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训中:访谈朱永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94 次 更新时间:2013-05-19 13: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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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训中  

  

  [编者按] 史学工作者顾训中早些年已开始进行关于文革历史的个体口述访谈,数年来已经有了一些积累,为留存这段对于现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付出了努力。这里刊登的是他对朱永嘉先生的访谈实录。

  

  时间:2009年2月9日(元宵节)

  

  地点:朱永嘉寓所

  

  访谈者:顾训中(历史研究者,曾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编辑、空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主任。)

  

  被访谈者:朱永嘉(1931年10月出生于上海一个商人家庭。1948年在上海清心中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并于1949年3月15日加入中共地下党。1950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从事党务工作。1956年后跟随导师陈守实从事明史研究和教学工作。1964年起先后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内刊》和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工作。1965年间,曾作为助手为姚文元撰写被称为文革起点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提供资料。同年担任写作班历史组组长。1966年12月,随同写作班一起参与“造反”。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期间,曾参与“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领导工作。1968年后,先后参与组建并领导《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题写作组和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1967年起先后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常委。1982年因所谓“反革命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1988年12月保外就医回家。现居家休养,仍经常撰写史论、时评文章。)

  

  有产家庭、教会学校与学运骨干

  

  顾训中(以下简称“顾”):朱老师,大家都知道你在上海文革运动中是个造反派,但是你却在运动开始时到学生中说了复旦党委的好话,被当作保守派受到攻击;你是协助姚文元收集史料、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唯一助手,你却去提醒那些参加文章讨论会的教授们注意,不要乱说话。你的这些好像很矛盾的表现其实应该是你的性格、禀性决定的。而一个人的性格、禀性的养成其实与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包括学校、家庭的教育,密切有关。所以,我想我们的话题是不是从那里开始?你受到的教育中最有印象的是什么?听说你的中学教育是在教会学校中进行的?

  

  朱永嘉(以下简称“朱”):我念的中学是清心中学,的确是所教会学校。记得我进中学的时候还是抗战时期,抗战还没有胜利。那是1944年吧,进初中。我的初中高中都在那个学校。抗战开始的时候,日本人占领上海,清心中学原来的校址变成了日本人的税警学校,专门搞税务监察的。清心中学就搬到南京路去了,就是南京路福建路口,南京路红庙隔壁一条弄堂里的一幢大楼。大楼里的二楼三楼都是它的教室。这是清心男中的教室,女中就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我为什么会进那个学校呢?因为那个学校离我家近啊!那个时候也没有考试不考试的问题,你只要报名、付学费就可以进去了。那个时候也没有注意它是不是教会学校,只是小学毕业要进中学那么一回事情。

  

  顾:日本人占领上海以后,那个学校还是教会学校吗?

  

  朱:是的。那个时候我们礼拜天还要做礼拜的。这个日本人没有干预。但办校已经是中国人了,外国人都撤走了。抗战胜利以后,学校恢复了与美国的联系,又搬回了陆家浜路原址。它是美国浸礼会(浸礼会是基督新教主要宗派之一;美国浸礼会自1836年起派传教士来中国--访谈者注)办的一个学校,在19世纪80年代就开办了,是全国教会学校里办中学的第一家。这是最老的一个学校了。它完全是靠美国基督教浸礼会的钱办起来的。抗战之前教会的影响还是蛮深的。不光是两个学校,还有个清心堂(位于现上海市黄浦区大昌街30号,原名“上海长老会第一会堂”,成立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1979年9月9日举行复堂礼拜--访谈者注)。现在清心堂还在。那个时候教会和学校是一个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的经费来源都是浸礼会。

  

  我1944年进的学校。1945年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美国人轰炸得很厉害,不安全,父母亲就把我送回家乡无锡去了。这样就离开清心中学一段时间。等到1945年胜利以后我回到学校,就降了一级,从初二重头读起。人家读6年中学,我读了7年中学。那个时候初中升高中只要读就行,不像现在还要考一考。学校迁回陆家浜路后,我离开家远了,就在学校里面住读了。

  

  抗战胜利以后,学校又成了教会管的学校。国民党开始搞军训,那个时候叫童子军,教官叫支蔚君,很凶很凶的。外国的传教士也都回来了,教会的活动也加强了。

  

  顾:有没有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入教?

