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拆迁不去的记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17 次 更新时间:2005-04-16 14: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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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  

  

  一个平凡拥挤的街区,无数平庸而未必值得记忆的人生经验,因为一个非人道的隔离制度,一次强硬的行政拆迁,而成为不能磨灭的历史

  

  “第六区博物馆(District Six Museum)”在一处僻静的街角,看上去是座小教堂。开普敦正下着盛夏之后第一场雨,否则那里正是一个适合漫步的所在。如果在上海,这样的小街类似茂名南路和长乐路的交点,街道的宽度只适合单行。第二次去那里,林荫和阳光之间只有细碎的风声穿过,就像很多年前一个逃学的午后。

  

  如此安静,当你站在那个玻璃门前,向门内高桌后的女士示意,当门锁的开关“嗒”声开启,却不期然进入这幢“声音之屋”。

  

  声音之屋

  

  朋友只跟我说起,有一处小博物馆,它告诉人们,第六区,一个黑人和有色人种的繁华街区如何在种族隔离制度下被夷为平地。

  博物馆以前是个小教堂,叫Methodist Mission Church,以前就是第六区居民的聚会场所。教堂木质结构的第二层,事实上只是礼堂上空周围的一圈走道。一走进去,整个地板上就是第六区的街道地图。那些平平整整的、涂着各种颜色、写着街道名字的色块,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只是一幅别致的地毯,但那些故地重游的第六区前居民,真的会在地图上寻找祖居的地点。

  

  在礼堂靠近主席台的中央,有一座塔——一小堆沙土上面,罩着一座由绳索串起路牌筑成的方塔,一直高到天花板上。这些路牌都是第六区的居民们在强行拆迁的时候藏起来的,藏了30年。

  

  大厅里的游客可以看见屋顶垂到二楼楼梯上方的十多张大照片,上面都是有色人和黑人的面孔,他们是诗人、艺术家、芭蕾舞蹈家,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无法发挥特长,被迫流亡。

  

   一整匹的白布,从屋顶悬垂下来,他们叫她“回忆之幕”。上面用各种各样的字体,写着各种各样的对第六区的回忆。前居民们把那些诗一般的句子写下来,家庭主妇们用各色的线绣出来。“在从前的第六区,生活便宜,记忆宝贵;而在今天的某某公园,物价奇贵,生命低贱。”

  

  有时候,从前的第六区被描述为低收入家庭居住的郊区。在前居民的心目中,它被理想化为一个宽容的社区,白人、黑人、有色人种,基督教徒、印度教徒、穆斯林以及其他各色各样的种族背景的人住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它是那个时代南非社区的反衬:和其他社区截然分化的情形刚刚相反。

  

  这个社区离市中心很近,里面有学校,有市场,简单的工业,还有自己的娱乐和宗教场所,以及有着不同职业和背景的人群。看起来它差不多是城市规划者的梦想。但是第六区贫穷的人很多,住得相当拥挤。在高峰时期, 这片区域有 3,700幢建筑和超过70,000人,在土地宽裕的南非,在白人眼里,它是不折不扣的贫民窟。

  

  这里曾经热闹、时髦,就像博物馆里头无处不在的各种相框展示的那样,到处人声鼎沸,下午的阳光勾勒出建筑优美的细节,妇女们带着发卷、推着婴儿车走过街道,鸽群在屋顶之间飞快掠过。但在1966年,强力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民党上台之后,通过“社区发展部”宣布第六区必须迁走,这里被宣布为白人专用的地区。在1979年之前,政府不断强硬介入,于是,人们被强迫离开工作近便的市中心,被搬到开普平原火柴盒式的房子里——相比起第六区,那里的条件恶劣得多。

  

  图图大主教曾经在他的著作《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里,提到一个教友,那位老人1960年代从第六区迁出,到1986年的时候,他还没有把搬家时打的很多包打开,为的是等着回第六区的家,直到他去世。

  

  离开自己如同燕子衔泥一般建设的家,离开发生了记忆中所有庆典和争吵的屋子、眼睁睁看着它被夷为平地是怎样的一种痛苦?成千上万的人将家打成包裹,寄存到那个完全陌生的未知之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迫失去家园的人们,无法发出他们的呼号,世代积累的社区记忆被强制湮没无闻。

  

  复原生活

  

  这是博物馆墙上最引人注目的铭文:“我突然感到,我们的历史存在于我们居住的家中。是这些简单的建筑,它们抵抗被武断定义的能力,把我们塑造成型。\"出处是 Kafka\'s Curse ,《卡夫卡的诅咒》,这部小说的作者Achmat Dangor是曼德拉儿童基金会的一个前任领导人,著名作家。

