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张奚若:个人是最终的判断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7 次 更新时间:2013-05-23 09: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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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张奚若,有两件轶事显然是会传之久远的。一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身份,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据说大约独裁。蒋听不下去,就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他一怒之是在1941年的一次会议上,他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下便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他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张奚若文集》第15页,下引该书只标页码)另一件是在1957年5月,***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毛泽东向他征询意见,他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概括了自己的看法;同年7月,反右运动已经全面展开,他仍然坚持这一意见。在一次座谈会上,他不仅对上述十六个字逐句进行解释,还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只要“虚心一点,事情还是能办好的。”(24页)此外,早在1956年,他就针对当时的个人崇拜,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498页)。幸亏他被最高领导层视为特殊人物,才没有被打成右派。

  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当年清华大学的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对所谓政治上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是应该有所了解的。但他为什么宁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而直颜犯上呢?我想,除了个性方面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恐怕还与他对知识分子及其人格尊严的理性认识有关。

  

  一

  

  张奚若(1889──1972)出生于陕西朝邑的一个中医家庭,早年就读于三原宏道书院,与另一位著名学者吴宓有同学之谊。辛亥革命前夕,他到上海求学,遂投身革命,结识了于右任、宋教仁、黄兴、陈其美、井勿幕等革命志士,奔走于上海、武汉、北京、西安和日本东京等地,为购买军火、发动起义而出生入死,历尽艰辛。此外,胡适在其《四十自述》中回忆说,1908年中国公学发生学潮,他曾以学生身份兼任英文教员。当时,他不仅在学校里教过饶毓泰、杨杏佛、严敬斋等著名人物,“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奚若。”(《四十自述》八三页,台湾远流版)这大概也是胡适“好为人师”的一个资本吧。辛亥革命后,张看到革命党人虽然是富于热情和牺牲精神,但是在治理国家和建设国家方面却一筹莫展。于是他在痛感“破坏容易建设难”的同时,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希望能到海外“学些实在的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464页)起初,他想学土木工程,后来因为对数学不感兴趣,再加上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需仿效西方民主制度”(4页),所以还是选择了政治学专业。从1913年起,张在国外度过了12个春秋。在此期间,他除了在美国哥仑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外,还去德国科隆大学进修,并考察了欧洲各国民主制度的由来和发展,从而为确立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接受过现代学术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张奚若是最具批判精神的一个。早在五四运动前夕,他收到胡适从国内寄来的《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之后,就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说:在我看来,“此等维新家大弊,在对于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纯以极简单的思想去判断”。这种简单化的思想方法虽然在打击顽固派和破坏旧秩序方面好象是孔武有力,但是从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简直比一味守旧的保守派还要危险(《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0页)。可见他当时就已经注意到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偏颇,并对其中一些关键问题已经有所反思。相比之下,由于因袭了那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不但不能从张所提出的角度来分析研究这一运动和功过得失,就连这样一条重要的研究资料,恐怕也很少有人注意。

  1924年初,滞留在法国的张奚若打算回国,却苦于没有路费。这时,正好胡适创办的《努力》周报停刊不久,为了使《努力》尽快复刊,胡与杨杏佛、朱经农、丁文江、任鸿隽等“努力”同人商量,认为由张出任主撰(即主编)最合适。为此,胡以《努力》的名义给他寄去川资一千元。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不难看出,张对这件事曾经作过认真考虑,并表示“极喜办报”(同上,296页)。遗憾的是,当他于一年之后归来时,这件酝酿经年的计划却未能实现。直到1932年,张还在信中与胡商量,应该如何偿还这一千元借款(同上,中册,119页)。

  说到办报,张奚若和徐志摩的交往和友谊更有意思。当然,从表面上看,二人的性格、气质、情趣、爱好好象相差很远:一个是严肃有余的政治学者,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现代诗人;一个是略带“土气”而又“硬”得出奇的北方“老陕”,一个刚柔兼备却又风流倜傥的江南才子……这让人很难相信他们能有共同之处。后来,当我看到徐志摩不幸遇难后,张奚若在《大公报》上所写的那篇悼念文章,才发现他们成为知己的主要原因。在这篇文章开头,张这样写道:“……我非文学家,也非艺术家,对于文艺家的徐志摩不敢有所论列。我所要说的只是关于‘人’的方面的徐志摩,换句话说,就是志摩的人格,志摩的风度。”到了文章的最后,他在引用了徐的两句愤世疾俗的诗──“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抹不没这人变兽的耻”──之后,又感慨万端地说:“志摩的个性这样特殊,人格这样伟大,理想这样高尚,所以……他的死不但是中国新文艺界的大不幸,也是中国整个理智阶级的不幸,也是中国全体人民的大不幸。”(《朋友心中的徐志摩》103至106页)由此可见,互相倾慕对方的人格,才是他们成为好朋友的真正理由。

  张、徐订交,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诚如前面分析,一开始,张在徐的眼里,只是一个“死僵的乏味的北方佬”,徐在张的心中,也不过是一个花里胡哨的“油滑的‘南边人’”。不过在交往中,徐很快就被张的学问以及他那鲠直、执着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所征服。所以到了1925年10月,《晨报副刊》正式改版,徐志摩出任副刊主编,并邀请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为撰稿人的时候,张奚若是以“一位有名的炮手”(徐志摩语)加盟的。徐之所以出任这一职务,是有感于国内思想界的委靡不振和一般民众的思想疲懒。他上任后,张果然以《副刊殃》为题放了一炮。在这篇千余字的短文中,张奚若火药味很浓地说: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对于如此尖锐激烈的言论,徐居然以一倍半的篇幅,为该文写了个长长的“附注”予以介绍。他说:“奚若这位先生,……是个‘硬’人”,他的意志、他的说话和他写的文章,都直挺挺的,有一种天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与此同时,在“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似的,既可亲可爱,又可敬可畏(《晨报副刊》1925年10月5日)。诗人的生花妙笔,把张的个性和人品活画了出来。然而无巧不成书的是,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张文中的那句愤激之词,竟然会一语成谶!

