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长平:和平发展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7 次 更新时间:2023-11-01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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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长平  

内容提要: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与发展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改革开放初期是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21世纪初作为发展道路的和平发展,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和平、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鲜明体现了和平、发展的共同价值观,特别是在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和实践中彰显了和平、发展的共同价值。

关 键 词:和平发展  时代主题  共同价值  新型国际关系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①全人类共同价值六大要素相互关联、层层推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与西方的普世价值有着本质不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鲜明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由此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本文聚焦和平、发展的共同价值,探究和平发展的语境演变,从时代主题到发展道路,再上升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最后分析和平发展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关系。

一、从时代主题到发展道路:和平、发展语境的演变

和平、发展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倡导和坚持的基本国策,也是我们对外政策的核心。但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外语境中,和平、发展要表达的意涵与目标也是有差别的。在把和平、发展确立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之前,和平、发展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中,至少有两种语境:其一是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其二是作为发展道路的和平发展。二者相互联系,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走得更加坚定,也更有保障;同时,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本身就是从自我出发去推动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实现。

(一)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

从时代主题(问题)出发论述和平发展,始于邓小平的战略判断。邓小平在1977年底提出“可以争取延迟战争爆发”的判断;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进一步阐明了“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判断”。1985年,他进一步指出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②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被概括为“当今世界主题”;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延续了十三大报告中的提法,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则表述为“当今时代主题”,后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都延续这一表述,“和平与发展仍是(或者仍然是)时代主题”。

中国政府把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带来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大转移,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工作。正是在这一重大战略转移的背景下,中国国力的快速上升、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才取得了如此巨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但是在过去四十多年中,随着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学术界和社会舆论界不时对这一主题提出如下困惑,这些困惑也进一步厘清了我们对和平与发展的认知。

第一,和平与发展是问题还是主题?和平与发展到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是已经成为时代潮流的主题。自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提出以来学术界不断提出这一困惑:在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趋于良好之时,我们往往强调和平与发展作为潮流的主题一面更突出;而一旦中国面临的环境变得严峻之时,我们强调和平与发展作为两大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这一面更明显。从文本上分析,这两方面的含义应该都具备,但具体到分析当时的国际环境时,我们往往又有所侧重。因此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含义到底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确实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

第二,这是一个经验判断还是一个价值追求?这与前面的问题也相关。如果我们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一种经验判断,势必要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当我们的安全环境遇到困难时,我们就会不断重新审视我们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否与经验事实相符合?但如果我们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一种价值追求,那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环境,和平与发展都应该是我们必须坚持和追求的价值。

第三,确立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的依据和目标是什么?尽管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是从世界大战可以延迟甚至可以避免的判断出发,提出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时代)主题的,但是显然今天只是从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角度来看和平与发展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尽管世界大战可能打不起来,但威胁和平与发展的因素并没有相应消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更加复杂,中国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关系的配角(或者是次主角),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角,也因此成为西方重点防范对象和遏制对象。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初时代主题刚提出时,我们谈防止世界大战主要是防止美苏之间发动世界大战;但是今天,西方的重点竞争对手已经转变为中国,中国自身直接感受到西方在和平安全与经济发展领域的空前压力。中国已经从第三方向当事者转变,即便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中国发展的安全环境受到严峻制约。那么,我们在新时代如何判断我们时代主题的依据是否有变化?

第四,和平发展的内涵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现在看来,可能不再是这样的泾渭分明。南北关系、南南关系中也有和平问题,冷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内部时有冲突和战争发生;东西之间,西方内部也有发展问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由于西方金融体系的脆弱导致的。另外,和平问题不只是世界大战是否可以打起来,即便是地区性战争、国家之间的冲突也是对和平的冲击;发展不只是经济增长,从我们国内的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发展问题已经从经济的增长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一国的发展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转变。

(二)作为发展道路的和平发展

当代中国选择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道路含义是,既要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其核心要义是,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而不是其他非和平方式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一定不是自身一家的发展,而是与其他国家一起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强调和平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等,都彰显了中国的发展理念。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社会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未来走向问题提出质疑,不仅是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势力炮制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国强必霸”;即便对于中国比较友好的国家特别是邻国,对中国发展后的和平性也有疑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中国必将长期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③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系统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政策,向国际社会郑重宣告,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坚持自己和平发展的同时,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积极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④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选择的同时,更进一步拓展了其内涵,以及实现和平发展的具体途径。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议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⑤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为了应对国际社会的“中国威胁论”,而是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并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和平发展的目标。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人民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这些具体途径已经超越对外政策议题,而是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道路和方向选择,事关人类未来发展和前途。

