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伟 刘宏松: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能否成功的三大标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9 次 更新时间:2013-04-17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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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伟   刘宏松  

摘要: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的和平发展》两份白皮书中,中国政府系统阐述了和平发展道路的特征、目标和意义,阐明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立场和决心。从历史的角度看,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了部分崛起,美国通过半和平的方式取代英国成为霸权国家,实现了全面崛起。这些都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经验参考。为塑造出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需要尽力减少当前面临的国际体系环境、与各大国的力量对比、周边环境、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舆论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中国如果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两岸统一,使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让中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就取得了成功。

关键词:中国 和平发展道路 和平崛起

2005 年底,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阐明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立场和决心。2011 年9月,中国政府又发布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总体目标和世界意义。两份白皮书的发布引发了学界对和平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和讨论。[1] 既有研究探讨了和平发展道路的背景、原因、涵义和意义,但却没有回答和平发展如何实现这一核心问题。要回答此核心问题,首先需要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外部环境以及成功实现和平发展的主要标志有清楚的认识。本文将在对大国崛起模式历史考察的基础上,评估中国当前面临的外部环境,提出中国成功实现和平发展的主要标志。

一、对大国崛起模式的历史考察

作为一个后起大国,中国能否在崛起过程中实现和平发展?一些西方学者对此持悲观看法。[2]

在他们看来,后起大国的崛起一定会挑战既有霸权国家,大国只能以非和平的方式崛起,而不可能和平崛起。[3]那么,在世界历史上,是否有后起大国实现和平崛起呢?在对大国崛起模式进行历史考察之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后起国家对既有霸权国家的挑战。西方的一些学者将荷兰、西班牙也视为特定历史时期的霸权国家。[4]对此,笔者不能认同。荷兰、西班牙等当时的欧洲强国不能被看作霸权国家。因为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霸权体系,而不只是在区域范围内拥有霸权地位的国家才能被称为霸权国家。以此为标准,英国应该被看作第一个霸权国家。后起大国对英国发起的挑战是历史上后起大国对霸权国家发起的第一轮挑战。这轮挑战是由德国和日本两个大国发起的。德国挑战的时间发生得比较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对英国发起了挑战;日本对英国的挑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发起的。德国和日本都选择了对抗性的崛起形式,以纯粹的军事手段挑战霸权国家。这两次挑战都以失败告终。

第二轮挑战发生在美国和英国之间。其结果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霸权国家。用挑战来形容当时美国与英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不十分确切。严格说来,美国并没有主动对英国发起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崛起是某种程度上的和平崛起。但在其崛起过程中,美国也经历了几次战争。这几次战争不是美国挑战英国霸权的战争,而是美国为维护英国霸权而卷入的战争。尽管有美国的帮助,英国还是失去了霸权地位。在维护英国霸权的过程中,美国崛起为霸权国家。由此可见,美国也运用了战争手段来实现崛起。因此,美国的崛起只能说是半和平崛起。在美国取代英国霸权的过程中,有很多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当然,美国之所以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取代英国霸权,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两国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一致性。中国的和平崛起很难照搬美国的崛起模式,因为中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将面临更多的困难。

第三轮挑战是苏联对美国霸权的挑战。苏联的挑战也是主要运用军事力量以及在东欧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扩展两种手段,但这轮挑战没有成功,最终以苏联解体而终结。第三轮挑战的不同之处在于霸权国家美国和后起国家苏联之间没有爆发战争,苏联通过军备竞赛以及意识形态和革命输出来挑战霸权国家。不过,这无法改变其对抗性质。

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四个向霸权国发起挑战的后起国家中,只有美国取得了成功。如上文所述,美国的崛起只能说是半和平崛起,虽然美国在经济实力上早已超过英国,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美国最终还是要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实现其崛起。可以说,没有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崛起很可能就无法实现。

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也没有借助战争手段。不过,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只是部分崛起,而不是全面崛起。在二战后的崛起过程中,德国和日本没有走军力扩张的老路。经过三四十年时间的发展,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在经济领域实现了崛起。但是,德国和日本没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大国,两国只是经济大国,还不是政治和军事大国。德国和日本放弃了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崛起诉求,只在经济领域实现了崛起。两国的和平崛起与其部分崛起的模式密切相关。可以想象,如果德国和日本要实现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崛起,就不一定能以和平的方式崛起。概言之,德国和日本只是走了半条和平崛起的道路。一个大国如果要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崛起,即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均实现崛起,就会面临许多不确定性。

