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楔子

1922年2月某日，在巴黎驶往柏林的夜车的一节二等车厢里，一位神情激奋的青年正滔滔不绝地讲着什么，两位更年轻的听众则全神贯注地侧耳倾听。高谈阔论的人叫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的第二号党员，公开身份则是蔡元培聘任的华法教育会派驻里昂的带薪教师，不久前因抗议中、法官方合谋镇压中国勤工俭学学生运动，将一纸辞呈扔在会长吴稚晖的桌前拂袖而去。这意味着自愿抛弃每月800法郎的薪金——在当时可是一份诱人的收入，遂后就有眼前的这一幕：来法前已是北大哲学系助教的张申府，领着两位阅历不深的追随者前往柏林闯荡，希望在欧洲开辟中国共产党人的另一块阵地；当然也听说那里的物价和房租较低——失去官俸后在巴黎已是居大不易了。两位听众是刘清扬和周恩来，“五四”期间活跃于天津的觉悟社骨干，又都于一年前在巴黎加入了中共小组，他们的介绍人正是张申府。耄耋之年的张申府后来回忆道：“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旅程。我同他们谈了三位犹太人的重要贡献，他们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这三个人对西方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119] 1

对于科学史的爱好者来说，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图画啊：80多年前那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奔驰在欧罗巴原野上的夜车里，前北大哲学教师口中道出的爱因斯坦，或许还有那惊世骇俗的相对论——20世纪初物理科学与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它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它的诡异、艰难、曲折与最终的胜利，以及投身其中所需要的巨大智慧和勇气，对面前那位年方24岁的热血青年、未来的共和国总理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些许相通之处？

革命家对自然科学新成就的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例子早已为人知晓。另一个国内学者不太熟悉的案例则来自法国大革命的领袖马拉，尽管这位前医生和大革命领袖的论文遭到拉瓦锡的蔑视因而始终不为科学界所承认，但他对化学研究的特殊热情却痴心不改。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上网搜索一下，一定会找到大量的文章甚至书籍，关于马拉的化学研究这一题材，今日已成为西方大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套餐中一味精致的甜点。

可惜历史没有留下更多的线索，使我们可以就爱因斯坦是否曾在中国未来的革命领袖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展开深入的追究；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周恩来与张申府的友谊，无论是私交还是公情，都远远超出通常意义的朋友关系之上。在那篇著名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已是位极人臣的周恩来所透漏的点滴信息，无疑给潦倒落魄的张申府带去过莫大的精神慰藉，这里正可拿来作为后者所讲述的那段旅行故事的一个注脚——1962年3月在广州，在回顾了自己的出身和早年经历之后，担负着向外界传达中共知识分子政策使命的周恩来说：“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俩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2

二 革命、纪律与“自我”

在中共早期的活动家之中，论对科学知识的兴趣和了解，张申府应该算是第一人了；论个人的倨傲自负和意气用事也无人能出其右，后一点从他自述的建党和退党经过来看最能说明问题。

关于建党，张申府向我们透露了一些很难见诸“正史”的情节。

按照他的回忆，1920年秋，李大钊同他共谋发展大计，俩人首先考虑的是口才出众的天津姑娘刘清扬，于是在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办公室约见这位“五四”闯将，没想到自幼习武并以秋瑾为偶像的刘清扬竟然不干，“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言外之意“守常老大吾老二”3，中共北方第二号党员的说法概由此而来。这里顺带指出，与周恩来和瞿秋白(《多余的话》)不同，作为北大学生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忆及北方建党时对张申府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4，可见毛泽东说他“不老实”一点也不冤枉。

另一个敏感的细节事关中共建党与苏俄的关系。按照张申府的回忆，1920年夏天第三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先到北京找李大钊谋划建党，李又介绍他去上海找陈独秀，随后张也赶到上海会见陈，成了北、南两地领袖的联系人。陈独秀曾有一封长信写给张申府讨论建党问题，并就组织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征求李、张二人的意见，信中特别嘱咐“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张申府，1980，220页] 这里张申府又一次通过自述，把自己放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关键位置上。

至于发展刘清扬和周恩来入党的经过，张申府的版本是这样的：“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指陈独秀）”；“我招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那是1921年1月。这时，我们已是情侣了。2月，周恩来参加小组。我把这告诉陈独秀。”张申府还坚持说周恩来入党的动机与意识形态无关，而“纯然是友好的表示，基于他对‘五四’时期国内朋友的信任，特别是对张申府本人和刘清扬的信任。”他又说：“我们互相尊敬，我提名周出任黄埔军校一个职位，那是1923、1924年冬天的事。”[111-115] 这里指的应是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事，时在1924年11月。

张申府关于周恩来入党动机的说法同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共旅欧组织性质的判断有关。他曾反复向来访的党史研究者说明，早期的中共巴黎小组只是一个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自由组合，而不是那种列宁式的政治组织。张申府的证词有多大的可信度呢5？诚然，他的政治回忆中含有自夸和自相矛盾的成分，但是我们看不出存在恶意歪曲历史的意图，他顶多是按照自己的印象在注释历史，并试图在对逝水年华的蒙胧追忆中反刍当年的荣耀与浪漫的理想。这正是张申府之为张申府的所在，也是他无法成为一位真正革命家的原因。即令某种机缘将他一时推上前台，结果还是应了瞿秋白引用过的那句家乡俗话——“捉了老鸦在树上做巢”，这巢是做不成的。

