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乾隆晚景》序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6 次 更新时间:2013-05-19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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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 (进入专栏)  

当我提笔写这篇序言之时,就表明我的“乾隆三部曲”要出齐了。从《乾隆十三年》,到《马上朝廷》,到现在的这部《乾隆晚景》,一共三本。所谓三部曲,本应是一本书,是一齐写就(当然,也有个先来后到,一笑)。但我几乎从没打算把它们放在一起出版,叫做《乾隆》什么的。

明眼的读者一定早已看出,这几本书的篇幅前后长短不一,以致《马上朝廷》以三十年之久,不敌第一部之十三年。第三部从第六次南巡(乾隆四十九年)之后写起,加上嘉庆的三年多时间,满打满算,也有近十五年,与《乾隆十三年》约略相当,但篇幅就更短了。以致不得不加以多篇附录,难逃“滥竽充数”之讥。就其内容来说,这几本仍是语多“含蓄”,许多问题似乎并未说透,也对它们的篇幅造成一定影响。也许,是笔者有意如此,也许,这就是他的作风,而非其他?也许,这样“含蓄”,恰说明我们所谓历史,还是以猜测的成分居多。

显然,第一个阶段《乾隆十三年》已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完全可以单独出版。它也是我最费心,下功夫最多的一段。它始于三十年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困于”经济史的时期。对于乾隆朝的整个历史,相比而言,则仍然缺乏了解。多亏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几位朋友,独具慧眼,不但看中了她,还在她之后,连续推出几本,遂有了这个序列(所谓“乾隆三部曲”)。不是他们,恐怕还不可能。

但不管怎样,现在很多事情我都准备放下,不再“逞强逞能”。对于乾隆,我也不觉有那么多好写的了——所以此书篇幅只及前者三分之一——不是我累了,恐怕倒是皇上累了,也老了。当然,比起前五十年,这成为他统治最为失败,最令人诟病的一段。虽然他的眼光还是那么犀利,手腕还是那么老辣,但“无可奈何花落去”,怕是有些力不从心了。

本书(《乾隆晚景》)分为四个部分,它与前二本的写法颇有不同,是提出了几个方面的质疑,即针对四种成说提出不同意见,或是说与之“唱对台戏”。似乎是不由得还要为乾隆皇帝做一点辩护:他失败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政事废弛?或是官吏贪腐,或因和珅一人作祟?或缺乏眼光,以致失去了一个可能的机会(如在国际贸易上)?诸如此类的机会是否存在?是不是在经济发展上已经途穷财尽,或因人口过多,而无可救药?……这些好像都有一点似是而非,又像又不像。

最大的争议,可能还是在于所谓的“政事废弛”。人们心目中想象的“专制集权”,在这个广土众民、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国家,其实谈何容易?就拿追捕逃兵一事来说,参考乾隆三十三年“叫魂”的案例,其关键的有名嫌犯,尚且不能坐实,何况第二次金川之役以来几次战争中成千累万的逃兵?乾隆十二年的教案,按说是最严厉的了,致引起刘松龄一辈传教士的愤怒。但是根据最新发现的外国史料,却不难发现,好几起违法传教的外国人,都被地方政府保护起来,暗自遣送出境。所以我称其为一个“上下相蒙”的“二相世界”。看来,这是“帝国”的政事所需,是不可以戳穿的(参见拙作“这才是真历史”,《华夏时报》2012.9.5)。

结果,自然是“令不行,禁不止”,拿乾隆前十三年与最后十三年相比,看来情况是大不同了。但又有谁能说出当日情况究竟如何?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古书存疑的办法,摆在这里,让读者评判。也许,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千万不要认为“真理都在自己手中”。

无疑,要想对当日客观形势做出交代已不容易,更难的是写出当事人的主观心态,既写出一个朝代的历史,也写出个人的心路历程。

尽管皇上依然精力旺盛、才力过人,但他最终仍不能不带着诺大的遗憾,告别这个世界,撒手而去。

我们的“乾隆三部曲”,也就可以就此告结。

本书拟分三个部分:

一.乾隆晚景

二.乾隆朝来华传教士刘松龄

三.乾隆及清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其一,关于小书的写法,似乎还有一些值得检讨之处。比如,像朋友所说,乾隆朝史事确实有太多可以用来“借古讽今”。但笔者初意却不及此,同时,(至少从第二部起)也无太多的思想、理论想要表达,更多的还是期望读者自悟,如是而已。

在《乾隆十三年》里,小书的“中心思想”似乎还比较明确,各有独立的篇章。其后似乎就没有了。其实,我的打算就是接着讲述乾隆朝的故事,也不敢说是“标新立异”,而是表示乾隆朝历史还有这样一种写法,大约处处与他说不同罢了。面对这样一个千姿百态、极为复杂的时代,不能不展现其不同的面向,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讳过,不忌善,不因人废言,不以过掩功,希望多少能还其“本来面目”,如是而已。总之,这是一个处于“大转折”之中,并非能够“一言以蔽之”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好坏掺半”的年代,其间有正面的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面,也有反面的令人愤懑难平的一面(愈是到这种时候,语气愈是应冲淡平和)。

其二,本书加入刘松龄研究,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来华,处处都有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影子——如此分析尚无先例——也就又一次拉近了我们与刘松龄的距离;另一部分原因,是想再次强调其时中外历史的关联。刘松龄的那些想法——不管你喜不喜欢,爱不爱见——恐怕或隐或显、或迟或早,都会对中国发生很大影响。我过去曾说“近三百年为一个历史”,对此怕是不能太短视了,不能随意把它割裂了看。

其三,最后一部分选择的原因之一,是最近经由几个大学的讲课,颇有应增入治学方法课程的感触,——它们不是从外国(多半还是经“二道贩子”之手)贩来的“片儿汤”,或所谓“科学”理论,而是经过自己体悟的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因此也是有为而发(它也占据了本书的很大篇幅)。

不多说了,何况——孔门主张“有来学,无往教”,我们已经批评太多(无论在“乾隆三部曲”的哪一部中),难道还要想改变谁人?——休息一会,休息一会!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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