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中要:专制的空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9 次 更新时间:2013-08-01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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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中要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标题就是上面这个。我想把这个题目说清楚,但是,有些地方还没有思考全面。但是,人的思维就是如此:后来居上。新的想法占据了思想的资源,就让之前的思考隐退。我担心会有更多的思路打断这个正在进行中的思考,所以,我要写下备忘,让自己可以追踪这一思路。

为什么叫“专制的空隙”?因为,一天我被一个突然的灵感启发,当时我在想:帝制中的皇帝、官员、百姓彼此之间的互动,比如:皇帝为所欲为;官员忙着“潜规则”(吴思先生的发明);百姓的起义……这些是帝制中群体的某个面相,当然还有其他的面相。但是,吸引我的是:假如我认为帝制中的各个阶级——或者说权力者与无权者——有着自己的“本分”,即在帝制制度中仍然有着自己的行为要求,那么,我刚刚举的这三个例子(还有更多),很难说符合我以为的一种帝制下的不同阶层的行为要求(实际上是一个全社会下的不同阶层的行为总和要求,而这一点已经由儒家说明得非常详细和具体了)。问题就在这里!如果说当某一个或全部阶级都在背离自身的行为要求,而现实的情况是:帝制也并未受到直接的影响,换句话说,在大多数时间中,总是有几个阶层是在自身行为要求之外的,而帝制在整体上的稳定的。我的疑问就在此,帝制中的互动力量若发生了变化,甚至矛盾于自身的“本分”,比如权力者不进行统治,无权者不纳粮而是起义,为什么帝制却不受影响?

【当然,有人不会赞同我的观点,并且举证是农民起义推翻了朝代。我目前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算是理论的证伪点吧。但是,我想在这里提一下,就是帝制与朝代的区别,帝制绵延两千多年,我认为这并非我所谓的“帝制的稳定”,因为我不认为在更高层面上,国人有革命帝制的思想与传统资源;因此,我所谓的“帝制的稳定”,更多的指向“朝代的稳定”,而在这一点上,我的理论更容易被证伪。当然,我下文就是要用“专制的空隙”解释朝代的轮回。况且,若我能自辩的话,如果说被统治者只是在起义这一点上,在朝代更替上起到了作用——当然,我会在下文用“专制的空隙”解释这一现象;而权力者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却在背离“本分”,恐怕需要对帝制的稳定,进行一下思考吧?】

我先写下自己暂时的结论:我认为帝制——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我所谓的帝制就是指历史语境下的“中国”,换句话说,帝制,与全面时空中的“中国”是同位语,帝制,就囊括了全部的时空——由两大部分构成:统治空间和“空隙”。如果作一我都不确定的估计,我认为“空隙”远远大于统治空间,当然,两者都是虚拟的空间。确定的是,统治空间建立在“空隙”中。

统治空间可以说就是政治的内涵与外延总和。“空隙”的历史则古老的多,“空隙”是政治未有时的“古老空间”(我总是不太擅长发明新词,比如像这个,我为什么觉得嘴里有一股甜酸味道?),而在政治出现或者说最笼统意义上的“权力”出现时,“古老空间”开始破碎,它被一片权力的箭头击碎,从权力在古老空间寄生那一刻开始,“空隙”就出现了。

【顺便说一句,不仅仅是帝制制度,之前的君主专制(夏、商、周)也适用这一空间划分。】

我再给出一个结论,来回答“帝制的稳定”这一疑问:帝制的稳定在于,统治空间与“空隙”之间的比例关系。首先,帝制是一个模糊制度,所谓模糊是指它的不精确(我在《观念与权力》中指出帝制的非观念化,而“非观念化”其中也包含了其模糊的性质),换句话说,“帝制的稳定”是因为其在一个很大的伸缩范围内都可以称之为“稳定”。当然我的重点不在于如何命名“稳定”,而是这种想把这种伸缩范围广的“稳定”,用统治空间与“空隙”的比例,来进行表达。