他记忆中的周恩来倒很象一位行为高尚的侠义青年，这与周后来表现出的气质和修养颇为契合，我个人是很愿意相信这样一位可爱的青年“伍豪”的真实存在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终其一生，张申府也未脱去其自命清高和不切实际的书生习气，他记忆中的人与事难免掺杂了经过主观印象滤光后的色彩。试想一下，在巴黎爱歌里路的公寓里啜着咖啡，望着窗外索邦栉比鳞次的屋顶，盘算着下午是去听耶纳的心理学演讲呢，还是到塞纳河边的咖啡馆去和朋友们讨论普列汉诺夫，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生活情调啊。虽然天生带着反骨，但他注定成为不了真正的革命家，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与他浪漫恣肆的天性格格不入6。他对周恩来的感情也可谓五味杂陈，虽然敬仰后者的人格并感其每每在关键时刻暗出援手，但是他的心底永远摆脱不了那个“老大哥”情结7。这种情结决定了他当年无法跟上社会剧烈变动的潮流，也不能及时体察身边年轻朋友的变化，通过学习和斗争他们可以将自己锤炼成坚韧无比的共产主义战士。

张申府的“老大哥”心态终于得到报应。1922年6月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叫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组织，身在柏林的张申府没有出席成立大会，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向年轻的革命家们发号施令。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923年2月少年共产党第二次大会期间，尽管周恩来、赵世炎等极力斡旋与调解，多数代表还是通过了一项将张申府开除的决议，理由是其目中无人，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当回到柏林的周恩来向张申府报告此事时，后者大发雷霆，反指周在其中捣鬼。周的回答是：“你太过高傲自满，群众有意见，给你点打击。”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郑超麟在《记“少年共产党”》一文中有生动的记述8，后来在接受张申府小女儿张燕妮的采访时又重加证实。郑超麟说：“我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原因是看了张申府为《新青年》所写的几篇文章。他是一个理论家、有操守的知识分子，但不是搞革命的人。”[130]

张申府对自己1925年退党经过的回忆也是绘声绘色。当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张申府因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同蔡和森等发生激烈的争执，一怒之下愤然退场，据说周恩来也随着出来并表示支持他的看法，同时劝他不可一时冲动，反之必须遵守党纪，重返会场继续讨论以求大同而存小异。“但我终于离开。周恩来却继续留下去。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言毕张申府仰天大笑，还把“宁折不弯”这四个字写在纸上给人看。到此他还嫌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接着他又比较俩人的家庭：“我父亲是读书人，周恩来的父亲是个生意人。气质不同：一个是倔强的、道德的，另一个是温和的、仁恕的。”[17-18]

在脱党一年多以后的1926年3月14日，张申府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自白》，此文很能说明他的秉性和处事风格。他写道：“我不会否认：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脱离共产党因为我觉着我不适宜集体生活。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罗素的信徒。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此据英著翻译，190]

张申府与中共领袖之间的佚事很多，最引人注目的还有两桩：一是在北大图书馆时对助理管理员毛泽东的颐指气使——“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后者曾在多个场合提起这段另其不快的经历9，而晚年的张申府则不忘以此自我标榜，强调当年“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230]；另一个值得他夸耀的故事是，1922年在柏林，经周恩来介绍发展朱德入党，而代表中共旅欧支部接受申请的正是他。

在张申府自己写的一篇重要回忆录中，叙述了在“四大”上的退党经过之后，他又加了一段说不清是自我批评还是自鸣得意的评论：“后来我到北京，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张申府，1980，554页] 的确，张申府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曾多次“滚蛋”。不算那些大大小小的私人恩怨，他一生中称得上精彩的“滚蛋”共有四次：1921年从教育部任命的华法教育会，1923年从少年共产党，1925年从中共，1948年从民盟。而最后这一次“滚蛋”，不但彻底葬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也导致早年的倾慕者与他的最终决裂10。

三 数学、逻辑与科学

张申府原名嵩年或崧年，1893年生于河北献县一个官宦家庭，1986年以93岁高龄卒于北京。他常引以为荣的同乡闻人是官至四库总纂的纪昀，实际上两人出生的村庄仅仅相隔十几里11。他承认后者“在学术和政治之间穿插，比我来得漂亮”[25]，或许这难得的谦词后面还有忌妒的成分吧。他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4岁被送到北京读初小，两年后入顺天高等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预科未卒业就直接读本科，在文科哲学门和理科数学门之间游走，又提倡“不考试运动”，结果从初小、高小、预科到大本无一文凭。1917年秋为蔡元培相中，被聘到北大预科教书，转年到图书馆工作。然而他既没有如其仰慕的前辈乡贤那样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博学鸿儒，也没有象他的早年好友梁漱溟那样由佛教和印度哲学而成为新儒家的一员；反之，他的问学之途由数学而逻辑、由逻辑入哲学、由哲学到政治直至积极地介入社会生活，成为20世纪初叶中国启蒙运动中的一个弄潮儿。

“五四”前后，张申府先后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的活动，任《新青年》编委，又参与《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新派刊物的创办与撰稿。他发表文章最多的刊物是《新青年》及其衍生出来的《每周评论》，从1917年到1922年之间就有46篇之多。许多针砭时弊的新思想和欧洲知识界的新动向经他介绍不胫而走，如一战后罗曼·罗兰、罗素等欧洲学者联名发表《告欧洲知识分子书》，张申府立即翻译过来刊在《新青年》上，并名之为《精神独立宣言》：“精神的劳动者诸君，五年以来被军队、被检查吏、被交战诸国的憎恶怨恨所分异离析。散遍全世界的诸同人，今当藩篱方隳、边界重开之顷，我们敢请于诸君之前，把我们亲爱的联合重新成起。”12 由于他读得多，下笔快，文风犀利，在青年中有很大影响。

