昧、封闭、无知,我们也有着极权制度烙印出的冷酷、残忍、阴鸷。如果在这个层面上,完全依靠一种启蒙运动,或者说,就像我们说起80年代启蒙时,在最外延的意义上定义这场启蒙,那么,即使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启蒙来说,这也是一个不亚于建设巴别塔的工作。我想,应该稍稍划分一下80年代启蒙的范围,让我们至少拥有一个有着广泛共识的,对那场启蒙的定义。我认为,在走出毛时代之后,社会在什么力量的推动下,能够尽快返回一种“正常”状态(相对毛时代而言)?依靠的并非一种人为力量(人为力量也发挥了作用),而依然是一种传统的,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即,自生自发秩序,或者按照我的说法,即,常识认知。也就是说,当我们普遍认为:亩产不可能达到万斤;身边没有多少“反革命分子”环伺;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并非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期待我们去解救……我们就有了一种返回常态生活的可能。换句话说,那种带领我们大多数人返回常态的不是启蒙,而是生活本身。那么,启蒙的贡献与功能是什么呢?我认为,启蒙,为刚刚走出毛时代的中国,以及世界的现代文明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

我没有贬低80年代启蒙的意思,甚至,即使在我对启蒙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成立,我既不认为这在客观上削弱了启蒙的价值,也不认为在主观上,我在看低这场启蒙。我关注的是,这场启蒙在多大范围以及程度上,与当时的“认知基础”发生联系的?我认为,80年代的启蒙,无论在范围(尤其以阶层为划分)还是程度上(即使是在启蒙者阵营中),都是有限的。上文已经说过,80年代启蒙是社会返回常态这一过程中的精神诉求,而且,这一次启蒙的起点要比六十年前艰难。强调这一前提,却并不是说,80年代的启蒙,因为认知的基础薄弱而开展艰难。而是当时“认知基础”与启蒙一样,也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完成。

我解释一下自己的意思。当国人走出毛时代之后,社会向常态回归;而且,我也认为这一回归依靠了常态认知的客观力量。关键是,这一常态认知的力量,在80年代是如何影响社会走向的?尤其是这种扶助人们走出毛时代的力量,在精神上如何影响了人们的认知?我认为,这种由常态认知的客观力量,其精神化的因素,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至于客观上影响,可能是因人而异,但是,最终都结束于80年代末),而在这种精神力量下——即使,人们并未能有意识地感知到这一点——的人们,是不会首要想到启蒙的。换句话说,这种精神力量,会支持一个人追求自己的目标。比如说,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人,更专注于土地和耕耘;一个受到奖励机制激励的工人;一个有了学术资源和机会的学人……等等,实际上,也可以说,80年代的启蒙群体,也无非是被这种同样的精神力量推动而已(虽然,他们有可能比其他人更先意识到这种精神力量的客观和普遍)。从现象上看,一个沉沦三十年的民族重现生机,而启蒙,只是这种生机勃勃的复苏过程中的一道风景。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相信:他的目标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那么,他就会心无旁骛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想到启蒙吗?我想他不会的,他甚至不会想自己目标之外的任何事物。在我看来,80年代的国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或心理背景下。因此,我认为80年代的“认知基础”以及启蒙,都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这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人们普遍还没有认识到自己与权力的界限划在何处,而这种一往无前的精神动力直到碰壁,才真正宣告终结。

【这篇小文既无意审思那个最冷的夏天,也无力缅怀那些喋血于狂轮下的生命,这不是这篇小文的初衷,待我在另外的文字中,献上我卑微但最虔诚的哀思。】

80年代的启蒙在一夜之间结束,或者说,贯穿于80年代的那种蓬勃的精神力量——启蒙也属于这种精神力量的表现——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个体与权力之间,终于划出了那道游移十年的底线,成为了任何一个个体无法跨越的雷池。接下来的三十年,讲述的是人们在雷区内的故事。

又是一个我想避免而不得的冗长序言。该来说说现在的这次启蒙了。

如果说前两次启蒙,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蒙昧状态,而这种蒙昧,正是“认知基础”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一次的启蒙,至少在一个确定无疑的向度上,不存在相关的“蒙昧”。那就是,在个人与权力的关系上,一切已经清清楚楚。如果说在那个最冷的夏夜,人们学到了什么,那么,就是这一件事情。如果说80年代,人们共享,或者说共识于一种精神力量的话;那么,过去三十年,人们是在对于权力与个体关系这一事情上,形成了越发广泛、深入、细致的共识。而我认为,这种个人对权力的共识,就是今天这一新启蒙的“认知基础”。

如果说从对前两次启蒙的延续和继承上,这一次的启蒙都能寻找到有力的证据,但是,这却不是这次启蒙最大的特点。如果从“认知基础”的角度出发,这次凭借网络推进的启蒙,都不是这次启蒙的最大亮点。我认为,从“认知基础”的视角审视,前两次的启蒙,人们处在一种需要启蒙的状态中(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而这一次,人们至少在一件事情上已经无需启蒙,那就是:权力的性质。而在人们对权力性质的共识基础上,也让今天的启蒙有了不同于前两次启蒙的特点:

