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艺术加工:激化还是淡化矛盾冲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0 次 更新时间:2013-06-26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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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柱 (进入专栏)  

李安又一次证明了他把握跨文化主题的无与伦比的实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少年派》的故事跨了好几个文化--既非中国《藏龙》,亦非牛仔《断背》;更因为他在把创作素材戏剧化的过程中,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借鉴、扬弃、超越东西方传统文化的新路。少年派和他的旅伴遇到轮船沉没的大灾难,之后漂流了二百多天才获救,这个每时每刻都生死攸关的漫长旅程中有着无数的冲突,创作中如何选择、展现这些冲突,是对艺术家眼力和功力的考验。和电影相比,小说相对容易,因为容量大得多,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技术方面的限制;李安把电影在篇幅、技术方面的限制转化成优势,从小说提供的大量素材中做出了独到的取舍,令人叫绝。

欧美作家往往习惯于把源于生活的平常故事悲剧化,西方文学的老祖宗希腊神话和戏剧中充斥着弑父娶母(《俄狄浦斯王》)、杀子报复(《美狄亚》)、全家相残(《阿伽门农》)之类的骇人故事。好莱坞不但发明了"灾难片"这个无中生有幻想空前灾难的大门类,此外的其它类型也大多生着法子激化生活中的冲突。莫非西方文人都不安好心,唯恐天下不乱?问题是我们现在学人家几乎已经青出于蓝了,电视剧编剧的不二法门就是想方设法激化矛盾。都说文学是"人学",为什么从事文学这一行的人总要这样折腾自己笔下的"人"呢?有一种说法--当年中国鼓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最流行:文艺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而另一个更有普适性也更聪明的说法则是:卡塔西斯--亚里士多德说的,宣泄内心的恐惧,达到净化。2500年来,多少艺术家、学者和媒体记者都这么说,彷佛成了永恒的艺术规律。

2012年是大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逝世一百周年,上海戏剧学院一行人去瑞典演出根据斯氏名剧《朱丽小姐》改编的同名京剧,我听到了一个关于朱丽的原型的故事。原来斯特林堡潦倒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廉租房"住过一阵,房东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和一个穷二代。这对门不当户不对的男女让斯特林堡产生灵感,构思出了后来被评论家认为是"自然主义经典"的《朱丽小姐》。可是在他的剧中,朱丽只和男仆有了一段"半夜情",很快就发现根本没法相处,还被他逼得自杀;而生活中斯氏认识的那对房东显然在一起过了很久,没准白头到老亦未可知。斯特林堡一定听到过他们俩的口角--哪对夫妻没有呢?但他用上点编剧技巧一激化,就做成了个大悲剧。

京剧《朱丽》在国内演时,老观众都觉得挺新鲜,因为中国的舞台上基本上看不到地主小姐和长工的感情故事--可能有人会说,娶了王宝钏的薛平贵就是个叫花子,但其实他是个落魄潦倒的公子。老一辈的戏曲老师告诉我,以前是有过真的讲小姐和长工的戏的,因为算是"粉戏",后来不让演了。老戏中这样的故事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上海文学》(2013.2)程乃珊的一篇散文中讲到一个评弹故事《黄慧如和陆根荣》,据说当年在电台连播火得很,讲的是富家小姐和自家的黄包车夫私奔了,活脱脱一个上海滩"朱丽小姐"的故事!这俩人有生活原型吗?有。程乃珊说,生活中那"黄包车夫就是个流氓!自己在乡下有老婆有小人,还常常向黄慧如讨铜钿……但评弹将他讲得很好,勤劳、善良、淳朴……那是为了要维护劳动人民的形象而做了艺术加工。"

"艺术加工"是任何艺术家在把素材变成作品时都必然要做的,关键在为了什么,怎么加工。程乃珊说这个评弹这样加工是为了维护劳动人民形象,那肯定是一个原因,但未必是唯一的原因;因为在"劳动人民"这类红色名词出现以前,中国早就有过无数淡化冲突、美化人生的艺术作品。例如,古时候丢下妻子进京去赶考的并不都是陈世美那样的负心汉,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戏曲作品《琵琶记》刻画的是蔡伯喈这个出奇的好男人:舍不得离开新婚的妻子,被父亲逼迫着才去赶考,一考中状元就急着要回家去,硬是被皇帝留下另娶宰相之女。宰相千金得知郎君在家乡已有贤妻,不但不恼不闹,还主动劝他回家看望。伯喈之妻赵五娘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丈夫,最后却与宰相千金一起欣然接受"二女事一夫"。这个戏被皇帝朱元璋大力推崇,主要不是因为它维护了"劳动人民的形象",而是因为它维护了从最高统治者到穷苦老百姓各个阶层的形象,有助于社会的和谐--那当然首先是皇帝朱元璋的看法,而喜欢中国戏曲的老百姓多半也会点头。