二、作为共同价值的和平、发展

和平与发展不只是中国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也不只是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构成。从时代主题、发展道路到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和平、发展理念认识的升华,和平与发展从我们的自我认知到国际社会的共有认知,从理念到实践,从国家到全人类,成为普遍公认的共同价值。

第一,和平、发展体现了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就开宗明义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联合国的首要和基本的目的,“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发展是联合国倡导的另一个重要观念。⑥二战后的世界完成了去殖民化的使命,但是发展问题依然严峻,殖民体系的遗产、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依然阻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联合国提出,所有国家都需要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联合国的重要理念,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作为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不仅确立了和平与发展作为主要目标,还确立了其他宗旨、原则作为手段。例如,为了维护和平与安全,和平时期就要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要求各会员国坚持主权平等的原则、履行宪章义务的原则、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危机和冲突面前,要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集体协助的原则;不仅如此,冷战后联合国面对大国对抗和国际冲突频发的背景下,创造性提出以预防外交为主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了实现发展的目标,联合国宪章第三条就提出了“促进国家间有关经济、社会及文化方面的合作,以解决国家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社会福利性质之问题。联合国是在二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首要目标当然是和平问题,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导致了法德意等国极端势力的上台,成为二战爆发的重要因素,因此,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深感发展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维持和平与安全必要条件。在联合国机构系统中,除了联合国大会关注发展议题外,联合国创设了经社理事会以及与经社理事会建立正式联系的联合国专门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直接推动了二战后国际社会的经济合作,对冷战后的全球化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第二,和平、发展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最大程度、最大范围地反映了全人类的普遍诉求,凝聚了各国人民的共识,反映了国际社会的迫切愿望,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包容性、共建性。⑦人类可能对和平与发展的内涵有不同的解读,对和平、发展的实现手段有不同的选择,但对和平与发展理念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应该是一致的,和平与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不应该有争议。

从历史上看,自近代以来,欧洲各国为争夺殖民地、获取或维护霸权,战争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经常手段。但即便如此,从拿破仑战争到一战爆发前,欧洲主要大国通过欧洲协调机制,实现了欧洲近百年大致和平;特别是1899年和1907年的两次海牙和平会议,开始对国家的战争权力加以限制。一战以后成立的国际联盟,通过集体安全机制进一步限制成员国进行战争的权力,规定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成员国之间发生争端后,应先提交仲裁,国际常设法院、国际行政院解决。1928年签订的《巴黎非战公约》,进一步宣布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规定签约国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争端和冲突,不论性质及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解决。这是第一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规定“非战原则”。联合国成立后,联合国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在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宗旨、原则和实现和平、发展的具体手段外,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确认:“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本定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联合国对“侵略”正式的定义进一步表明了国际社会反对侵略、追求和平的决心。

第三,和平、发展是当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必然要求。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动力就是国际法的发展。二战后,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国际法基本原则日趋完善。其中与和平、发展相关的原则包括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国际合作原则、民族自决原则、尊重基本人权原则等,直接影响了世界的和平、发展进程。所有这些国际法原则,包括对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强调、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限制、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的优先、对民族自决和人权的重视、对国际合作原则的重视,进一步证明了和平、发展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第四,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基本上也是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展开的。为了实现人类持久和平,中西方古代先贤提出一系列合作的思想。中国古代就有世界大同的理念。在西方,14世纪意大利思想家但丁呼吁建立一个能够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法国思想家皮埃尔·杜布埃提出仲裁解决彼此间争端,以防止战争;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呼吁卷入三十年战争的欧洲国家制定一项战争与和平法,签订和平条约,以国际法制止战争;卢梭主张建立欧洲联邦,一切国际争端应由联邦议会公断和司法解决;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倡导“和平联盟”,认为按照道德法则的要求,永久和平是人类的目的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主张以理性为指导实现永久和平。⑧欧洲先贤的思想和学说都是以欧洲联合为中心,反映了饱受战乱之苦的欧洲人民渴望和平、寻求联合的愿望,在当时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这种和平是抽象的,不是具体情势下的和平。