在此之前,我想先说说统治空间自我扩展的倾向。作为整体的统治空间,有着向“空隙”扩张的倾向。需要说明的是,什么意义上命名“扩张”。【对于这一点我还没有想全面,不过,先来一个暂时定义,以待证伪。】我认为,当统治空间中的某个或全部阶级背离了自己的“本分”,这种行为就是扩张。我在上文举的三个例子都是一种扩张现象。政治空间向“空隙”的扩张,会导致“空隙”的缩小。从逻辑的意义上,“空隙”越大,帝制的统治就越稳定,相反,“空隙”越小,统治就越发艰难。而从最大的“空隙”到最小的(也就是朝代的更替时候)之间,就是帝制稳定的范围阈。历史的经验来看,帝制制度下,统治空间在客观上向“空隙”扩张。【至于原因,我想先举一点而论,那就是帝制不是法治政体,若不能依法统治,那么,只能依靠人治来进行,因此,统治本身不可能被局限在任何一个“框架”下,它只能向“空隙”扩张。换句话说,恰恰“空隙”的存在保证了帝制的稳定,假如没有“空隙”,就是另一番政治图景,我会在下文进行说明。】

再来说说“空隙”的自我清理。【无论是统治空间还是“空隙”,都是人为虚拟的空间,而赋予一个虚拟空间一种属性,则是借此为政治现象作出解释。】“空隙”对于统治空间向其扩张的趋势,在某个范围内是可以承受的,但是,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空隙”就会把扩张进来的统治空间清理出去。而这种“空隙”的自我清理一旦发生,一般来说,就标志着朝代更替过程的完成:旧王朝灭亡,新王朝建立。而从统治空间与“空隙”的比例关系来看,这种治乱循环的现象背后,则是这样一个过程:“空隙”被统治空间挤占到一个临界点上,而“空隙”启动了自我清理;一般来说,通过战争对旧王朝的摧毁,就是对统治空间的暂时取消,使得“空隙”在这段时间中恢复到了最大疆域。而直到新王朝的建立,新的统治空间成型;然后,再次向“空隙”扩张……这一轮回就是汉语历史中的治乱循环过程。

现在再来解释帝制的稳定,也许就容易一些了。帝制的稳定,就在于统治空间与“空隙”的比例。甚至于,在我看来,“空隙”的意义比统治空间的意义更重要。换句话说,只要统治空间对“空隙”的扩张和侵占,没有到达“空隙”自我清理的临界点,那么,无论统治空间中的任何力量,作出了任何有违自身“本分”的行为——即使,从伦理的向度上,这些行为足以让人以为“此朝不亡,无天理可言”——都不会对统治的稳定有丝毫影响;同样,只要“空隙”即将到达临界点,那么,哪怕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会像一根稻草压垮一头利维坦那样,成为终结一个王朝的导火线。

【我目前还没有想明白,“空隙”自我清理的临界点究竟在哪里。我现在直觉地认为,这个临界点也是像帝制一样的模糊、不精确。】

我想试着举例,来说明“空隙”与帝制统治的关联。秦朝是中国第一个帝国,秦始皇对帝制作出了巨大贡献,至少对于统治空间建树甚多,但是,这个法家的信徒,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在统治的实践中,去认识“空隙”的存在。他建立的统治空间,对于“空隙”的迅猛扩张——表现在他对民力的滥用;导致“空隙”的自我清理迅速启动,二世而亡。至于汉朝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当然按照汉语的政治思维,是在对秦暴政的反思下的拨乱反正,但是,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至少汉朝的统治阶层,已经意识到“空隙”的存在,并且认识到在“空隙”与统治稳定之间的隐约关系。

【顺便说一句,当我想到这里,对于汉初黄老思想,在政治上的推崇有了一个新视角。所谓“无为”、“贵虚”的理念,之前我一直感觉困惑,因为这些概念,几乎很难真正落实于统治之中;而从“空隙”的角度看,似乎豁然开朗。“无为”、“贵虚”,是否在表达这里所谓的“空隙”呢?若如此,那么,就不得不叹服汉语祖先的政治哲学高度。先人已经发现了“空隙”的存在和重要性,需要指出的是,黄老思想的原创者,并没有见到过帝制制度。既然说到黄老思想,恕我再多说两句。对于黄老治国,还是王霸道杂之,抑或是之后的独尊儒术。我认为是一个不同层级的问题,需要分层观察。按照我对帝制的空间划分,统治空间与“空隙”共同组成了帝制。如果说黄老思想是针对“空隙”提出的政治建议,那么,对于统治空间这一部分,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黄老思想的确无法贡献什么力量。因此,无论对于统治空间究竟是儒还是法,抑或是儒表法里,这些问题是在统治空间中的问题,而对于统治空间问题的讨论,与对待“空隙”的问题,是两个平级但不同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不能把黄老思想放置在统治空间中去思考,而是要在“空隙”中思考它。至于两千多年的帝制,究竟是儒还是法,或是还有其他的思想掺杂其中,则是归属于统治空间下的问题。】