  

  二

  

  事情是这样的:

  就在张的这篇文章发表之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启修也为《晨报副刊》的《社会周刊》写了一篇论文。论文的题目是《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吗?》该文见报后,张因为“读了很不舒服”,随即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为题,进行驳诘,于是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对俄问题”的大讨论。参加这场讨论的,除了陈、张之外,还有梁启超、陈翰笙、江绍原、李璜、张慰慈、常燕生、刘侃元、陶孟和、钱端升、丁文江、张荣福、胡石青等知识界的名流。关于这场讨论的内容,一方面由于它所涉及的问题太大太复杂,另一方面也限于篇幅和某些忌讳,我在这篇文章中不准备过多涉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的《晨报副刊》第十分册),只想从人格尊严的角度谈谈它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和启迪。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上文所说的“一语成谶”。这次讨论从10月初开始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为此,《晨报副刊》先后在“论著”版、《社会周刊》和《国际周刊》上发稿近30篇,并开辟了“对俄问题讨论号”专栏。出人意料的是,到11月底,正当讨论还在热烈进行的时候,北京爆发了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大规模****运动。为了解这次运动的详细情况,我本想看看天津《大公报》的报导,可惜《大公报》恰好在这时停刊,我只好查阅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据该报11月30日的消息,这次运动爆发于11月28日,其主要领导人是北京大学教授、国民党人朱家骅。参加者除了学生之外,还“有工人车夫苦力等”,据说****群众当天曾捣毁章士钊等人住宅。第二天,****人数由三万人增加至五万左右。12月1日,该报又援引东方社专电云,****者于29日在先农坛前广场“决议袭击晨报馆。”下午5时左右,“晨报馆被****团之一部所捣毁焚毁”,其印刷机器和家具损失惨重。12月8日,该报再次以《北京之国民大会》为题,详细报导了这次****的情况:29日下午2时许,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五万人的群众大会,会上除朱家骅报告开会宗旨、通过会议提案外,陈启修也发表了重要演说。关于《晨报》被焚情况,该报是这样报导的:“昨日群众游行****之际,有许多人手竖旗帜,大书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蝥贼等语,遂蜂涌至宣武门大街,将该馆举火焚毁,接待室火先成灾,火焰突起,消防队闻警赶到扑灭,结果已延烧他处,该报馆房舍大半,业成焦烬,附近房舍,又以扑救关系,折毁破损甚多……直至七点半钟,宣外大街一带,交通尚因之阻隔。”(以上均见当天报纸)由此可见,这次事件与上述讨论密切相关。所幸副刊部损失不算太大,大部分稿件并未遭受池鱼之殃,因而《晨报副刊》只是停刊数日便恢复出版了。经历这一劫难之后,尽管徐志摩在《灾后小言》中曾经声明:“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晨报》1925年12月7日)但是这场意义深远的大讨论,却再也不可能继续下去了。

  这真是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想当初,张奚若有感于报纸副刊办得死气沉沉,才说了一句“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的气话;岂料他们刚刚把《晨报副刊》办得有了一点儿活气,却反而被论敌真的用一把火烧了。

  然而,这一切又与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有何关系呢?

  洛克说过,“所谓人格,就是有思想、有智慧的一种东西。”徐志摩也说,他之所以对这次讨论颇感兴趣,是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这个问题就仿佛“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似的,脓水拥聚和乱象丛生已经到了不容稍有忽视的地步。“假如在这时候,少数有独立见解的人再不应用理智这把快刀,直剖这些急迫问题的中心,我怕多吃一碗饭多抽一枝烟的耽误就可以使我们追悔不及”;另一方面,他又痛切地感到,环顾四周,有思想、有智慧、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他才反复强调,“我恨的是糊涂的头脑,它是个偾事的专家;我敬爱的是锐利的理智,它是把破妖的神剑。”他说他之所以激赏张奚若,是因为张能够坚持思想之自由和人格之独立。至于他自己,他认为办副刊的第一要义,就是“要保持思想的尊严与它的独立性,这是个不能让步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弘扬卓尔不群的思想、特立独行的人格,才能戳穿那种披上学术外衣,去为某种别有用心的目的进行宣传的卑劣伎俩。(《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0日)

  不过,联系上述并非偶然的“《晨报》事件”,要想坚持这样一个“不能让步的”原则,又谈何容易。特别是当那股践踏思想独立、剥夺言论自由的逆流一旦以“革命的名义”,裹挟着群众肆意而为的时候,它也就更具有欺骗性和破坏性,也就更加危险了。

  关于这个问题,当年胡适与陈独秀在“《晨报》事件”后曾经有过议论。随后,胡又在写给陈独秀的信稿中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他说: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几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异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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