张申府与罗素结缘始于他在北大图书馆的经历。那是1914年，刚入大学本科的他不久就翻遍了藏书楼里除工程技术外的所有书籍，一天忽然发现一本新到的英文精装书，是罗素的《我们的外界知识》，“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新意，又接连看了两遍，由此对罗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45] 后来他又搜寻到更多的罗素作品，从通俗读物《哲学问题》直到非常深奥的《数学原理》。罗素广博的知识、清晰的观念和优美的文字深深地打动了他，也极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冥冥中他好像悟出了一条拯救中国哲学的道路。与他的战友们喊出的“打倒孔家店”不同，张申府的信条是“打倒儒教，拯救孔子”，而他开出的药方就是用罗素的“名理分析法”和“逻辑原子论”来匡补孔子的社会伦理教义13。在1919－1920年间不到14个月的时间里，张申府共发表了十余篇有关罗素的论文和译作。特别是在罗素访华前夕，《新青年》发行了一期特辑（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由张申府策划，封面是罗素像和预告这位“世界的大哲学家”即将到访的消息，第一篇文章就是他写的《罗素》14。紧接着的第8卷第3号上，他又发表了《试编罗素既刊著作目录》。罗素显然看过这份目录，他在给自己的一个法国得意门生的信中说：“我现在介绍你认识一位中国同僚张申府先生……他对我的著作——全部著作——都有所了解（事实上比我自己还了解），并编制了一份难以想象的完整书目。”[123]

通过这份目录及其所附前言，张申府为自己造就了“中国罗素专家”的名声，然而他更系统地钻研罗素的科学与社会学思想还是在1926年以后，除了十余种译文外，他所撰写的重要文章包括《自由人的崇拜》、《罗素论原子新说》、《罗素自叙思想的发展》、《申府与罗素》、《罗素的演绎论》、《关于罗素》、《罗素论西洋文明》、《罗曼·罗兰与罗素》、《罗素的新书》、《祝罗素七十》、《海登教授论罗素的科学观》、《罗素——现代生存的最伟大的哲学家》等。值得指出的是，给他带来最大政治麻烦的那篇《呼吁和平》，也正是受到罗素反战思想影响的结果。在那篇惹祸文章刊出之后还不到两个月，解放大军已兵临城下，“围城”内的张申府在一个创刊不久的无名杂志上，发表了他在共产党掌权之前的最后三篇文章15。在题为《理性与狂妄》的第二篇文章中，他企图诉诸罗素的理性回应过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盟友们，实际上也是为自己的行为作最后一次辩护16。

罗素于1920年10月8日抵达上海时，张申府就是到场欢迎的中国学界代表之一，后来他们又在北京多次会晤并将通讯联系保持到1960年代，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在加拿大McMaster大学保存的“罗素档案”中，有一封罗素于1962年9月17日致张申府信的副本，该信是答复张申府对其90寿辰的祝贺的，信中写到：“如果可以的话，我真希望能够同你见面，畅谈我们分别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我希望你会再写信给我，因为我喜欢听到你的讯息。”[147] 在罗素去世之后，张申府在罗素研究方面仍是一副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架势。在1979年12月的一次访谈中他说：“我可能是全中国唯一了解罗素的人……罗素本人不认识孔子，但他的思想事实上十分接近孔子。其他人看不到这一点，但我看到了。就算罗素不承认他的学说接近孔子，但我的哲学能把他俩拉到一起。我是他们的桥梁。”[139]

张申府对罗素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数理逻辑的痴迷，而他能够早在1914年就踏进这个曲高和寡的领域，要得益于那时在数学与哲学之间的游弋，他的兴趣得到时任北大数学系主任的冯祖荀的支持。1920年赴法之前，罗素曾为他写过一封介绍信，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学生、才华横溢的青年数学家尼确（Jean Nicod）。张申府后来就此事回忆道：“任何科学上新的东西，都是我追寻的对象。尼确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他是一位背叛性的数学家，死得很早。1920年我对他的微积分的单一公理产生兴趣，请罗素在巴黎给我介绍。但到了巴黎，我却不好意思找他，因为我的法文仍然不行。不久在1924年他逝世了，但我仍然对他的著作有兴趣。我特别喜欢他的《归纳法的逻辑问题》这本书。”[123－124] 后来他又对罗素的另一名气更大的学生维特根斯坦感兴趣，1927年将其《逻辑哲学简论》翻译成中文，名为《名理论》。

张申府在德国的时候，经常从柏林跑到哥廷根去，据他说是为了同大数学家希尔伯特会面：“我一有时间就到哥廷根和希伯德讨论，他开拓我的眼界，让我从新的角度看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 张申府是否具备同希尔伯特讨论数学和物理问题的资本是值得怀疑的17，他如下的叙述却更为可信：“这个大学城镇是我逃离烦嚣的柏林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世界十分美好，到处是思想高超的人物”；“在哥廷根我决意翻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爱因斯坦，我在中国时便已经对他留意。1920年3月我写了一篇文章：《科学的革命》18，我是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史上的突破性以及重要性的人。他的学说使宇宙较为清晰、较为容易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也有很大的美感，它总结了和改变了物理学上所有的概念，使物理学更加哲学化。”[122－123] 他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以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称为“三绝”，因为它们“都是当时趋向绝顶的东西”；“记得有一次在柏林寓所集合了一些最熟的朋友，谈了一晚上‘三绝’”。[张申府，1993，99页] 无论如何，张申府的翻译的《相对论》没有出版19，但他一生确实发表了多篇介绍爱因斯坦的文字；除了上述文章外，他还翻译过罗素的《相对论与哲学》和《什么是物质》（节译罗素《相对论ABC》之一章），撰写过《爱因斯坦的人生观》、《具体相对论》等。他也翻译过罗素的《量子力学与哲学》，写过介绍伽利略、牛顿、伽罗瓦、弗洛伊德、庞德里亚金（Lev Pontrjagin，苏联拓扑学家）、卡尔纳普的文章。他的哲学随笔集《所思》与《续所思》，则是有意仿效帕斯卡和蒙田所为。