【我从被梦境中断的地方接续起来。恕我对“空隙”的问题想得不全面,甚至仅仅是“点”的意义上,那么,我就裸陈想到的想法,也许与目前的思考关联不大,或者并非最急迫要思考的问题,不过,既然我就想到这么多,而我的记性又不少很好,那么我就用“积薪”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吧。】

我在之前的文字说出:我不能知道为什么国人对于“大一统”如此迷恋,如果仅仅认为这是专制主义传统所致,似乎并不能完全阐明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详见拙文《时间的奴隶》)

当然,目前关于“空隙”的思考也不能让我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到一个关于“大一统”的问题。那就是:“大一统”是否是内嵌于帝制的必然要求?我认为历史否定了这一点,历史上的中国政权有长期分裂的事实。这不用我赘言,我是想从“空隙”的角度尝试回答,“大一统”对于帝制的不必然性。我认为如果帝制的稳定在于“空隙”的范围大小,那么,只要“空隙”没有到达自我清理的临界点,“空隙”就可以兼容一个或多个权力中心,或者说政权。我认为这一点的提出,提供给我自己一个视角:“空隙”不仅保持了帝制的稳定,它也为政治分裂状态提供了保证。吊诡的是:越是在非常态政治的情况下,比如战争时期,政权越是稳定——如果作一限定的话,那么,越是“小政府”也就越稳定;原因无他,“小政府”的意义就在于对统治空间的建树少,而统治空间越小,“空隙”就越大,“空隙”越大,反而越发稳定,换句话说,在同一环境中,“小政府”比“大政府”的存活几率更高。【当然,这只是逻辑上的提出,我还没有来得及证伪。但是,我想举一例,就是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政权。恕我偷懒,我就不解释了。我想尽量把更多的思考展示出来,如果有机会我再细分析。请见谅。】

我也想再谈谈战争时期的政治制度问题。实际上,自从我在《观念与权力》写作后,我就意识到,从战争时期的政治制度来思考帝制,将会提供一个更多启发的视角。当时我隐约意识到,在战争时期,许多附庸在常态政治上的“长物”将会被客观剥离,剩下的将是维持权力运作的最基本因素,在这种“剥离”状态下,将有一个更好的观察权力的位置。相对而言,常态政治中有太多可能误导观察的因素。但是,我学识浅陋,对于这个命题的确有心无力。而到我写作《常态与非常态的政治》一文后,我仍旧觉得有未尽之意。我认为是这个“常态与非常态”的政治模型或视角本身的局限。也就是说,所谓“常态与非常态”还是没能说清一些问题,在我看来,“常态与非常态”的政治状态划分过于粗疏,需要一种可以进一步细分的模型。也许,“空隙”可以提供一种视角,我是说可能。

假如,“空隙”在一种非常态政治中也发挥作用,比如战争状态,那么,在《常态与非常态的政治》我过于强调了战争本身对权力的影响,甚至把战争放在了一个原因的位置上,结合我在这篇文字中的思路,我认为在《常态与非常态的政治》一文中,我过高估计了战争对于权力的影响。而且,我把战争与非常态政治挂钩,又产生了更多理论本身的冗余问题。我觉得用“空隙”来解释战争,或者说非常态政治也许更方便一些。

先说春秋战国时期。

我在《常态与非常态的政治》一文中将春秋战国时期视作非常态政治:“而仅战国时代就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这足以让非常态政治固化,甚至影响常态政治的建设。”