马克思主义从战争与革命的视角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就是典型代表。帝国主义论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必然导致对海外殖民地的扩张,由此产生的矛盾导致主要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战争引起了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即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革命成功后又主动退出了帝国主义的战争,例如一战时期俄国的十月革命,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与和平观。

受欧洲联合建立和平的启发,一战后建立的国联和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都把集体安全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手段,这也推动了二战后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制度和平论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还包括贸易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等;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现实主义主要从权力和权力的分配来考察国际和平与安全,如霸权稳定论、均势稳定论,两极和平论、多极和平论等;建构主义主张共同体和平论也为国际社会的和平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创新。

综上,尽管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对和平与发展的内涵、实现和平的手段有不同的理论解读,但它们理论和思想的核心指向是和平。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和平论、稳定论还是自由主义的和平论,或是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理论上都有它们的内在局限性,实践上也并没有真正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但是必须承认它们的理论取向还是和平的。

第五,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外交理念、思想和实践也鲜明体现了和平发展的价值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政府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与苏联结盟,60年代既反苏又反美,70年代与美国关系解冻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外交始终坚持高举反帝、反殖、反霸的旗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更是表明了中国在国际社会反对霸权主义、爱好和平的鲜明立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把和平与发展确立为时代主题,全面奉行对外开放的对外政策,坚持真正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冷战结束后,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倡导的新安全观、还是21世纪初倡导的“和谐世界”思想,都贯彻了我们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理念。

三、和平、发展作为共同价值指导下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和平、发展等理念上升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并在对外政策上积极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⑨在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中,如何践行和平、发展的共同价值,需要从理念构成和新时代外交实践中发掘。

从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构成看,“相互尊重”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石。新型国际关系理念首要构成的“相互尊重”,是实现国家间、文明间和平共处的必要条件。在现代文明社会,任何一对双边关系,从人与人的相处,到社会、政党、宗教、民族、文明等群体之间的交往,到现代国际体系形成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往来,相互尊重都是基础,是维护和发展双边关系的起点,也是维护国家间和平的基础。在国际关系中,相互尊重首先要尊重的是构成现代国际关系主体的主权国家的“国格”,就如同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人格”一样,这既是国际法的要求,也是国际关系伦理的体现。此外,相互尊重还需要相互尊重国家自主选择的政治社会制度、适合其国情的发展道路、富有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立自主的对外交往权利等。为何说新型国际关系思想中,“相互尊重”是“新”?这是因为在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以来,相互尊重并没有成为一个“铁律”。西方先是按照它们设定的“文明”标准,把世界划分为“文明”的西方世界与“非文明”的非西方世界,对于同属西方文明的自己内部,可能会有相互尊重,但对非西方世界,由于在它们看来没有达到它们界定的“文明”标准,在西方世界眼中往往就没有理由尊重。不仅如此,为了进行“文明输出”,西方还在非西方世界建立殖民制度,乃至为维护这一制度发动的战争都有了所谓的充足的理由——改造落后民族,推广先进文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视之为洪水猛兽,对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不惜以热战或冷战,通过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外交、文化等手段,予以演变,相互尊重更是无从谈起。不仅如此,在冷战后的西方国际话语体系中,更是充斥着西方对非西方世界制度的敌视与傲慢,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就是典型代表。

公平正义是新型国际关系的保障,也是和平、发展共同价值观的保障,只有实现了公平正义,和平、发展价值观的实现才有制度性基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概念源自西方,并且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衍生出了相应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但是,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际政治的本质仍是以国家利益为诉求的强权政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国霸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这让公平正义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落实。公平、正义的缺位导致国际社会存在长期的不安全感和普遍的“自助行为”,致使国家通常会以“正当的”国家利益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和平、发展的价值观也无法实现。如果不能确定有共识的公平正义,那么国家行为的施行就有了自我和他者眼中的“双重标准”,国家就永远跳不出“安全困境”的陷阱。在一个国家间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中,国际社会要从整体、稳定、长期的视野考量、处理不同国家的诉求和利益,就必须首先确定国家应有的共同权益和国家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公平正义”不但要“新”在国际政治准则的内涵上,而且要“新”在程序上的公平正义。国际关系准则的新内涵需要打破旧的强国主导弱国的思维,倡导正确的义利观、共同安全观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观,既要关注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主脉络,也要重视国家间的差异,使得权利中的利益和权力中的责任不至于分离;同时在确定国际关系准则的过程中,应该提升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比例和话语权,保证规则的合理和利益分配的均衡,推动国际制度变革和全球治理发展向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迈进。