通过研究19世纪以来后起国家与霸权国家关系的几个例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德国和日本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了部分崛起,美国通过半和平的方式实现了全面崛起。比较以上几个例子,还可以发现,一个后起大国如果寻求全面崛起,就很难不被既有霸权国家压制。面对霸权国家的压制,后起国家采用何种手段来加以应对?是以经济、文化手段或软实力手段为主,还是以军事、战争手段或硬实力手段为主,将决定其崛起模式是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

二、中国当前面临的外部环境

中国的和平发展必然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外部环境进行考察。中国当前面临的外部环境由以下五个方面构成。

第一个方面是国际体系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主导下的当前国际体系正处在转型时期。国际体系转型有两方面的表现:其一是新兴大国力量不断上升;其二是全球治理日益强化。尽管西方大国仍然是当前国际体系的主导者,但新兴大国力量的不断上升和全球治理的日益强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二者将推动国际体系转型。当然,转型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将会经历较长的时间。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和平发展同时发生。中国需要在处于转型进程的国际体系中实现和平发展。

第二个方面是与各大国的力量对比。与各大国的力量对比包括:中国与美国的力量对比,中国与其他传统大国(俄罗斯、欧盟和日本)的力量对比,以及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的力量对比。就中国与美国的力量对比而言,总体特征是中国在某些量化指标上逐渐接近美国,但在综合实力上,与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只是在经济领域的量化指标上与美国差距缩小。从软实力和军事领域的量化指标看,中国与美国尚不处在同一量级。经济总量等量化指标的接近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但综合实力的接近需要较长的时间。中国的崛起将会在与美国力量不断接近的过程中实现。就中国同其他传统大国的力量对比而言,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俄罗斯和日本,但没有超过欧盟集团;综合实力超过了俄罗斯,但还不及欧盟集团和日本。尽管中国的综合实力已超过俄罗斯,但在人均自然资源、军事力量方面与俄罗斯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由此可见,从与其他传统大国的力量对比看,中国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与其他新兴大国的力量对比中,中国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5]中国的经济总量在金砖五国GDP总和中占50%。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在新兴大国中处于“领头羊”地位。然而,与其他新兴大国相比,中国也有一些不足的方面。作为资源大国的巴西有着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印度的青年人口数量是中国的数倍,这意味着印度不会在近期内进入老龄化社会;南非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因此,尽管中国相对于其他新兴大国的力量优势较为明显,但还不能说中国具有绝对优势。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与不同类型大国的力量对比中,中国都不具有绝对优势。

第三个方面是中国的周边环境。中国周边环境的主要特征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二元结构。一是中国的周边邻国都以中国为第一大市场,以中国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由此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地缘经济结构;二是大多数中国周边邻国在政治上日益向美国靠拢,在安全上越来越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这导致东亚地区出现了美国主导下的地缘政治结构。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地缘经济结构和美国主导下的东亚地缘政治结构同时存在,是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周边环境的主要特征。以中国为核心的地缘经济结构和美国主导下的地缘政治结构是相互渗透的。在以中国为核心的地缘经济结构中,有日本和韩国这两个美国的盟国;在美国主导下的地缘政治结构中,也有与中国经济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中国的周边邻国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越高,在政治上向美国靠拢的倾向就越强。在这些国家看来,这是一种对其最为有利的选择。二元结构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并非由美国造成,但却为美国所利用。这给中国造成了一种印象:美国在包围中国。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也认为中国在排挤美国。目前,中国还不具备利用地缘经济优势来削弱美国地缘政治控制的能力。尽管中国已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强国,但在地域政治领域,力量还不够强大。

第四个方面是国际经济环境。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中,对中国有利的因素在减少,不利于中国的因素在增加。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西方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繁荣。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经济增长乏力,至今仍没有复苏的迹象。这是国际经济环境的第一个大变化。国际经济环境的第二个大变化是,由于中国国内资源和能源价格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国际经济环境的第三个变化是全球治理的日益强化。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谈判和合作就是其重要表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中国按照低碳经济要求承担减排责任,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就会降低;如果不承担一定的减排责任,中国很可能会受到世界各国的集体指责。