第一、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这并非说,没有了启蒙与被启蒙的行为,而是一种身份的区别变得模糊。如果说在前两次启蒙中,存在一种启蒙阵营或中心,作为启蒙者的角色在启蒙中发挥作用,那么,这一次的启蒙,类似曾经的启蒙中心的影响被弱化。当然,现在有新词了,比如“公知”。除去那些恶意的污名,以及那些善意的嘲讽,公知的确承担着曾经启蒙者的工作,但是,公知的启蒙者身份,对于其自身还是受众而言淡化了许多。相对而言,今天恐怕无人认领一个“被启蒙者”的身份,就这一点而言,我接下来详述。】而这种界限的模糊,也使得今天的启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一种自我启蒙。这种自我启蒙的成立,除了在启蒙工具,即网络的发达,这样的客观支持下;更重要的是观念共识上的,即,只要人们确认了权力的性质,以及自我与权力的关系,那么,初步的启蒙就算完成(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经验让人们完成这关键的启蒙,而更多的则是来自直接经验,这也是启蒙者群体弱化的原因之一)。而之后的启蒙进阶,则完全可以凭借一种经验的交流——依靠现代媒介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公知,也是媒介资源的一种,虽然,媒介并非公知的全部活动领域)——来提高。

第二、由于第三波启蒙的认知基础,即,对权力与自身关系的共识基础,也让这次的启蒙,与之前两次的启蒙有着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如果前两次启蒙都是从文化的角度进入启蒙,那么,这一次的启蒙,则直接对质政治,或者说制度本身。应该说,这一次的启蒙,是直接从制度层面缘起的启蒙。【我简略地涉及一下,不做展开。从现象学上看,这次的启蒙缘起与制度,但是,如果将这次的启蒙放置在前两次的启蒙,甚至中国现代化的百多年进程中看的话,这种从制度层面开始的启蒙,也有着自身的历史诉求,而并非无有根源的理念突变。】于是,也让这次的启蒙在最广泛的领域中,表现为一种个人与权力之间界限的重新厘定——当然,这么说无疑低估了权力的能量与决心,也高估了今天启蒙人群的可以凭借的努力成果;但是,如果说今天的启蒙,表现为这种对于重新厘定个人与权力界限的诉求和热情,我想还是可以的。

对于三次启蒙的认知基础,我做了简单地分析。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和启蒙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和因此演绎出来的万千线索,这篇小文只是从认知基础的角度,展示今天启蒙的众多面相之一。而在结束这篇不令人满意的文字之前,我想说两件事情,一件乐观,一件相反,但是,这两件事情却有着质量上的不同,或者说,对于未来的走向,其影响的区别可谓一根牙签和一片森林。所谓主体间性,或者说,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看法,那么,我就不说明自己对孰轻孰重的判断,只是罗列于此。

先说乐观的!

今天这一次的启蒙依然处在起步阶段,这不仅是因为,对于这个庞大人口,以及漫长历史的国家,启蒙的推进必然有着不平衡的特点,即使是在一个网络时代,也必然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就像上文所言,今天启蒙真正的效果,或者说,落实于法治层面的成果,并不尽如人意。所以,今天的启蒙,依然处在起步的阶段。虽然,这次的启蒙缘起于制度层面,甚至,在今天表现为集中对于制度的思考和论辩,但是,我仍旧认为,这只是启蒙刚刚起步的表现,而启蒙,必然是一个对于社会整全性的观念性建构。而这种建构不仅仅局限在制度层面,它必然涉及从上层建筑到日常生活的全方位重构。在这一点上,如果感觉今天的启蒙未能表现出前两次启蒙对于文化的专注和重视(实际上,制度本身也与文化有所交集,一种对于民主制度的追求,自然也包含着对公民文化的建构),那么,这只是启蒙的初期局面,我相信,假以时日,我们可以期待一场汉语文艺复兴的降临。

再说悲观的。

只要把目光从启蒙中稍稍挪开一些,就会发现,今天社会的状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还可以让我这样设想,即:通过一场全面、深入的启蒙来完成社会的重构。如果以“短板效应”来观察今天的体制,那么,最短一块木板决定了一种和平改革制度的可能性,而当我毫不费力地就发现“没有最短,只有更短”的木板,如此普遍且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时,当我觉得只有用上文中的“邪恶”定义,来对这些行为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不禁在想:我们还来得及在一切尚能挽回之前,用启蒙完成对社会和我们自己的拯救吗?

两件事情都说完了,请恕我再多啰嗦一句。对于那些并不认同我的轻重判断的人们,我仍旧希望你们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到希望的光源,并用未来的光护佑我们,对此,我是感到轻松的;而对于那些和我有着同样想法的人们,也许,我只能用这样的话聊以慰藉:你不是一个人……

写于2013年8月16日至19日 上午 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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