但是,一个长达二百多年的非常态政治,其中应该有维持“常态”的因素吧?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可以用“空隙”来加以解释。我认为,只要 “空隙”的空间可以容纳战争——战争也应该视作统治空间内的力量,换句话说,战争作为统治空间中力量的一种,只要其扩张没有到达“空隙”自我清理的临界点——那么,战争就可以和权力共存,而与时间无关。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句,关于异族侵略战争的问题。这是我最先想到的问题之一。对于统治空间与“空隙”的比例关系,如何解释异族侵略对于王朝的颠覆呢?我认为,异族侵略的问题,与统治空间与“空隙”的比例,以及帝制的稳定无关。换句话说,异族侵略问题,也即异族对汉王朝的毁灭与继承,不适用于统治空间与“空隙”的模型。异族侵略问题,既不是统治空间的问题,也不是“空隙”的问题,因此,无法适用于“空隙”对帝制稳定的模型。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汉王朝对异族侵略的回应,却与“空隙”模型有关。比如说,为了对抗异族侵略,而在统治空间的应对策略,必然加速统治空间对“空隙”的扩张。这样来看,异族侵略是“空隙”缩小的间接原因。

而那些无异族侵略的逐鹿战争,则与统治空间与“空隙”有关。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谓的“小政府”的稳定,是指作为“小政府”的统治空间的稳定。而我目前还想不明白的是,以秦朝统一战争为例,那些被秦朝摧毁的政权,我该怎么分析它们?我是指如何用统治空间与“空隙”的比例关系来分析这一现象。我还没想全面,只是觉得,这种从外部对一个政权的摧毁,恐怕也不适用“空隙”理论,换句话说,因为外部力量而对政权产生的影响,不适用“空隙”理论。虽然,我不认为“空隙”理论是对帝制制度的整全性理论。这一点也待证伪吧。】

我想谈谈“空隙”的一些性质。【可能思路上有些跳跃。请见谅。】

“空隙”是古老空间的碎片,而从某种意义上,中国政治从未对“空隙”进行过认真地思考,更无论建设。我认为西方文明在其开端就在对“空隙”(姑且这么说吧)进行了人工化的建设,比如像自然法概念,很难说自然法概念与统治空间有关,至少我不认为自然法产生于统治空间内——虽然它适用于统治空间;另外,像民主,我认为它最初也是“空隙”内的产物,后来才像统治空间挪移。【说到这里,我意识到“空隙”也可以梳理西方政治史,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待另文再述吧。因为西方政治史可能涉及一个“空隙”向统治空间扩张的问题,而这种扩张在汉语政治史中是不存在的。】而汉语政治中的“空隙”,几乎就是古老空间的原态,或者说,是一种未文明化的状态。除了丛林法则,汉语“空隙”中一无所有。我认为这种“空隙”属性,不仅支持了帝制的稳定,也为那些王朝崩溃状态下,群雄逐鹿提供了条件。“空隙”对于统治空间没有规训力量,它是一种完全开放的状态,不仅向统治空间,也向所有人(这一点我想在下文涉及,如果我没忘了的话),也就是说,它客观上默许任何一种权力状态:从诸侯割据到农民起义军,从水泊梁山到黑社会,都可以没有任何阻挡地进入“空隙”。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说的是,民主不是“空隙”的产物,而是对“空隙”的有意识地塑造,如果“空隙”经过民主的塑造,那么,这个“空隙”就拥有了对抗专制的功能——就像“市民社会”的功能;而未经过民主塑造的“空隙”,就像汉语政治的“空隙”那样,本身就是一种丛林法则状态,只能诞生专制的权力,而不可能孕育出民主。