张申府对科学史、科学哲学，以及科学同社会的关系的关注应该特别提起。据他回忆，他生平发表的第一篇见于刊物的文章是1915年的《女算家古洼列夫斯基夫人传》20，关于此事的背景下文还要提到。1917年《科学》杂志第3卷第6号上发表的《教育中科学之需要》，则可能是他最早的一篇学术论文。据他记忆还曾在创刊不久的《科学》上发表过同数学史家李俨的通信21。1919李俨在《北京大学月刊》上分三期连续发表《中国数学源流考》，张申府为此还写了一篇《识语》，文末称“吾与乐知虽没见过面，几天一封信的往还已经两年，并尝同他通力合作的抱残守缺搜罗中国算籍；晓得他的确是个今日不可多得的学者。”22 抗战期间，张申府还以“算史氏”的笔名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过多篇介绍国外数学家的短文23。同期他在这份共产党的机关报上发表的文章还有《科学上的实践与理论》、《科学与民主》、《科学的发达》、《从墨家看科学》、《苏联科学的一般特征》等24。

张申府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哲学解释。于光远写过一篇题为《这件事得感谢申府先生》的文章，文中介绍自己于1936年上半年在清华大学读最后一个学期时，出于对张申府思想和人格的敬仰而选了他讲授的“形而上学”课。在课堂上张申府经常离开课本去讲时事，启发学生的抗日救国觉悟，同时也“讲物质、意识、时间、空间，讲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为学生开列的参考书单中列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于光远说：“在当时沾上了一个‘马’字就会受到迫害的国民党统治区，申府先生把这两本书列为参考书，是很要有一些勇气的”；“我就在图书馆把这两部博大精深、逻辑严密、论辩尖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巨著（英译本）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那时我的水平当然很低，但阅读之后还是使我一下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它的信奉者。我真不知道当时如果没有申府先生指定这两本书作为参考书，那我将会在什么时候读到它们。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必须感谢申府先生。”[张岱年/汤一介，1997，7－8页]于光远后来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自然辩证法”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创始人。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语境中就象一个法力无边的大口袋，同科学沾边的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它一股脑儿地装进去。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张申府正象《西游记》里那位从弥勒宫中盗走魔袋的黄眉童儿。由于他的指点和启蒙，共产党内多了于光远这样关注科学问题和具有批判意识的理论家，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这些新兴的学术事业得以在特定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起来。

四 婚姻、女人和性

张申府的前两次婚姻都是由家庭包办的，他对第一任妻子朱德浓怀着深厚的感情。但是1914年朱德浓分娩数日后去世，忧郁中的张申府开始对数学发生兴趣，不久就发表了那篇关于俄国女数学家“古洼列夫斯基夫人”（即柯瓦列夫斯卡娅，Sofja Kowalewskaya）的小传25。他投身数学的潜在动机有点象青年郭沫若之钟意医学，不过情趣要高雅一些。“他怀有一个不太秘密的憧憬，便是在传统无才便是德的朱德浓之后，他的另一位女伴要象一位俄国女数学家。”用他自己的话说，“让我从远距离，也就是在我的幻想中，探索另一类的女性”；“当我写高素娃（柯瓦列夫斯卡娅）传记时，我是把我的两个新的爱恋对象，女性和数学，结合起来。”在那篇传记中，张申府还发出了“谓女不如男者，岂天哉，人为之也”的疑问，模糊地表达出他超时代的女权意识来。[42-45]

张申府的第二次婚姻导致他对封建家庭和传统婚姻观念的愤怒与背叛。本来他看中了一位在北京和天津的火车上数次相遇的少女，并努力想象着将她同心目中的知识女性结合起来，父母也答应为他所心仪的女孩去找人说媒；但是当他被告返乡完婚时，才发现新娘不是自己的意中人。这次婚姻的结果给他带来一对自己“没有怎样理会”的儿女，但是反面的效果却是惊人的。张申府说：“我觉得受了欺骗……这新娘完全没有吸引力，非常愚笨。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大量阅读罗素，我觉得他关于婚姻自由和性自由的观点十分有意思。他救了我。”他又企图从逻辑上论证悲剧的原因：“我是谬论的受害者。我知道谬论，象谎话一样，只是推理错误的结果。倘若查出了错误假设的所在，那就有希望。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以及我遇到刘清扬的时候，我就推论出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正是这样的一个错误假设。象罗素一样，我爱上了逻辑，并向婚姻制度宣战。”[44-46]

张申府对罗素的羡慕与崇拜自然包括了后者在婚姻与性方面的思想和实践。罗素访华期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颇能说明张申府在这方面是如何不遗余力地捍卫他的精神导师的。问题起因于陪同罗素访华的女友海黛娜（Dora Black）的身份，这一有关礼仪安排的细节使东道主感到有些为难26，在公开场合与媒体上，主人介绍罗素与海黛娜的关系时或是用“亦师亦友”的晦涩说辞，或是径称后者为罗素夫人。这使张申府极度愤怒，为此他写了一封信给《晨报》编辑，痛斥这种伪君子态度27。在1946年所写的那篇《罗素——现代生存最伟大的哲学家》中，他还不忘提醒读者：“罗素得到人们极大的钦羡，这可从他生命中的女人所表现出的高度忠诚见得到……有些人对他憎恨，就是因为他得到人们的爱护，特别是女人。”[150]

张申府自己也在准备实践了，因为此时他已经迷上了热情泼辣的刘清扬。出生于天津一个回民商人家庭的刘清扬17岁就参加了同盟会，后来又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组织觉悟社，在“五四”运动后曾被全国学联派到南洋去募款（同时派去的另一个人是张国焘）。当张申府还在为他的第二次包办婚姻感到痛苦时，刘清扬已经在哥哥的支持下成功地解除了由父亲安排的婚约，全身心地投入到妇女解放和爱国运动中去了。1920年11月张申府以秘书身份随蔡元培赴法，同船的二十几名女青年中就包括刘清扬。名为《歌狄娜》的邮轮从上海到马赛整整走了30天，张申府住的是头等舱，在蔡校长及船上其他同胞们的眼皮底下开始演绎他同刘清扬的浪漫曲28。张申府说：“我们同船去法国的时候，是她先向我首先示爱”[72]，“可能我们快了一点”，“在上船前，我已另有女友。我不知道我的感情为什么转变得这样快。在女人方面，我真象罗素。”[8] 他还多次得意地提及，刘清扬在上船赴法前仍然是个处女，而他已结过两次婚，另有情人并且是三个孩子的父亲[84]。

