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斌:老来忆“牛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0 次 更新时间:2013-04-14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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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斌  

作者当年是北大历史系助教,历史系的“牛棚”先后关押过三十多人,向达、杨人楩、邓广铭、齐思和、邵循正、罗荣渠、商鸿逵、范达仁、夏应元都在“牛鬼蛇神”之列……

老来闲忆

1966年夏天,北大的校园像开了锅。自校长陆平起,直至各系主任、各班级主任等大小干部,一夜之间统统变成“反革命黑帮”;各系科的名教授,统统变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被置于烈日之下,任由批斗。校园钟声从此长歇不鸣,斗争会上的口号此伏彼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锣鼓,从北大校园敲响起来。

“黑帮”二字,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上。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等人几天前在北大校园贴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同时,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刊发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评论只有千把字,却多次使用“黑帮分子”、“黑帮反党分子”、“黑帮”、“黑组织”、“黑纪律”这些词语,统统都是加给刚刚揪出来的“陆平及其一伙”的。北大校园里面被揪出来的一干人众,由此得到一个统称“黑帮分子”,关押他们的地方,就叫“黑帮大院”。

那时候,“黑帮”一词,在人们的感觉之中,好像只是北大一家的特产,与己并无关联。及至后来,各省市地方都有人陆续被揪出,“黑帮”这个词儿,反倒没有叫开,却为“牛鬼蛇神”所替代。其中原委,我没弄清楚。说起来,“黑帮”这个名称是康生起的,“牛鬼蛇神”则是毛泽东起的,命名者的位阶高低,应是一个因素。

“牛鬼蛇神”叫开了,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就成了“牛棚”。

两个词语解释过了,且说北大的“陆平及其一伙”。

他们在1966年的6、7月间,多停留在口头、笔头交代罪行的阶段,拉到室外示众批斗的事,尚属偶发;及至7月下旬,江青在北大东操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宣布代行北大党委职能的“工作组”应该赶走之后,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成倍增加,各单位、各系所将他们编成“劳改队”,形成建制,每人的罪名(“帽子”)大致成型,罪行的大小也排列有序。不过,这期间他们白天被拉出批斗、监督劳动,晚间还可以回到家里,总算还有喘息之机;到了1968年春天,聂元梓主持的“红色权力机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决定合编各系、各单位的“劳改队”,建立全校性的“牛棚”,“牛鬼蛇神”集中食宿,每日批斗、劳动,那就是一天24小时都在监管学生的眼皮底下,连喘口气的空当也没有了。

历史系的“牛棚”略有不同。自1966年9月27日,我们23人被押往位于北京北郊昌平县太平庄的北大半工半读基地之后,就进入一个全封闭的劳改营中。中间因聂元梓的“红色权力机构”一度势衰,监管学生自行散去,我们被“松绑”5个月不计之外,直至1969年6月,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前后被监管了30个月。

笔者当年是历史系助教,从沦落之日,至“牛棚”解散,没有一天缺席。如今屈指一算,历史系“牛棚”先后关押过的三十余人,只有两位年长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对“牛棚”的经历曾有涉及,但没深写。而今,这些人凋谢作古的已经大半;剩下的几个,若再不写,也就带到无何有之地了!

三院的门联

1966年6月1日晚,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等九人的名字,就上了学生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这个时候,上面急忙派来了工作组,责令他们作出交代。场面控制不住的时候,像6月18日,九人当中,吴代封、徐天新、范达仁的头上,被扣上了厕所纸篓或纸糊高帽,脸上、身上被泼了墨水。到7月末,工作组一撤,“天下大乱”,又揪出来向达、杨人楩、邓广铭、齐思和、邵循正等20人。两年之后,1968年,再深挖出吕遵谔、罗荣渠、谢有实、吴维能、李原5人,“牛鬼蛇神”总数达到34人。

这年,历史系(现在的考古文博学院当时还在历史系内)在册的教职工总数大约是一百人,揪出来的超过三分之一。“牛鬼蛇神”如此壮大,成了一支队伍,批斗他们要靠什么人呢?学生!青年学生一鼓即起,充当了“文革”初期造反的主力军。

各系的“牛鬼蛇神”都被赶到校园的空阔地面上,或是扫地或是拔草,实际上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批斗场。校外来人如同潮涌,据北大“文革委员会”的机关报《新北大》报道,自7月29日到8月28日,一个月之内,校外参观者约达212.4万人次;仅8月12日一天,就有13.8万人。我们胸前挂着一块“黑帮分子×××”的牌子,老远就把参观的人群引来。

那时候,历史系的办公室在三院。这本是一座庭院式的建筑,红柱青砖,对开的朱漆大门,从大门走到小楼,要经过一条只容两人并行的水泥小径。路面上长了不少青苔,院落十分幽静。1966年夏天,三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层又一层,有的前一张糨糊未干,后一张又贴了上去,其中以用红笔打了叉的“翦伯赞”三个字最多。倒是爬在墙上的常春藤还透出一点往昔的情趣,可惜,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去理会它了。