我在《常态与非常态的政治》一文中也涉及了国共内战问题。对于中共的历史,以及49年后的新制度,我放在下文分析。这里我想说说国共战争或对峙的问题。我认为,这也可以通过“空隙”理论提供一种解释,中共在野状态的时候,与其说建设了其统治空间,不如说,中共对国民政府所做的,就是迫使国民政府的统治空间更多地向“空隙”扩张。【我的前提是,国民政府与中共是并存在“空隙”中的两个权力中心。】换句话说,国共之争,不是两者在统治空间中的竞争,因为统治空间分属于两个权力中心,互不干扰。而是两者共用一个“空隙”,而谁拥有的“空隙”越大,或者说,谁的“空隙”先到达了自我清理的临界点,谁就输了。而中共的优势就在于,只要它存在,就是在迫使国民政府的统治空间向“空隙”扩张。而国民政府除了用武力手段——请注意,第一、如果使用武力达到消灭一个政权的目的,这本身就要求使用武力者在统治空间运作军事,而很难说,这一运作不会向“空隙”扩张;第二、对于中共来说,它本身就是在国民政府的“空隙”中存在,换句话说,中共指需要面对军事问题,甚至说,胜败都不重要,只要它“存在”,就是在以一种持久战的方式消耗国民政府的“空隙”——以外,再没有其他方法来压缩中共的“空隙”。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在客观上对“空隙”的压缩,都是对自身“空隙”的扩张。而当中共有力量在军事上对国民政府进行反击的时候,就是从被动地消耗国民政府的“空隙”,到主动消耗。最终,国民政府的“空隙”开始了自我清理。

下面我想说说49年后的新制度,以及帝制专制与极权专制在“空隙”层面上的不同。

极权主义不是汉语思维的产物,如果从专制的角度比较,极权专制是比帝制专制更高一级的专制形态。如果说极权主义是西方文明的异端,似乎并不确切,在极权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西方思想和观念在客观上襄助了极权主义。如果按照哈耶克所谓的“唯理性主义”思想家谱系,那么,这个谱系无法排除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之外。而西方思想史,也是理性不断强化的观念史。相较于中国的思想发展,汉语一直没有形成理性的基础(详见拙文《汉语的极限》)。观念在帝制制度中的缺失,也意味着观念在专制统治中的缺失;而极权主义则是在西方政治观念发展史上的升级。帝制与极权,两者的观念基础不同,极权有着自身的理性基础,因此,我说极权是比帝制更高一级的专制形态。

我先把观点展示一下,当然还是以“空隙”理论为参照。我认为帝制和极权的不同,就在于对待“空隙”的方式。如果说帝制的稳定依靠着“空隙”的范围大小;那么,极权主义就是对“空隙”最大程度的占领。如果说帝制的稳定在于统治空间与“空隙”的比例;那么,极权主义则是用统治空间最大程度地取代“空隙”。极权主义的统治空间,对几千来存在于汉语政治中的“空隙”,所进行的全面占领,至少从理论上看,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最惊天动地的政治巨变。

我想先说说,在非统治空间中的事物向“空隙”的渗透。举个例子,对于一个帝制中的官员,比如说苏轼吧,他被贬到黄州做团练的时候,也不妨碍他与友人泛舟赤壁游。也就是说,在他的官员身份之外——在他统治空间的位置之外——依然拥有一个“空隙”中的位置。同样的,一个退朝后的皇帝,一个缴纳租税后的农人,所有人在统治空间外,都能在“空隙”中寻找一个位置。无论统治空间如何峻急,人们还能在“空隙”中换一口气。在某种意义上,帝制下的“空隙”被每个向其渗透的人赋予了独特色彩,“空隙”可能是思想的、文学的、艺术的、技术的、宗教的、民俗的……应该说,凡是不属于统治空间的内容,都会向“空隙”渗透,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不是统治空间向“空隙”的扩张(我在这里使用了“扩张”这个词,用来与“渗透”这一词进行区别),非统治空间的事物向“空隙”的渗透,几乎不占用“空隙”资源。

【从我对“空隙”的起源——即古老空间的碎片——来看,实际上,政治未生时的人类生活,就是在古老空间中,而政治出现后,就有两个观察视角。一种将生活全部放置在政治之下来考察政治,把政治视作一种最高级别的存在;另一种是把政治与生活分开,两者分庭抗礼。我在这篇小文中用的是第一种视角。也就是说,把生活放在了政治的笼罩之下考察。因此,才有了:不属于统治空间的事物向“空隙”渗透。这一说法。而如果我用第二种视角,那么,生活就自然归属于“空隙”的范畴中,也就谈不上渗透的问题。不过,既然我用了第一种视角,那么,我还是在这一视角下,把非统治空间的事物用“空隙”理论来扫描一下。】