  

  自然而然,参观者就进入了Nomvuyo\'s Room。这是一个有几个孩子的家庭的居所,只有不到20平方米,没有隔断,囊括了从卧室、厨房、起居室和餐厅的功能。灶台、桌椅、每一个杯子和咖啡壶都擦得一尘不染,简单的陈设,让人想起上海的石库门房子里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本事。关于生活的面貌,那些孩提时代生活在第六区的人说的都差不多——譬如我在博物馆遇到的讲解员Noor Ebrahim和游客Ajam——第六区里的居民可以永远敞开着大门,大家彼此认识,在做饭的时候总是多做一点,因为邻居和朋友随时可能来分享。

  

  Nomvuyo女士的自传就在第六区博物馆的小卖部出售,她的声音一直在老式的、像一个矮柜那么大的收音机里响着,讲着在这个蜗居里,一家人平静温暖的生活。

  

  踏上嵌着街牌的木楼梯,楼上的展览还原了第六区的日常生活。理发店、社区医院、洗衣房,学校、运动队,不仅陈设还原,无数的物证排山倒海。运动队的队服、奖杯、护士们有条不紊地工作的照片,医疗器械的原物……所有的图片和招贴告诉你一件事:

  这里的人曾经有序、尊严、幸福、多姿多彩地生活,没有任何人有权力给它随意加上贫民窟的定义。

  

  继续深挖

  

  Ajam曾经是第六区一所高中的学生,他端端正正地在自己母校的照片前留影。他对我说:“我爱毛泽东!他和曼德拉一样,为民主和平等而斗争!”我只能对他微笑。

  

  第六区不是一个静止的博物馆,它成为前被逐出社区居民的活动中心,一直以维护种族隔离制度下被驱逐居民的利益为己任。它一直在举办各种活动和不同的展览,收集各式各样的对第六区的回忆,表达对第六区的理解。他们宣布,要在开普敦这个城市中,搜集和寻求各种关于城市、认同和社区知识,以便在进行关于差异、多样性、不平等和不合道义行为的公共政策的讨论时,能够有所依据。

  

  有关于第六区的音乐剧,也举行过第六区的“作家的地板”活动,征集关于第六区的诗作,然后砌在地板上,还有“继续深挖”活动,寻找更多样化的形式来表现第六区。

  

  “罗德之屋(Rod\'s house)”本来是一个学院派艺术家的作品,现在成了博物馆的馆藏。一间四五个平方的屋子,所有的东西都被封存在粗糙的石灰墙面里:书籍、油灯、西装、窗帘、餐具、剪刀、唱片,一个单身男子的生活世界,所有的东西都从墙里挤出一部分,如同被风蚀的坟墓,更像被折磨的思绪在回忆和瓦砾场之间逡巡,所有的东西和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男声一起对你说话。那个叫罗德的年轻男人用轻松的调子谈他的访客,叔叔、朋友,说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墙面的石灰上、古铜色砖石地板上都刻着看不完的文字和照片:毕业的、订婚的、父子的……

  

  突然发现,这里挤满了各种东西,但是,没有仇恨。关于种族隔离当局的“社区发展政策”和甄别人种的身份证管理,只有几块印满解说词和示意图的大木板,放在进门右边的位置。那不是最受人注目的部分。我们习惯看到,一到忆苦思甜,必有反面人物,被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这里没有。这里只有温暖记忆,拒绝腐蚀,拒绝遗忘。

  

  那些照片里各式各样的生活,确实积压着一股愤怒,但这愤怒的力量没有化作诅咒,没有变成任何破坏性的东西,他们只在记忆的暗处摸索,痊愈被伤害的尊严。

  

  第六区被拆迁之后并没有开发什么建筑,在种族冲突越演越烈的当时,除了建了一所大学,这里几乎是一片荒地。晒干的褐色野草及膝,下面是非洲的泥土和正在消失的墙基。

  

  新南非政府曾经宣布一个政策,种族隔离制度下被强制迁移的居民或租客,只要有3个以上的证人证明,就可以以相对优惠的价格住到政府修建在原居住地的房屋。有25位老人回到了第六区。一个叫做“第六区福利与重建监管会”的组织一直在和政府交涉,让那些无依无靠的老居民回到自己的祖居之地,他们声称,不仅要重获土地,还要重获尊严和合作的传统。当然,昔日的第六区无法重现,大多数人们不会再回来。可疗伤止痛,象征的动作不可谓毫无意义。

  

  只要第六区博物馆继续存在,继续深挖,那些曾经被贬抑的人群就可以告诉自己的子孙:老家,是一个值得敬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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