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目标,也是和平发展的必然归宿。作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的目标指向,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最为核心的内涵,倡导共谋发展、互利互惠的新思路,实现国际关系向以合作为主旋律的转型与质变。首先,合作共赢“新”在观念意识层面上。在传统国际关系中,合作从属于竞争是主旋律,大国主要关心相对的权势和地位,中小国家则注重较狭隘的国家利益。国际社会更多地在灾难后反思悲剧性竞争形成的原因,而普遍缺乏对共同利益与合作的热切关注和深刻研究。随着全球化的展开,人类日益成为一个命运紧密联系的共同体:一方面,各国之间的客观联系持续加深,形成了全面的相互依赖关系;另一方面,和平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具有扩散性和联动性,其解决势必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在这种新形势下,强调合作共赢,最为首要的就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其次,合作共赢扩展了国际关系互动的新模式和新领域。合作共赢既强调合作也强调共赢,区别于传统国际互动中西方国家依靠科学技术、经济军事和国际规则上的优势迫使发展中国家向其依附的模式,合作共赢将合作建立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之上,从过程和结果两方面保障合作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只要合作保持在“共赢”这样一个协商一致的前提下,那么国家间互动的领域就能极大地拓展,甚至能够出现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友好合作“外溢”到安全领域问题的情况。最后,合作共赢依靠利益分配的普惠和均衡建构了新的合作网络。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形成,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国际机制的创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都是合作共赢理念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的成果。这种新的合作网络在高政治领域内也整合着国家间的关系和行为,推动着旧的国际机制和组织做出相应的调适和变革。

那么,在具体新型国际关系实践中,和平、发展的价值观又是如何体现的?

第一,我们呼吁各国人民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⑩

第二,“全球安全倡议”突出了中国政府在新时代的和平价值观。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他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11)全球安全倡议体系完整,内涵丰富,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国际安全领域的重要应用成果,更是对西方地缘政治安全理论的扬弃超越。“六个坚持”彼此联系,相互呼应,既有顶层设计的宏观思维,又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路径,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全球安全倡议最核心的是在理念上指引上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新观念,构建新型安全格局。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都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安全的威胁困扰着每一个国家,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只有彼此合作共同面对,方能收获持久安全。因而,牢固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观念,携手应对层出不穷的安全威胁,商讨有效解决之道,构建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新型安全格局才是维护国家安全、世界和平的正确选择。

第三,“全球发展倡议”彰显了中国政府在新时代的发展价值观。习近平主席2021年9月21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主要内容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12)全球发展倡议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以实干为途径,充分聚焦具体重点领域,为解决当今世界难题和匡正全球发展新征程,提供了一份立足时代特征和中国发展实际,为在疫情流行和俄乌冲突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不确定的背景下,提出了中国对未来发展的方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早已使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相连,经过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各国更应当意识到,在经济发展上,早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秉承开放精神,始终以创新为推动力,摒弃狭隘的保护主义,互帮互助,互惠互利,打造利益共同体,谋求共同发展,才能有助于全球经济稳定运行,才能推动国际秩序不断向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第四,尊重文明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当今世界有2500多个民族和众多的宗教,他们以独有的智慧创造了极为多样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是人类重要的精神财富。不同文明之间应当互相尊重,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使得彼此能够加深了解,在交流中彼此融合、发展,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生生不息。

总之,和平、发展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它们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目标之一。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与人类的文明进步。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③有段时期,中国的媒体和学术界用和平崛起,后考虑到崛起对国际社会的可能冲击,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改为和平发展。

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1/Document/1000032/1000032.htm.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5页。

⑥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页。

⑦汪亭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根据和现实基础》,《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7期。

⑧《国际组织》编写组:《国际组织》,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55页。

⑨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⑩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9页。

(11)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4月22日。

(12)习近平:《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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