这样来看,“空隙”不仅仅维持了帝制的稳定,它也为帝制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生活的空间,一个尚能逃避于统治空间外的空间。“空隙”未必真能庇护那些被专制折磨身体与精神的人们,但是,至少这个空间还存在。而极权制度的建立,彻底改变了这一政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生活——的图景。

略微回顾一下毛时代的极权制度,这种对苏联极权制度的全面移植,对于这样做的人,以及所有生活在这一制度中的人们来说,恐怕少有人能清楚意识到,这种制度对于汉语政治传统的颠覆。无论之前人们是否意识到“空隙”的存在,而在极权制度建成后,人们将亲身体验这一制度的本性,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普通百姓,从物质成果到一代人的精神建构,称得上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极权制度为什么有如此的破坏力?从“空隙”的角度来看,极权制度把“空隙”都变成了统治空间。它使政治和生活完全融为一体,政治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政治。再没有丝毫“空隙”可以提供给统治空间扩张。

问题就来了。

对于帝制而言,这种“空隙”紧缩,必然导致“空隙”启动自我清理,它会将统治空间的扩张排除出去,也就是王朝更替的过程。但是,对于极权制度而言,似乎“空隙”的自我清理功能失效。事实是,极权制度下,“空隙”被压缩到奄奄一息,但是,极权制度却稳如磐石,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首先需要回应的是,这样一种说法,既认为,在毛时代的末期,中国已经濒临崩溃。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若看到今天的朝鲜,我仍旧觉得,对于中国来说,也有可能走上朝鲜的道路。我希望可以提供一种模型,可以解释毛制度,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朝鲜。】

我认为关键还是在“空隙”。如果比较帝制中的“空隙”,就会发现,“空隙”为不同的权力中心提供了孕育的土壤,而这些权力中心,本身就有着反对现政权的倾向。只要现政权未能消灭这些权力中心,那么,这些权力中心就会在“空隙”中存活下来,并进一步吸引现政权将统治空间向“空隙”扩张。但是,在极权制度下,“空隙”已经不存在了,“空隙”已经不能培育任何事物,岂止反对极权的力量,甚至连帝制下那些非统治空间的事物,也无法在极权制度下逃逸。如果说帝制专制下没有民主,但还有“空隙”存在,而在“空隙”中还有些许自由——一种与法律无关的自由,几乎就是原始人的自由;而在这难得的自由下,我们的祖先还是发挥了自身的才智,为我们留下了可观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也凭借这一点,让我们尚可用文明人自居,甚至在与其他文明对比的时候,这仅有的文明成果,让我们不至于过于惭愧在政治文明上的野蛮状态——虽然,就这一野蛮状态而言,是汉语无法否认的事实。而在极权制度下,不仅没有民主,连同曾经保留在“空隙”中的些许自由也荡然无存,极权专制不仅扼杀了民主的可能,也窒息了任何建基于自由的物质和精神活动,甚至对于生活,极权制度也采取了慢性杀戮的方式。

从历史的经验看,极权制度若不被外力终结,那么,只能因为其自身的缘故而改变,或是权力者改弦更张,或是无权者要求制度的改变,更多的时候是两者兼而有之。但是,目前来看,我无法用“空隙”理论,来为极权制度的终结作出解释。如果说“空隙”是帝制制度下的产物,那么,极权制度则是一种汉语政治外的西方文明发明,很难适用汉语政治的思考与经验。

假如生硬挪移“空隙”理论,那么,极权制度把统治空间填满“空隙”,极权制度至少不会像帝制那样稳定。【从某种意义上,现实中的极权制度,的确都没有中国帝制的时间长,甚至也没有一般朝代的统治时间长。但是,我不认为这种大比例的比较能够提供多少令人信服的理论结果。】而问题就在于,说极权制度稳定或不稳定,其与“空隙”之间的关联何在?或者说,究竟是否具有这样一种关联?我认为还是有(这并非完全因为主观上的意愿),理由就在于,一些帝制王朝,比如秦朝,在其末期的统治酷烈——具体地说,就是一个人所能感受到的权力的压迫——与毛制度下人们所感到的,也许没有太大不同。