第四个大变化是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美元、欧元和日元都趋于不稳定,人民币加速升值。在人民币加速升值过程中,中国有控制不住升值速度的危险。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在国内消费和出口数据均有所下滑的情况下,对外投资可能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人民币升值增强了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但中国要深入了解东道国法律环境和政治环境,增强海外利益保护能力,才能有效降低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6]第五个方面是国际舆论环境。在当前国际舆论环境中,存在许多对中国不利的因素。并且,与过去相比,不利因素有增无减。过去,只有西方国家在舆论上攻击中国。现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也在舆论上攻击中国,认为中国站在了西方国家一边。国际舆论既不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也不承认中国是西方国家,但却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强调中国的大国身份,是为了让中国承担更多本不应该由发展中国家承担的责任。

国际体系环境、与各大国的力量对比、周边环境、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舆论环境是中国面临的五个方面的外部环境。在上述五个方面的外部环境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利于中国的因素。与其他方面的外部环境相比,国际经济环境中的不利因素相对较少。事实上,中国的崛起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崛起。相对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领域的崛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不过,对于中国当面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也不能过于乐观。如上文所述,西方经济的疲弱不振以及中国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将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出现中国经济未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情况,中国面临的国际体系环境、与各大国的力量对比、周边环境和国际舆论环境等各方面的外部环境都有可能随之恶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五个方面的外部环境中,国际经济环境最为重要。国际经济环境会影响力量对比,影响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影响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影响国家在国际舆论中的形象。虽然其他四个方面的外部环境也会影响国际经济环境,但都不如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大。

三、中国成功实现和平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对抗崛起和和平崛起两种崛起模式中,中国选择了和平崛起的模式。为了避免给“中国威胁论”的炒作者可趁之机,中国政府在两份白皮书中没有提及和平崛起,而是使用了和平发展这一相对温和的概念。然而,就目标和手段而言,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没有多大的实质性差别。[7]

从近十年的发展实践看,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这可以从中国经济力量的变化中得到说明。在这十年时间里,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200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13.9%。2011 年,已达到美国的48.4%。[8] 将过去的十年称作中国崛起的十年,并不为过。

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中国遇到了一些新的难题:美国实施重返亚洲战略,并围绕人民币升值问题向中国施压;周边国家在政治上不断向美国示好;中国出口的商品频频遭受反倾销调查;西方国家经济疲弱不振使中国不再享有相对优越的经济发展环境;西方出现重新评估中国战略威胁的言论等等。伴随着这些新难题的出现,否认和平崛起可能性的言论一再被提出。这些言论认为,美国将会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应当承认,虽然中国尽量避免在战略上与美国发生冲突,并且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出妥协的意愿,但美国仍然缺乏对中国的信任。在此情况下,中国也很难从根本上信任美国。[9]然而需要认识到的是,如果否认和平崛起可能性、主张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言论成为国内主流民意,将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国有可能在其推动下重复二战之前德国和日本以及冷战期间苏联用武力挑战霸权国的老路,并因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西方国家缺乏对中国的信任以及周边国家在政治上向美国示好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前提下予以应对。面对如此之多的新问题,中国需要采取新的应对举措。随着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中国不能提高增信释疑的力度和有效性,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就有可能发生动摇。

关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成功实现,笔者认为有三个主要标志。这三个标志就是中国面临的三个重大问题的解决。如果这三个重大问题得到了解决,就可以说中国已成功实现和平发展。第一个标志是以和平方式实现两岸统一。以和平方式实现两岸统一,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时间里,两岸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马英九上台后为两岸和平发展做出了努力,并准备坚持十年时间。但要以和平方式实现两岸统一,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两岸要在经济上实现高度融合。台商在大陆已有大量的投资,为加强两岸经济融合,台湾也应允许大陆资本进入台湾。此外,人民币和台币也要尽快实现直接结算。其次,要发展两岸的共有认同。诸子百家文化和对“我是中国人”的认同,都是共有认同的来源。目前,两岸的学生交流已非常频繁,两岸通婚数量也快速增长。这些都有助于两岸共有认同的发展。最后,两岸应逐步开展政治谈判,建立两岸军事互信。大陆和台湾可以通过共同维护钓鱼岛和南沙群岛主权来启动军事领域的合作。如果两岸能实现上述领域,特别是军事领域的合作,并且能够长期保持下去,和平统一的希望就会大增。