“纵别有佳人，一般姿态，怎似伊情投意解，恰可人怀。”洪昇《长生殿》中的这段小曲显然适合张申府心目中的刘清扬。到法国后他们就开始同居了，翌年刘清扬生下一子。在张申府一生与其有过密切关系的女性中间，刘清扬是最突出的一位，这不仅是因为她同张申府维系了将近28年的准夫妻关系29，为他生育过三个孩子，流过几次产，更因为他们早年共同的理想和后来患难与共的经历。从欧洲回来后，刘清扬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妇女界的风头人物，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成为好朋友。即使张申府已经退出共产党，刘清扬依然得到李大钊的信任，至后者被害前还担任着他的秘书。1927年国共分裂之前，刘清扬是武汉政府的妇女部主任，这可以说是她政治事业的顶峰。在张申府晚年的回忆中，他的话题曾一再地回到刘清扬，并表示了对她的怀念与歉疚之情。

1922年在法国，当周恩来、赵世炎和邓小平们热衷于讨论如何将勤工俭学运动引向共产革命的时候，张申府却在中共小组的油印刊物《少年》上发表了一篇相当异类的文章，标题是《男女问题不成问题的解决》。文章起首就发惊人之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饮食没有什么神圣，没有什么污秽。交媾有什么神圣？有什么污秽？”接着他就宏论滔滔地从弗洛伊德讲到罗素，指出性是一切人类事功的必要起点，社会革命若不能伴随性意识的革命，那么这个革命是没有意义的；反之性的禁忌将会破坏崇高的事业，哪怕这些事业打着政治革命和浪漫爱情的旗号。他开出的社会学处方可谓一剂猛药：承认性和追求性满足的正当，在满足个人肉体需要的基础上从事社会事业的创造[60-61]。“整个20年代，张申府不停地指出，倘革命只意味着阶级和制度的重新整合，这革命将注定失败。此外，他也没有放弃他五四以来的信念，即在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的斗争中，妇女是站在第一线的。”[90]

在前面提到的那篇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罗素信徒”的《自白》中，针对社会上沸沸扬扬的关于他与刘清扬关系的议论，张申府震古烁今地辩道：“我和刘清扬的关系并非什么新鲜的事情。今天只有在中国才不能够承认一个已结婚的人还可以有爱人……我的意见是，性交、结婚和爱情是三桩不同的事儿……所以，所有这些什么‘同居丈夫’、‘同居妻子’的起哄都是无聊透顶。”[此据英文翻译，190]

对于张申府来说，1928年以后的几年是革命高潮消退的时代，他在这一时期的社会身份主要是大学教授和报纸编辑，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思考妇女与性问题的机会，先后发表了《性的艺术同性的自由》、《妇女与革命》、《男女的相喻》等文。在第一篇文章里，张申府再出惊人之语，提倡性的自由而反对恋爱，因为他认为解放了的“女性会堕入一个新的陷阱中，这叫恋爱”；“这种情景，是根本与性的自由不相容……如果总是如胶如漆恋着，那可没有什么自由可言。”在第二篇文章里，他借用数理逻辑的概念，重申“社会革命只是妇女解放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其充分条件”；这篇文章还介绍了英国生物学家海尔登（J. B. S. Haldane）关于试管婴儿的预言30。第三篇文章原系罗素新作《婚姻与道德》的书评，值得注意的是张申府在文中介绍了一对德国夫妇关于“性支配”和“性差异”的最新研究，涉及到男女如何克服互相反感的问题。[91-96]

这些文章都含有夫子自道的成分，因为从这段时期直到40年代，张申府在生活上正亦步亦趋地模仿罗素，不断地制造风流韵事。其中最轰动的是同北平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孙荪荃的恋情，他们从《大公报》的读者与编者通讯（张申府时主该报《世界知识》栏目）开始相识，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发展到高潮。孙是“一二九”北平学生大游行的两个总指挥之一（另一人是姚依林），张申府则被认为是后台老板竟至后来被捕入狱，孙参与营救不遗余力31。1937年前后，张申府又同自己的一个中国大学的前学生董桂生好起来，后者心甘情愿地跟着他，同行同宿，并为其承担文秘工作，为此刘清扬和孙荪荃都同他闹过；此事对后者的打击尤大。后来他又将董桂生介绍给另一位学生为妻，自己则回到刘清扬身边，为此董亦感到极度的伤心。

“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长生殿》）张申府在回忆这些往事时神情坦然，就象是在讲述一些有趣的冒险经历，他甚至把自己保存的几位女友的情书（包括骂他的绝情信）拿来示人。他在文革中所写的材料中承认自己有“三好”——好名、好书、好女人。1980年已是87岁的他面对采访者仍然如是说：“我有三个弱点，这就是我终生追求的三个爱好：书本、女人和名誉。20年代我刻了一个章，就是刻了这三好。这三好我从没有放弃……爱女人给我的麻烦就更多，象刘清扬和其他女人。这三好确实使我难为情，但我不能自拔，没有办法。到现在我还是这样。”他的客人的反应是：“他享受他的弱点，至死不悔。”[19-21] 我则不禁想起了罗素的“三种激情”，猜想至少在张申府的潜意识中有此一比32。

五 医治记忆的创伤

舒衡哲（Vera Schwarcz）是美国Wesleyan大学东亚研究教授，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她从1979年底开始，在长达五年的时间内对张申府进行多次采访，又花了若干年时间整理与核对材料，最终完成这本《张申府访谈录》，英文原名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33, 译者李绍明将其翻译成《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可以说非常到位34。