【在这里我想稍稍涉及另一个思路,我在《当专制与生活拥抱》一文中提及了这一点:“在帝制时代绝大部分的时间中,人们对于生活的感受和认知,也许和今天没有太大区别。”我现在可以比当时更清晰地表达我的疑问,那就是,对于个体而言,个体是如何感受一种制度的?比如感受帝制,或者极权制度。我认为这个问题与从制度视角看个人正好相反;是从个人看制度。这是一个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有关的问题。我只想直观地说说看法,我认为,对于一个人而言,对于苦难的感受——无论生理还是心理——其伸缩性不是很宽。试举一例,《卖炭翁》中的老翁,与今天面对城管时的商贩,在“感受”的向度上没有太大分别。】

关键问题在于,极权制度是人类政治史上的新发明,它出现于二十世纪,而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验上宣布了其理论和实践上的全面破产。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是极权主义的两个典型代表,但是,对于这两个已经死亡的标本,我们只能从历史中去思考和分析它,换句话说,它们不能提供一种动态参数让人们去观察极权主义。而我仍旧无法给出一个结论,即“空隙”是否决定了极权主义的存亡?而我只能说,在极权制度下,“空隙”趋向消失。

在做了这样一个如此冗长的前言之后,我想对于“空隙”理论——即使它很可能是错的,而且,就看到的样子而言,它也非常粗疏——而言,我自己和读者也多少了解一些了。我想可以进入这篇文字的重点了。

无论毛制度的结束与“空隙”之间的关联如何,无疑,后毛时代的中国政治,从“空隙”理论的角度来看,倒是有些趣味。权力在统治空间的向度上,从“空隙”撤退,即使,这种撤退并非源于无权者的努力——在这一点上,与帝制时代,用暴力更替王朝很不相同;最明显的就是在经济制度上——这也是在过去三十年中貌似持续性——的改革。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在80年代还有,不过在80年代末就意外中断了。除了一些必须垄断的领域之外,统治空间或多或少的都在撤离“空隙”。可以说,在后毛时代,统治空间与“空隙”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区别于毛时代“空隙”的几乎无有,那么,这三十年来,“空隙”在现制度中的比例越来越大。

那么,无论对现体制如何命名(我个人倾向于“后党专制制度”,而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后极权主义制度”),只是把现体制与今天的“空隙”联系在一起看。那么,我有理由认为,今天的体制拥有比毛制度更稳定的生存空间,而这一观点的提出,参考了帝制与“空隙”的关系。

【比较一下今天的“空隙”与帝制中的“空隙”。我认为今天的“空隙”在逻辑上应该比帝制中的“空隙”小,毕竟今天的制度来自于毛制度。但是,如果参考秦晖先生提出的“尺蠖效应”,那么,很难说,在公共福利的向度上,现体制比帝制做的更好。重要在于,公共福利自然属于统治空间的事物,若从这一点来说,现体制的统治空间比帝制还要小,也就拥有了相对帝制更多的“空隙”。吊诡就在于,同样是“尺蠖效应”,现体制在某些领域的权力又过大,大大超过了帝制下的国家权力。在帝制与现体制的比较中,很难判断谁的“空隙”更大。】

非常确定的是,“空隙”已然存在,就像我们不会再回到计划经济一样,市场经济问题重重,但是,无论有多糟糕,只要计划经济没有复辟,或者说,只要计划经济——即统治空间——撤出“空隙”后留下的空间尚存,现体制就有继续存在的可能。有观点认为,这二十年的改革,整体趋势是一个“国进民退”的过程。我认同这个观点,如果用“空隙”理论来分析这一观点,那么,所谓“国进”,就是统治空间向“空隙”的扩张行为。而这一扩张行为提示给我什么启发呢?

我认为有两点:第一、扩张的出现,就意味着体制的稳定出现危机——因此,统治空间必须向“空隙”扩张。第二、再次证实“空隙”的存在,否则就没有“国进”一说(想想毛制度下,统治空间占据制度的全部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就无所谓国家的进退)。

但是,疑问也随之而来,那就是,现体制——后极权制度——中,“空隙”的自我清理临界点在哪里?这才是“空隙”理论的价值所在,如果“空隙”理论无法指出这一临界点的位置,那么,这篇文字简直就是在浪费读者的时间。但是,我很抱歉,也很遗憾地承认,我不知道后极权制度中,“空隙”的自我清理临界点在哪里。

