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无:也说《顾准文集》的出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6 次 更新时间:2013-04-19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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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继无  

日前读到贵刊2013年第1期“《顾准文集》出版的曲折(卢惠龙文)”,提到“文集在上海学林等一些出版社飘移过,未果”,不禁勾起我一段清晰的记忆。

1988年的一天(具体日子记不得了),黄安国介绍我认识陈申申,并说有一部很好但可能有风险的书稿想推荐给我。我说好啊,我愿意看看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稿。于是,约定了一个日子,陈申申陪同我前往陈敏之家,谈书稿之事。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顾准著作的原稿。

陈敏之是顾准的五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也是一位参加过新四军的中共老干部。陈的寓所就在衡山路上衡山宾馆对面新建的局级公寓楼内(王元化、潘维明等当时都住在这里)。陈敏之简单介绍了他五哥顾准的身世、遭际及文稿的来龙去脉,询问我有无可能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虽然此前不了解顾准,但他的遭遇及风骨却深深打动了我,何况还有申申兄专门向我出版社写的情理兼备推荐信。我当即表示,愿意将书稿带回去认真拜读,只要没有太大问题,一定尽力争取出版。

回来之后,我将书稿先浏览一遍,感觉就像发现了一个未被发掘的金矿,我意识到这部书稿的价值非同一般,如能出版,或将成为我国思想史和出版史上一件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呢?我想引用王元化先生后来在香港出版此书时所作的序来说明,是对此书再合适不过的精辟介绍了——

作者的论述,明快酣畅,笔锋犀利,如快刀破竹。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烧燃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义无反顾,至死方休。所以,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照我看,凡浸透着这种精神的所在,都构成了这本书的最美的篇章。(其实夏绍裘最初所写的审稿意见就有类似评价)

当时由于工作繁忙,恐怕自己没有时间来精心编辑处理这部书稿,便有意物色一位同事来当此书的责任编辑。让谁来承担这个工作呢?我想到了哲学编辑室的老夏——夏绍裘。

老夏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老编辑,学识、文笔均属一流,秉性耿直,磊落坦荡,为此还曾吃过大亏——反右时被评定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右派,全家发配青海改造,在死亡边缘挣扎多年后,终于熬到改革开放,才得以回到出版社工作。我研究生毕业后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工作,便与老夏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初识老夏,除了暗暗佩服他的才情,还真对他决不圆滑的性格有些不以为然。后来时间长了,才慢慢觉得他的可爱可敬之处。

我找老夏商量此事,询问他愿不愿意接这个可能烫手的活,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于是把书稿给了他。几天之后,老夏非常激动地跑来对我说:顾准的书稿太好了,从未见过这么有思想的好书稿,我一定要当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他详述了对顾准书稿的评价,并十分严肃认真地对我说:书稿中有些内容可能会引起麻烦,这样会对你不利,你就不要出面了,将来万一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承担责任。特别是其中有两封信(该书稿都是顾准写给陈敏之的信),将来万一上面追问,你就说:是被老夏压下了,没让我看到。

一个罹难二十年的老编辑,如此勇于承担风险,保护我这样的青年干部,其精神着实令我感动,并更对他产生敬佩之情。可我也不是推诿责任之人,如果真有什么事,岂能忍心让老夏独自承担,而我却做个缩头乌龟?我当即表示,我是此书的终审,将来如果有什么事,我们共同承担责任。

这是顾准在1973年至1974年间与陈敏之通信讨论问题时写下的笔记,陈敏之将整理后的文稿交我时并没有书名。既然要出版,就该取个书名,而且还要取得好。我与老夏商量书名之事,老夏经过反复思考斟酌后,提议就用文稿中一篇文章的标题“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做本书的书名。经老夏这么一说,顿觉心中一亮——好一个点睛之笔,这一句话就把顾准文集的精髓给提炼出来了。我表示同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本后来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不朽名著的书名就是这样确定的。

当时要出版顾准的这本书还真是有些风险的。就在我接下书稿不久,出版局领导不知怎么就知道了消息,关心地跟我打招呼,转达市委宣传部的意思,说是顾准的书内容敏感,不宜出版,提醒我谨慎从事。我明确表示,我认为此书值得出版,如果上面真觉得不能出版,请下文正式通知。看我如此坚持,局领导便不再吱声。当时正值建国以来思想最解放的时期,上面大概也不愿过多干涉,但对我不听招呼的态度肯定是心有不爽。

书稿经过三审,送印刷厂排字时,已是1989年春天了。当时还是铅字排版工艺,要靠排字工人一个铅字一个铅字地码起来的,不像后来的电脑照排那么迅捷。正当排版完成,即将付梓之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北京风波,形势急转直下,很快这书能不能出版已经完全由不得我们说了算了。

就这样,顾准书稿出版之事被搁置了下来。后来,中华印刷厂有意见了:排好的铅版占了车间偌大的场地和空间,影响工厂生产,因此提出,要么赶紧印书,要么就撤版。此事后来惊动了王元化先生,大概是陈敏之向他诉说了顾准遗稿的遭际,王元化先生便牵线搭桥,让我们将此书稿转交给香港三联书店,让香港来出版此书(后来此书校样连同老夏所写的详细审稿意见和陈申申的推荐信一起交给了陈敏之先生)。这在当时大概就是顾准书稿可以出版的最佳途径了。终于,在元化先生的斡旋下,日后便由香港三联书店出了此书,书名便是我们当初确定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不知通过何种途径,让这本顾准的不朽名著在内地正式面世,书名是《顾准文集》。此书在内地甫一出版,便立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一代求索真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滋养。不过,它还是触犯了意识形态管制的天条,不久之后《顾准文集》就莫名其妙地遭禁——不准发行了。

(作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前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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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炎黄春秋》2013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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