西方的戏剧家就未必赞同这样的艺术加工了。东方人老爱编织出比现实美得多的童话,梦想生活也能那样好;西方人却喜欢展示比现实惨得多的噩梦,似乎能对比出生活还不那么坏。可以拿《琵琶记》和一个讲述同类故事的西方经典做个比较:古希腊悲剧家欧利庇得斯《美狄亚》的主人公得知丈夫要抛弃自己另娶新欢,不但决不妥协,还设计害死了一连串人--先是公主情敌和她的国王父亲,再是自己给丈夫生的两个亲生孩子,来报复她的负心汉。讽刺的是,美狄亚竟是西方经典中最早出现的"东方人"形象之一,按《东方主义》一书作者爱德华·赛义德的说法,西方人眼中最早关于"东方人"的刻板印象竟是那样"凶残的野蛮人"。两千多年以后,这个印象彻底地颠覆了,人们不难看到,美狄亚其实是为自己利益毫不妥协的西方女性形象自身的投射;至于东方女性,现在不但有东方经典中赵五娘那样忍辱负重的贤妻的原型,还有了西方人从真实故事中提炼出来的"蝴蝶夫人"那样的宁可优雅地自杀也要成全孩子的东方弃妇的原型--其实蝴蝶夫人的素材"菊子夫人"一点也不悲剧,还很有喜剧色彩,这个日本女人本来就是个短期合约"新娘",法国军官洛蒂"包"了她几个月,分手时还有点伤感,她却早已在喜滋滋地数钱了!

"少年派"自然是个悲苦之极的故事,一艘大船沉没,家人和动物几乎死光,一个人九死一生才活下来--悬念在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小说提供了两条线索:人和动物的矛盾以及人吃人的冲突。这两组故事很像《罗森门》,真假难辨,却是来自同一个人的回忆,还十分符合经历过如此险恶磨难的人的心理。小说家聪明地呈上两个故事系列,让读者自己来选择信哪个,而只有两个小时的电影导演李安就必须为他的观众当好向导。照西方编剧的常规,肯定是人与人的你死我活更加扣人心弦;按东方传统的理念,则是人与动物的患难与共更能催人泪下。前者是戏剧的特长,也是影视常用的手段;后者则更适合用文字来表现,几乎没法在一般的舞台上展示,银幕上还有点可能,但也很不容易保持长时间的张力。

李安的决定好像很"中国",虽没有完全删去那个人吃人的故事,却只是轻描淡写一说而过,似乎根本就没打算要观众信。李安拍电影的最大特点是一部一个样,其中唯一曾反复出现的母题就是中国式的"亲子情结"。与美国戏剧中经典的爱恨交织的父子情结(奥尼尔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和密勒的《推销员之死》)相比,李安的亲子情结更多的是对长辈的深藏不露的敬畏和敬爱,因此,小说素材中派吃掉母亲而生存下来这种"可能"绝对属于匪夷所思。李安集中全力,浓墨重彩地聚焦于那个技术上难得多的动物的故事,特别是那头在中国文化中享有特殊地位的老虎。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一个 "天人合一"的和谐故事--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人很容易想到那种淡化冲突的童话。事实上,电影里贯穿始终的是派和老虎的"合作性敌对"--不是相濡以沫共度难关,而是以死敌的存在为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这个寓言更具先哲风范,既始终保持了剧情的张力,更对人类世界做出了令人警醒的解读。老虎和派相处了227天,直到最后分手也没有一丝一毫情绪的流露,让期待着传统的催人泪下结局的观众大失所望。用戏剧界的话来说,这个看起来很斯坦尼很真实很抓人的故事,其结局竟比布莱希特还冷静还理性;李安要观众全神贯注看到最后,才跳出故事本身来细想它的寓意,这显然是比二者都更高明的手法。

叙事艺术家都面对一大堆素材,传统西式的激化矛盾未必是最佳,更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有时候淡化亦可以独辟蹊径;但淡化冲突并不意味着编织表面的和谐,或者像传统戏曲那样安一个让人心里舒坦的尾巴。大艺术家要有对人生的深刻而独到见解,还要在熟习古今中外艺术加工的方法之后,超乎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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