【如果读者想在这篇小文中寻找这个答案的话,可以不必再往下读了。】

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制度,它没有历史的经验可以寻觅,我们正在这一制度中与之相处,但是,我们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都不会知道它的结果。或者说,它以什么方式在何时走向终结。现体制不仅有一个全新的统治空间,也有一个全新的“空隙”,也就同时拥有了一个全新的两者的比例关系。能肯定的是,统治空间在向“空隙”扩张。

如果比较帝制,那么,无疑今天的人们比帝制下更加模糊于自己的“本分”。比如,一个贪污的官员,至少对于我的认知来说,很难说贪污这一行为,是其背离了自己在统治空间的位置:若此其贪污行为就是在向“空隙”扩张;还是坚持了其在统治空间的位置:若此其贪污行为就没有溢出统治空间,也就没有挤占“空隙”。我在《观念与权力》一文中指出现体制的非观念性质。并且认为它与帝制有着更深的渊源,而不是与极权制度,虽然从时间和制度蜕变的角度上,现体制与极权制度血缘更近。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我难以判断究竟一种行为属于统治空间,还是属于从统治空间扩张出去的。在模糊性这一点上,现体制更像帝制。统治空间边界的模糊,也就导致了其与“空隙”接壤界限的模糊。【除非使用一种整全性的政治体系——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的——来对现体制进行衡量,否则,这一体制内部实在无法寻找到一个实际适用的标准,来确定统治空间的边界。】但是,即使是在一种模糊的边界下,我们也能直觉到统治空间向“空隙”的扩张。

下面的话也许有些悲观(当然,从来都是相对而言):目前来看,现制度下的“空隙”还没有到达自我清理的临界点,这也就意味着,权力的滥用、官员的渎职、民众的“群体事件”……这些足以让我们千百次抵达愤怒、悲伤、绝望等等极端情感巅峰的事件,这些我们直觉末法时代到来的标志,这些令我们信誓旦旦一个旧制度即将终结的依据……虽然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在“空隙”没有开始自我清理之前,这些现象还会继续发生,而且按照统治空间扩张的趋势,这些现象还会升级;但是,现制度依然会稳如磐石,按照体制的说法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虽然,在情感上我很难接受自己的观点,但是,在理论上我倾向于这样认为。【希望读者不要悲观,至少我要给出一个乐观的理由:正因为没有经验提示“空隙”自我清理的临界点在哪里,那么,很有可能,临界点就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刻来临,说不定就在你读这篇文字的时候呢!】

最后,我想谈谈在这个体制中那些非统治空间的事物,向“空隙”所做的渗透。现体制中的“空隙”使得这种非统治空间的渗透具备了客观条件。就像上文所说,因为统治空间边界的模糊,导致“非统治空间事物”这一概念本身也有着模糊的性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判断“非统治空间事物”的范畴,比如那些围绕私人展开的叙事:像是吃喝玩乐、声色犬马;或者只是关于个人健康,食疗、保健、运动;或者是我们在政治权利之外的所有生活,都可以纳入“非统治空间”,然后向“空隙”渗透。就像帝制下的渗透一样,对于“空隙”而言,这些非统治空间的事物几乎轻如鸿毛。

现制度中的“空隙”也保留了那种古老空间遗留下来的,最原始的自由,但是,对于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和传统中的流变而言,即使是在这种原始、且少得可怜的自由中,我也不可能超越,甚至仅仅是继承、模仿先人们的物质与精神成就。时间和权力,已经让我们成为了一群失去祖先的后裔。

是该结束这篇文字的时候了,在连日的高温和短暂雨水带来的潮湿与闷热中,我在思路上徘徊而进,对于这篇没有结论的文字,以及那些难免令人沮丧的论点,如果说从今天的“空隙”里,寻找到一线希望,那么,也就只能祝福在“空隙”中艰难生长的启蒙之火,在权力尚未染指的地带无声燃烧,不祈求她一瞬间就会呈现燎原的迅猛、不奢望她如星光般明亮恒常;只是让这摇曳的烛火,成为守望黑夜的人前行的灯盏,一步步逼近我们要去的地方……

写于2013年7月29日至8月1日 夜 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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