  

  朱:这个没有,这个还是自愿的。但是每个礼拜天还是希望你去参加礼拜。这个我们一般都会去参加。因为宗教活动有个特点,它是社会活动,有唱诗班,有做礼拜,还有基督教的青年会,在八仙桥。这样,我在这个学校读书的时候参加了青年会的活动,而基督教的青年会里面有很多共产党的地下党。我是在参加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里面接触了地下党。那个时候反内战,在青年会里面唱的实际上都是革命歌曲。

  

  顾:外面是宗教场所,里面唱的是革命歌曲!你还记得当时都唱些什么歌曲?

  

  朱:《团结就是力量》啊……我接触的那些朋友都是地下党。那个时候已经是高一、二年级了。与我接近的一个地下党员是陈仲信(1929年出生。读初中时即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春加入中共地下党。同年考入清心中学高中,后转入省吾中学高中,任学生党支部组织委员。1949年担任人民保安队长宁区指挥部第二大队大队长,执行地下党迎接上海解放的任务。5月25日遭国民党军枪击牺牲。时年20岁--访谈者注),他比我高一级,也是我们学校的。他和我关系不错。他在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很活跃,人家就注意他了。另外他又参加了外面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更加引起注意了。学校方面注意以后,化学老师就把他的分数扣到59分。

  

  顾:这是学校故意的?

  

  朱:故意的,就是想逼他走。我感觉这样做没有道理么!对我来说无非是公平、正义,做人不能这样做!扣人家分数算什么呢?这样他就离开了清心中学,到省吾中学去了。省吾中学实际上是地下党办的学校,里面地下党的力量很强。这个同学家里非常穷,完全靠他哥哥生活的,住在一个汽车间里面,很小很小的地方。

  

  那个时候我家是开店的。我父亲开的是玻璃店,卖窗玻璃的。我家里经过一次变故的。好像是在1942年的时候,日本人占领租界以后,我家里被人告发,说跟重庆有通信往来。76号(指当时的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因位于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而得名--访谈者注)的特务就来抄我的家。

  

  顾:这是真的事还是诬陷?

  

  朱:家里确实有个亲戚在重庆,我父亲的堂弟,写了一封平常的家信来。看样子当时是有邮检的,我们家里都不知道。这封信给他们抄到了。我父亲、母亲都被抓到76号里去了。

  

  那个时候我家里的情形还不错的。一次大战以后有一段时间上海的经济发展比较快,1930年代基本建设搞了不少,新建筑盖了不少,相关行业都比较繁荣。父亲主要是进口海外的玻璃,那个时候发了一笔财。等到1941年日本人进了租界,上海基本建设也没有了,他就收缩了,基本上不做什么了,维持维持而已。

  

  父亲被抓了以后关了好几个月,铐了手铐,开手铐的钥匙找不到了,就一直铐在那里,受了不少苦。我叔父也被抓了,店里职工也抓了好几个。实际上是76号特务借机敲诈,后来托人来谈。我是逃到舅舅家里。我弟弟也逃在外面。我祖父一个人留在家里看门。店就关门了。这个样子,我们家里财产损失了三分之二,因为要凑钱给他们,具体数字我不知道,从我父亲口气里讲,大概只留下三分之一了。钱拿去以后,我父亲、母亲都放了,职工也放了,就我的叔叔没有放,拖在那里。为什么呢?我的那个叔叔“拆烂污”(沪语,意为做事苟且马虎,不负责任,致使事情糟到难以收拾--访谈者注),他一到里面,一上刑罚就乱讲,说自己是参加新四军的,在什么地方摆定时炸弹的。然后特务就将那个地方封锁,让他再演习一遍。根本就没那么回事!跟我父亲关在一起的是一个新四军的团长。那个人对我父亲讲,你没有事,不像我们,我们是没有出路的,非死不可的。你无非是花点钱可以解决问题的。我叔叔不知道这个情况,就乱讲一气,结果他关的时间最长。最后查下来根本没这回事,才被释放。