有一天,历史系的“牛鬼蛇神”24人,被叫到三院“系文革”办公室,一阵照例的训斥之后,监管学生刚要押着我们去校园拔草,还没走出大门,就被迎面进来的串联人群堵了回来。人越集越多,小院子的墙头上都站满了人。人流继续涌过来,我们原来排成的队形早被打乱,压成了一团。说起来,这群“牛鬼蛇神”,此时此地,居然不忘患难相扶之义,先把我们之中惟一的女性陈芳芝围在中间,又努力把年长的向达和体弱的杨人楩、邵循正挡在身后,甚至连周一良先生也奋勇向前,左抵右挡。

直到四十多年以后,年近八旬的夏应元先生同我一起回忆“牛棚”往事,说到三院被围这段,他突然嗓音放高了许多,慷慨之情溢于言表。读者朋友您不知道,当时我们已被斗了一个多月,整天都是晦气,哪有一点豪气?整天都在做鬼,哪能做人?那天的三院,急难相扶,倒让我们找到了做人的感觉,而且感觉至深!有道是,敝帚尚且自珍,在此之后我们窝囊苟活十年,中间能有这么一回,也算是轰烈一场。

还说当时的三院。站在前面的校外来人,与我们身子挨近身子,弄得我们本来弯着的腰也得直起来;他们想喊口号,也挤得抬不起胳膊伸不出拳头;站在后面的,既听不见我们的交代,更看不见我们的脸。三院门外的人群还继续往里涌,院子里面形成一个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之间全无界限的尴尬场面。这时,人群之中忽然有人喊道:“让他们站到上面去!”

三院有个阳台,坐西朝东,其实,这时的阳台也早被腿快的站满了。不过,经这一喊,人群中真的分出一条道儿来,我们被推上阳台,一字儿排开,挨个儿向台下交代自己的姓名、出身、头上有什么“帽子”等等,台上、台下也都安静下来。当时大概是在8月下旬,正是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之后。毛泽东手扶栏杆、面向小将挥手的大幅照片,当时的大报小报和宣传栏里,到处可见。台下的青少年们,可能有他们那个年代特有的敏感,一看我们站在高处,又身在栏杆之后,他们却要抬头仰看,不知怎么,就联想起“八一八”的检阅来。这时候,台下又有人高喊:“不行!他们像是检阅!让他们站到栏杆外边来!”

栏杆的高度接近1米;栏杆之外,只有一条宽约70公分的狭窄的排水道,下凹的水槽,宽不足50公分。我们只好跨出栏杆,站到外面的水槽里,我的脚尖距阳台的边缘,大约只有10公分左右。不想台下又有人喊:“跪下!全都跪下!”到了这个时候,在院子里的推搡、僵持,已有半个小时,我们被拉到阳台上,又被斗了半个小时,烈日之下,个个头晕脑胀。

我思忖,这里只有一膝之地,又是个凹槽,里面铺着石子,跪下来无论如何要控制住身体平衡,否则一头栽下去,虽不致死,摔断两根肋骨,怕是免不了的。那一年,我32岁,尚有如此之惧,向达先生66岁了,杨人楩、商鸿逵、邓广铭、邵循正几位,当时也都六十开外或年近六旬,他们能撑得住吗?说来真是万幸,我们都撑到了曲终人散。不过,批斗会结束,监管学生喝令我们出去劳动的时候,向达、杨人楩却仍然跪着不动,原来,他们一时竟站不起来了。

这是我们“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其实,控制平衡不栽下去,还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和羞辱,才是难关。西语系的教授俞大絪,英国语言文学家,平日教学严谨,要求学生在准确中求熟练,十分受人尊敬。在我们之前几天,她被勒令当众下跪。出身名门的俞先生,是个视尊严重于生命的人,这个世界既然如此地对待她,那还留恋什么呢?回到家里,她就从容、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消息刚刚传到我们耳朵里,还在心头震荡的时候,齐刷刷的一长排,我们也都跪下去了。最让人担心的是向达先生,他脾气倔强,恐怕承受不了这个“待遇”。第二天集合的时候,不想真是缺了他,我们心里一惊,还好,他是迟到了。虽然他因此被臭骂了一通,站在队里的我们却替他庆幸——向先生熬过了这一关!

一天,我们照例按时到达三院报到集合,只见退色的红漆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庙小神灵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我自沦为“牛鬼蛇神”已经一月有余,低头弯腰、口称有罪等手、眼、身、法、步的台上功夫,大致练就,心理上却还没有调适过来。这副对联,用的是当时写大字报的那种常见的薄薄粉连纸,字写得歪歪扭扭,贴也没贴牢。我看了一眼,心里就恶心、反感,觉得这是人身侮辱,歪曲了政治斗争,相信有识的领导一定会出来给予引导和纠正。——可怜我虽然身陷“牛棚”逾月,还是一脑袋的正统思想!过了几天,还是三院大门老地方,另换了一副对子:上联仍是“庙小神灵大”,下联却改了一个字,成为“池深王八多”。字体大了许多,一手漂亮的颜鲁公,贴得也严严整整。

来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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