“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这是作者第一次同张申府见面时所听出的对方心声。这里我们不妨对当年的情景作一想象：86岁的张申府终于看到河清海晏的兆头，决心抓住机会敞开心扉，到那被遗忘的角落去找回真实的记忆。而他的谈伴又具备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匈牙利犹太家庭出身、二战后罗马尼亚长大、美国高等教育和学位，其父亲也经历过战争与革命并同他张申府一样热衷于追求女性与感官享受[2-3]，更重要的——舒衡哲本人就是一位聪明妩媚的知识女性35，这一切因素的合力抵消了两位对谈者之间年龄、文化和历史上的隔阂，使这部意识流风格的访谈录充满智慧和人性的闪光。

记者、主持人这类职业是特别适合某些女性的，她们的细腻、敏感、亲和力、同情心，有时再加上一点伪装的天真——直勾勾地看着你，傻乎乎地冲你微笑，不经意间就让你“面对面”地“说出你的故事”。舒衡哲显然具备了上述本领，她知道“张申府的个性很强。在他貌似随和的笑声下，隐藏着很坚毅的意志。他仍然在探测我。他要诉说他的生平，但要按照他的方式去做”[7]。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天真、率性、自负，有时言谈举止迹近顽童的老学者，“经常仰天大笑，声震屋瓦，笑声发自他的喉咙深处”[6]，以至得意忘形时，他那受教育不多的最后一位夫人会出来干预，说“周恩来是一个真正真正的好人”[18]，或者声明“这老头仍是很笨的”[219]。

不过舒衡哲可不是凤凰卫视的当家花旦，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她的目标是从对方迂回曲折、零乱纷杂的回忆中发掘出历史的真相。在书中我们看到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一条是在张申府家中所进行的旷日持久的访谈，另一条是历史片断、旁证和相关文献的插入，时间和空间则随着谈话的主题不断地切换。出场的证人既有张申府的亲人、朋友和学生，也有不喜欢他的人；那些随时插进来的历史片断中还包括少量令张申府感到难堪的情节。舒衡哲虽然感到“越来越喜欢这老人家”，但是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第二条线索在口述史中的校准与纠偏作用。有的时候，她会发现“自我吹嘘和历史考证在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的头脑里混淆起来”，因为他完全无视“少年共产党”在文献中确实出现过的事实，而声言“从来没有这个组织，有的只是由我们巴黎小组发起的青年团”。[113] 有一次，当张申府喋喋不休地宣称“我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时，舒衡哲立即觉察到“他的自夸，一度被他的丰富记忆包装起来，现在是毫无掩饰了。今天的他，有令人憎厌和不足信的地方”[14]。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张申府的回忆还是具有极高的价值。因为它出自一个特殊时代中的特殊人物：参与过中共创建的造反英雄，罗曼·罗兰等“精神独立宣言”的译者，爱因斯坦、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思想在中国的引介人，妇女解放的先驱和放荡不羁的风流才子，被剥夺了话语权利整整30年的学林怪人和政界异端。特别是，经历了一场荒诞的文化噩梦之后的我们发现，即使在中共党史这样的特殊研究领域，由于战争、动乱、意识形态、党内斗争的需要，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种当代御用史学“范式”的影响，一方面某些事件的本原已经非常模糊36，另一方面却有堂而皇之的矫饰与篡改。就此而论，一些曾被长期排斥在话语场外的人物，如果侥幸天赐颐年而又条件许可，例如张申府、郑超麟、罗章龙这些并无恶意攻击和歪曲历史意图的“异端”份子，他们的回忆正可补充官方历史中某些有意或无意的失忆，至少可以同后类文献互为参照，这样不但对专业的研究者弥足珍贵，也将极大丰富我们的记忆和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意识。

张申府晚年曾对朋友说：“我吃亏在于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张岱年/张燕妮，2001] 这本访谈录多少可以弥补一点他的遗憾37。在书中我们不但读到大量曾经被遗忘、被扭曲、甚至被暴力镇压过的往事，而且读出了一个人的思想、禀性、风格乃至音容笑貌。掩卷良久，主人公的形象还是一再顽强地浮现在我眼前：论思想的深邃和信仰的坚定他无法同李大钊相比，论处事的机敏和意志的坚韧他同周恩来差之千里，论为学的专一执着他不如梁漱溟，就是在他自视独步的罗素研究领域——要论起数理逻辑这样的专门知识他也比不上金岳霖38。他是一个历史的过客，有一段时间几乎被世人彻底遗忘，但是这又是怎样的一个过客啊！数月前他的幼弟张岱年去世时，得到党政军最高领导悉数表达慰唁的殊荣并被媒体冠以“国学大师”称号，而那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老弟之进入中国哲学领域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张申府真正起到过“老大哥”的作用。

在一篇寓意深刻的短文中，舒衡哲透露了指导她完成这一访谈的历史哲学，以及她的困惑和期望。她首先引述历史学家罗森斯托克-胡埃西（Engen Rosenstock-Huessey）的意见，后者呼吁历史学家停止说教式的编史工作而去倾听幸存者的声音：“历史学家是回忆的医生，医治创伤、医治真正的创伤是他的光荣。作为医生，他必须不顾医学理论而采取行动，因为病人患了病。所以历史学家应该在道德压力之下行动起来去恢复一个民族的记忆。”接着这句话舒哲衡自己发问道：“但历史学家是民族的医生吗？我当然不能、也不会把我自己看成是中华民族回忆的‘医生’，在这个领域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比外国研究人员不知要强多少倍。”[舒衡哲，1997]

“记忆是我们的伤疤，但比伤疤更严重的是现代人的遗忘。当记忆消褪时，同样消失的是它治理创伤和恢复元气的力量。一旦这些力量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意识了。”这段警句出自维特根斯坦文学传记的作者达菲（Bruce Duffy），舒衡哲将它作为全书的引文，其中的深意值得我们反复品味。

参考文献

舒衡哲 (2001). 《张申府访谈录》. 李绍明译.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张申府（1980）. 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 见：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所选编，《一大前后》（二，220-226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

张申府（1980）. 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 见：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所选编，《一大前后》（二，548-554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

张申府（1985）. 《张申府学术论文集》. 济南：齐鲁书社.