第二个标志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保持良性发展。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是后起大国与既有霸权国的关系。对于中国而言,当前时期是重要的历史机遇期。然而,在这个历史机遇期,中国也面临极大的挑战。作为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大国,中国已成为美国在战略上的重点关注对象。如果美国将其全部力量用于对付中国,中国的崛起就可能中途失败。中国或许可以学习美国当年支持英国的做法,在帮助美国的同时逐渐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当然,这一战略构想的可行性尚不明确。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学习了美国当年帮助英国的做法,购买了二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10]

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在未来若干年时间内超过美国。对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最乐观的估计是2020 年,最保守的估计是2040 年。[11]因此,未来十年到三十年时间将是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果中国急于采取对抗性的手段,美国就会用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策略对付中国。如果中国能够保持战略克制,中美关系就更可能保持良性发展。如果中美关系保持良性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就不会转变为对抗崛起道路。

第三个标志是中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中国的制度和价值观能否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主要取决于中国自身的行为和表现。如果中国的制度能够成为负责任的、人道主义的、充满包容和宽容精神的、能够让世界人民从中国的崛起中获益的制度,国际社会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就会接受这样的制度。反之,如果中国以攫取他国利益的方式谋求本国的发展,中国国内的发展成果又被少数利益集团瓜分,中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就不会被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接受。除中国自身的行为和表现外,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制度竞赛也发挥着重要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的制度暴露出很多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属于根本性问题。在当前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欧洲国家的极左和极右势力都有抬头倾向。当然,中国的制度虽然有其相对优势,但也有很多值得改进的方面。当前,一场以中国和西方国家为参赛者的制度竞赛正在悄然进行。如果中国在这场制度竞赛中胜出,中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就更有可能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结 语

从历史的角度看,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了部分崛起,美国通过半和平的方式取代英国成为霸权国家,实现了全面崛起。这说明后起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崛起的。国际体系环境、与各大国的力量对比、周边环境、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舆论环境是中国面临的五个方面的外部环境。在中国当前面临的五个方面的外部环境中,均存在对中国不利的因素。在和平发展进程中,中国需要尽力减少各种不利因素,塑造出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以和平方式实现两岸统一、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保持良性发展、中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是中国成功实现和平发展的三个主要标志。如果成功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就取得了成功。

注释:

[1] 参见王霞霞:“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综述”,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1 期。

[2] 约翰·米尔斯海默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参见John Mearsheimer, “Clash of the Titans: A Debate with Zbigniew Brzezinski on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Policy, No. 146,January-February 2005, pp. 46-49; JohnMearsheimer, “The Rise of China will Not Be Peaceful at All”, The Australian, November 18, 2005; JohnMearsheimer,“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Vol. 105, No. 690, April 2006, pp.160-162; John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4, Winter 2010,pp. 381-396.

[3] 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戴尔·科普兰著,黄福武译:《大战的起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4] 例如保罗·肯尼迪就持这一观点。参见[美]保罗·肯尼迪著,梁于华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版。

[5] 由于对中国与其他传统大国力量对比的讨论已涉及中国与俄罗斯的力量对比,这里不再讨论。

[6] 已有学者对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问题进行了探讨。参见陈伟恕:“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总体视野:一种以实践为主的研究纲要”,载《国际观察》2009 年第2期;苏长和:“论中国海外利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8期;汪段泳、苏长和主编:《中国海外利益研究年度报告:2008-200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7]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两个概念也有一定的差别。二者差别在于,和平崛起更加强调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上升。因此,在涉及这一涵义时,本文使用和平崛起或崛起的概念来进行讨论。

[8] 根据世界银行官方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9]北京大学的王辑思教授与美国霍普金斯学会的李侃如研究员合写的《中美战略互疑》一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剖析。参见王辑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分析与应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年版。

[10] 李彬:“2008 年中国增持美国国债逾2000 亿美元”,凤凰网,2009 年2 月16日,http://finance.ifeng.com/news/hgjj/20090218/383531.shtml

[11] 姚洋:“中国经济何时超越美国?”,载《联合早报》2011 年6 月8 日。

(作者简介:黄仁伟,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博士,上海,200083;刘宏松,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上海,2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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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家观察》2012.5,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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