  

  这一次打击给我印象蛮深的。一种民族的情绪很自然就打下基础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所以抗战胜利以后一段时间里,我是很高兴的。

  

  我父亲抗战胜利以后又发了一次财。为什么呢?开放了呀!1945、1946、1947这几年里,上海的经济发展还是很快的。到了1948年情况就不一样了。到了搞金圆券(1948年8月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废除法币,改行金圆券,引起通货膨胀--访谈者注)以后,情况就变了。因为当时搞限价,许多人都拿金圆券来换玻璃,可以保点值,家里又损失了一大半。我父亲看不行了,就把家里的存货大部分都搬到台湾去了。

  

  顾:你曾经讲过一个细节,台湾每年给你们寄多少股息,然后徐景贤(原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1964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1966年12月带领写作班“造反”--访谈者注)不让你拿。

  

  朱:这个钱就是那个时候搬过去的。大量玻璃搬过去了要有地方堆,他就大量买地皮。那个时候地皮便宜啊!因为台湾不搞金圆券呀!他买了许多地皮,在最闹市区买了店面、买了房子,都是我父亲的名字呀!

  

  顾:家产已经转移过去了,为什么他自己没有过去呢?

  

  朱:我父亲派了个学生过去,去当经理。派了我的堂房叔叔去当会计,他们两个人还是有互相牵制的。1947年底、1948年初,给我服装什么的都准备好了,要我到那边去,要我大弟弟也到那边去。我母亲也准备过去。我父亲留在这边看看,因为我父亲还有一大笔资产在这边。我不肯去!那个时候我已经参加地下党活动了,怎么可能去?

  

  顾:这样的家庭和环境,你怎么会走上革命道路的呢?清心中学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朱:在这个学校参加宗教活动、社会活动多了,接触的人也就多了。那个时候地下党的地下刊物看得也多了。

  

  顾:那些宣传材料中的什么内容打动了你?

  

  朱:打动我的倒不是什么宣传品,而是学校将陈仲信开除,我就觉得这样做不应该。我就经常去找他。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入党。接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发展我入党。他们很早就讨论我的入党问题了。因为我家庭是资产阶级出身,所以他们犹豫来犹豫去。那里陈一飞--他是教育家陈鹤琴的儿子,是党员--看我参加青年会的活动一直很积极。我在那里得到一个锻炼,就是做组织工作,我学会了。我在学校里面也做组织工作。1948年、1949年,我在清心中学里搞青年联谊会、新生联谊会,也印一些地下刊物,叫《新生报》,后来学列宁的《火星报》。这些东西参加他们的活动慢慢就学会了。他看我很积极,先介绍我参加地下学联,我的活动就跟地下学联挂钩了。然后看我确实很可靠,就发展我入党。

  

  顾:在这之前,他们对你也有所考察吧?为什么会选择你为发展对象呢?你的什么表现被他们认可了呢?

  

  朱:他们认为我这个人很有正义感。另外一条,他们认为我还有一定的组织工作能力。主要是这两条。还有一条,清心中学没有地下党。南市区光靠两个女中的党员不行,她们的活动能力不如我。他们主要看我很正直、很诚恳,经常看进步书籍。倒不是因为我要翻身,这个概念我是没有的。他们感觉我这个人还是很可靠的,敢于打抱不平。

  

  顾:我们话又要说回去了,这样的性格主要应该是家庭里养成的。

  

  朱:家里倒是给我很大自由的。我父亲是学徒出身,文化水平不高,完全是独立奋斗以后,自己慢慢做生意起来的。他希望子女接受系统的教育,所以对我们在学校读书都非常支持。另外我父亲思想也比较自由,不管束你。看到你好好地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也不反对。他自己也是个正正经经做生意的人,不是那种到处赌博啊的人。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嗜好。家里的风气比较正,没有那种乌七八糟的东西,也没有赌博的习惯。老老实实做人是他的基本要求。其他东西就让你充分发展,他并不干涉你。所以在这个家庭里,他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家里经济条件还好,学费、零用钱不成问题。这样的环境下,我就可以有比较大的选择自由。而我接触的也都是这样的一些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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