张申府 (1986). 《所思》. 北京：三联书店.

张申府（1989）. 《罗素哲学译述集》.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张申府 (1993). 《所忆》.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张岱年/汤一介(1997). 《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舒衡哲 (1997).《回忆和历史创伤的愈合》. 黄运亭译. 见上两书 (198－212页，51-64页).

张岱年/张燕妮(2001). 拂去遗忘——记张申府.《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年6月25日第八版.

郭一曲（2002）. 《现代中国新文化的探索——张申府思想研究》.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原载《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4期，107－125页。）

注释：

1 本文中未加特别说明的引文一般出自[舒衡哲，2001]，其中较重要的以括号标出相应页码，不再另注书名。

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357页。

3 张申府1980年写过一篇《忆守常》，说李大钊“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对其充满崇敬与感佩，文中完全看不出他在别处表现出来的张扬与倨傲[张申府，1993，49－54页]。

4 按张国焘的说法，是他和李大钊先行活动，然后“请北大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而后者“在一两个星期内就要启程到英国去留学，我们这三个发起人在李先生的办公室里曾有过两次商谈……”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100页。

5 我在张申府的旧作中找到一份相反的证词，在署名为R（代表“红色”与“罗素”）的一篇题为《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的短文里，张申府写道：“纪律是共产党之魂。失此共产党是不能活的，不懂得这个的人，不配加入共产党，更不配组织共产党！” 此时他仍是中共旅欧组织的负责人，或许他所理解的“纪律”只是青年追随者对他的服从。原文刊于在法国油印发行的《少年》第2号，1922年9月1日；本文转引自清华大学党史教研室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三册，北京出版社，1981年，152页。

6 一个可以参照的故事是，1924年夏天张申府还没退党时就在广州开过小差，原因是“天气太热了”。[9]

7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文中张申府写道：“那时我非常崇拜三位犹太人，把他们称为‘犹太三杰’，一位是马克思，社会学家；一位是弗洛伊德，心理学家；另一位是爱因斯坦，他提出了‘相对论’。这些经常成为我们讨论的话题。记得当我详细地谈了马克思的家庭和一生的经历，他的巨著《资本论》以及他的理论，马克思对人类做出的伟大贡献时，周恩来曾经谦称我是他的师兼友，由此可以看到当时我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张申府，1993，28页]

8 据郑超麟回忆，“赵世炎当主席不能说话”，“周恩来倒是声嘶力竭地在大会上替他（张申府）辩护的”。郑超麟是中共早期活动的重要见证人，由于“托派”问题长期被剥夺发言权，他的这篇文章写于1979年，内中对仍在世的威权人物亦毫无曲笔，史料价值相当高。参阅郑超麟《记“少年共产党”》，见其《怀旧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29－58页。

9 毛泽东回顾这段经历时曾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老板面色”的张申府显然是在这“大多数”之列的，参阅斯诺《西行漫记》。

10 1948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辽沈战役已在锦州打响、《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正在西柏坡通过之际，张申府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上发表《呼吁和平》一文，被中国共产党斥为反人民与反民主的“叛徒”，并被民盟开除盟籍，随后刘清扬致函民盟领导沈钧儒与章伯钧，表达对张的无比愤慨并声明与其断绝一切公私关系。至此他在国统区内为争民主、反独裁所做的一切都被一笔勾销。尽管如此，本性难移的张申府在1957年还是跳了出来，在同是储安平任主编的《光明日报》上发了一篇《发扬五四精神，放！》，结果领到新帽一顶。不过这时他已被人目为“落水狗”，五雷劈顶的灾难倒是先由章、罗、储这班老友去扛着了。

11 张申府《家世与幼年生活》[张申府，1993，1－3页]。

12 《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13 如同罗素、罗曼·罗兰、罗丹这些人名一样，这两个术语也都是张申府首先翻译引入中国的，但他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罗素的赞许。1981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还说：“罗素确不大理解和敬重孔子。这是他看事物不周全的另一例子。他把孔子简化为空洞的礼仪。但我的哲学是择其优者而从之，从不盲目偏见。到今天为止，我最敬重的两位哲学家是罗素和孔子。”[165]

14 除此之外，该期《新青年》上还有五篇罗素的译文，其中《梦与现实》、《民主与革命》、《哲学里的科学法》三篇由张申府翻译，另两篇是凌霜译的《工作与报酬》和雁冰译的《游俄感想》。

15 即《要求确认平津为文化城》、《理性与狂妄》、《论和平的可能》，分别刊于《自由批判》第1卷第9期（1948年11月11日）、第11期（1948年12月1日）和第12期（1948年12月11日）。

16 他写道：“现在世界，最好的东西就是理性；最不好的东西就是狂妄，就是发疯，就是反理性，就是赌气蛮干，就是残民以求逞。而在今日现实世界里，恰恰正是：最普遍流行的是狂妄，最难得不流行的是理性。谁不晓得，罗素先生是今日拥护理性而反狂妄最力的一个人，他在1920年上半年以前，曾对苏联鼓吹不遗余力，但自那年夏游苏以后，却总是不满，经常不断地拿苏联开玩笑。我相信，一个有理性的人，总应该承认苏联是一事，辨证唯物论又是一事。一个人对苏不管或亲或反，却不可单因此就对辨证唯物论或取或拒。对物对事必须能够这样子分别，这才是必要的理性态度。”[229]

17 这里或许是老年的张申府一时吹得兴起，或者是访问者误记了他的话。无论如何，他在早些时候写的《我的教育、职业、活动》一文中说：“在格廷根大学里，我还逢见了当时数学界泰斗、数理逻辑家希伯德教授，但未得交谈。”[张申府，1993，99页]

18 原文名《科学里的一革命》，署名张菘年，载《少年世界》第1卷第3期。

19 他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文中说：“到德国后，我的薪金没有了，只能靠卖稿子生活。我给商务印书馆翻译了一本爱因斯坦著的《相对论》，得到一些稿费（后未见此书出版）……”[张申府，1993，30页]

20 张申府在1967年曾对自己早年在报纸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作过大致的整理，从中知道早在1911年他就开始以“赤子”等笔名在多种报刊上发表过小品，而此篇算是首次见刊于杂志的文章，发表于《妇女杂志》第1卷第2号[张申府，1993，121页]。

21 张申府在1967年回忆道：“我同李乐知（俨）讨论中算史的通信，究竟登在哪年哪期还未查明。李乐知在1916年7月前已是（中国科学社）社员，我则是在1917年3月也已是社员。”此前他推测是在《科学》“第一卷第二期”，又说“时我还在北大读书。信署本名——张菘年”[张申府，1993，121页]；但该期上不见类似文字，笔者认为很可能是刊于1916年第2卷第2号上署名“慰”的《某君来书论著述中国算学史事》。

22 张菘年，《中国数学源流考略识语》，载《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1919）第4号，21－22页。

23 张申府自述“我又极爱好数学史，对数学故事、数学人物，至（今）如数家珍。可以说，在北大数学系三年里，只有数学史一门课，我的成绩是最优的。”[张申府，1993，85页]

24 实际上张申府是《新华日报》“科学专页”的主编，从1939至1947年，他在这家报纸上发表的其他文章还有50余篇。

25 柯瓦列夫斯卡娅原名索妮亚·柯文-柯鲁科夫斯基，父亲是俄国将军，1869年通过假结婚出国学习数学，后从师数学大师魏尔斯特拉斯，1888年荣获法国科学院为解决刚体旋转问题而设立的鲍廷大奖，同情民粹党，美貌且有文学天赋。这些都足以令青年张申府倾倒。

26 出面邀请罗素的是梁启超领衔的“学术讲演会”和北京大学，赵元任、傅铜等一路陪同。罗素当时还没有同他的第一任妻子艾丽丝离婚，但同时与包括海黛娜在内的几位女性保持着密切关系，这种藐视传统的作风在西方也属过于前卫，负责监视异端知识分子的英国军事情报局的秘密档案中就存有如下的记录：“在长沙时，给学生讲授社会主义。与一位不是他妻子的女士住在中国的一家旅馆里。”英国外交部还在事前照会中国当局：“如果罗素的言论具有破坏性，可否提请贵政府注意他的行动以及对公众的恶性后果？”关于这一插曲，罗素自己则有些顽皮地记道：“我只是简单地介绍她为布莱克小姐，其他的由对方猜去吧；她也只称我为罗素先生。有些传教士出于好奇，急于要看到我们，所以他们自认为我们的关系是‘纯洁’的，而且即使在他们来过我们住的地方，看到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后仍那么认为。”参阅罗纳德·克拉克《罗素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416－417页。

27 张申府《寄编者》，《晨报》1920年11月13日。

28 郑超麟根据传闻写道：“他（张申府）在邮船上同刘清扬结为伴侣，此事引起船上的风潮。”见其《怀旧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31页。

29 这样说是因为他们之间从无法律意义上的婚约，而且由于张申府的驰心旁骛亦曾数度劳燕分飞。

30 张申府写道：“因科学的进步，已经渐渐见到人工生产的可能。譬如英国有名的青年生物化学家海尔登君，就曾预言再过三四十年就可拿玻璃瓶子来养小孩。”按海尔登是剑桥大学遗传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1924年出版名为《狄达鲁斯，或科学与未来》（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的小书，内中预言了包括试管婴儿在内的多项当代生物技术。张申府亦曾翻译他的短文《血与土》。

31 张申府在“一二九”运动中的行迹延续了他独特的风格，据他自述：当日他和孙、姚等人将指挥部设在西单亚北咖啡馆的楼上，一边饮茶一边看着游行队伍的行进；一周后更大的游行爆发时，他坐在人力车上随队伍前进，途中还曾停下来斥责军警追捕女生；而在2月29日被捕的前一晚上，还进城听了河北梆子，身上带了不少钱，释放时又都送给警察了。见张申府《我在清华大学的一段经历》[张申府，1993，35－41页]。

32 罗素的原话是：“三种纯朴的、然而极为强烈的激情支配了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不可抑制的同情。”（Three passions, simple but overwhelmingly strong, have governed my life: the longing for love,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and unbearable pity for the suffering of mankind.）

33 Schwarcz, Vera. Time for Telling T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4 这一译本得到作者授权并赞许有加，认为“比我的英文原文还更接近张申府先生文字游戏的本来面目”；从网上知道还有一个名为《真言》的译本，译者是余景华。除此之外，原书的个别部分也曾以论文形式被人译成中文发表，如《在罗素与孔子之间》（王宇根译）等。

35 舒衡哲说：“当我因知道我也被包括在他对女性的不可救药的弱点而面红耳热时，他必定乐了一阵子。”[21] 这句话是译文中少数文法欠斟酌的地方之一，兹不赘述，读者自己可以品味作者原来的意思。

36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大”召开的日子和出席人数，按1980年得到当时中宣部领导赞许的一个调查结果，“一大”开幕的准确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各地到会代表12人，另有1人代表陈独秀，2人代表“国际”；所谓“七一”只是毛泽东在延安时圈定的一个“纪念日”。

37张申府生前曾整理过一个自己的论著目录[张申府，1993，120－162页]。最近有人提供了一个更系统的结果 [郭一曲，2002, 215-247页]，连同译文和文集在内共有484种之多，即使如此仍不能称为完璧。

38晚年的张申府曾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在给周信稿中说到自己的治学大病处加入了‘浅尝辄止’四字，因总自感有此毛病。这个毛病与用心过纷是分不开的。”见张燕妮《先父晚年生活琐记》[张申府，1993，170－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