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世涛:文革日记:规训、惩罚和日常记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94 次 更新时间:2013-04-09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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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世涛  

2010年5月,我读到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合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9年)一书,注意到作者援引了几种红卫兵日记手稿,从此开始关注和收集文革日记。本文以个人的收集和阅读经验为基础,对文革日记承担的功能、存世情况及其史料价值尝试加以考察。

一、作为规训的模范日记

按照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定义,规训指的是“规范人的多样性的手段”。社会通过多种制度(如学校、家庭或文化的力量等)用权力对人的行为、思想进行规训。这种规训不是压制,而是自我管制和参与的过程,结果造就“顺从的身体”和适合主流社会的思想。

日记本来是一种常用的个人应用文体,作者可以以日为单元记录自己的经历见闻、所思所感。但在六十年代,这一文体被政教机关广泛发掘利用,开始承担起了政教规训的功能,目的是将那些思想尚不成熟的年轻人塑造为宣教者期望的 “革命青年”。《雷锋日记》的流行可以看作这种规训的典范。

雷锋(1940-1962)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班长,是当时的一位先进模范典型。1960年12月1日,沈阳军区《前进报》以《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为题,摘发雷锋从1959年8月30日至1960年11月15日间的15篇日记,并加编者按。雷锋去世后,《前进报》又于1963年1月20日补充17篇,合计摘录发表32篇雷锋日记。(程世刚《〈雷锋日记〉发行内情》,载《党史博览》2007年第12期)

不久,《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杂志通过专题报道向全国人民进一步推荐这个典型,很快掀起了全国学雷锋的热潮。同年,121篇雷锋日记被选辑出来集合成书公开出版,书前冠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彪和邓小平五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

究竟《雷锋日记》的什么内容引起了这样多的领导人关注呢?已公开的《雷锋日记》起止时间大体是从大跃进到三年困难时期,但摘发的日记中我们看不到实际生活困难的记录,相反我们读到大量表忠心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这种不考虑正确与否、但自觉“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的形象正是政教部门所需要的:

(1960年2月×日)“为了忠于党的事业……今后,我一定要更好地听从党的教导,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讲价钱。”

(1961 年1月21日)“今天我在《辽宁日报》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的公报,越看越高兴,反复的看了三遍。……党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及时给我们指出方向,给我们增强了克服目前困难的信心,同时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党和毛主席是多么的英明、伟大和正确啊!我坚决永远跟党走,积极学习和贯彻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精神。”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但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两段话是这样的:

(1960年12月×日)“我深切地认识到,要想成长进步,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就必须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才能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林彪为《雷锋日记》的题词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是从这则日记中摘引出来的。这几句话因此风靡全国,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

(1960年10月21日)“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这段话并非雷锋日记的内容,但编者感到“如果把这四句话,同雷锋的事迹结合起来宣传,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将其纳入日记正文。(程世刚《〈雷锋日记〉发行内情》,载《党史博览》2007年第12期)宣传效果果然“很好”, “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成为文革期间专政机关和革命群众对待其心目中的“阶级敌人”的普遍做法。

《雷锋日记》展现的形象在学校产生极大的影响。我收集的1965年或1966年上半年间的中学生日记中,大部分都有读《雷锋日记》的记载,内容与王杰在1963年3月29日写的大同小异:“雷锋的日记我不止看了一遍,已看了数遍啦!前天晚上,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又读了两遍,学习了雷锋我又对照了自己。”这类记载一般包括读过之后非常激动,然后对照检查自己的不足,感到惭愧后表决心的内容。在个人日记中不约而同地出现类似的记录,表明大批读者(特别是中学生读者)主动地自觉参与了规训过程。

在《雷锋日记》的热心读者中,最初也包括雷锋本人。被树立为模范人物并摘发17则日记之后,雷锋开始在日记中注意写下自己做的好人好事,甚至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升华”。比如:

(1961年2月2日)“今天我从营口乘火车到兄弟部队作报告,下车时,大北风刺骨的刮,地上盖着一层雪,显得很冷。我见到一位老太太没戴手套,两手捂着嘴,口里吹一点热气温手。我立即取下了自己的手套,送给了那位老太太。她老人家望着我,满眼含着热泪,半天说不出话来。……一路上,我的手虽冻得像针扎一样,心中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

将手套借或送给老太太,普通人未必会当作值得记录的事情写入日记;而老太太得到手套后,“她老人家望着我,满眼含着热泪,半天说不出话来”,无论如何不近情理。这类记载表明,雷锋本人其实也是《前进报》上那篇以《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听党的话”主题在1960年后的日记连篇累牍出现,恐怕也和《前进报》摘发雷锋日记时的标题有关)为名的雷锋日记的忠实读者,而且像其他普通读者一样,按照自己对媒体制作出来的偶像的理解主动规范自己的日记行为。我们甚至猜测,他自己或许正是最先认真学习“雷锋日记”、并决心像摘发的“雷锋日记”那样行动的第一位读者。

在《雷锋日记》之后的十多年,凡是树立英雄模范人物,往往都会摘引其若干则日记发表,王杰日记、金训华日记、谈建华日记、刘朝生日记、蔡永祥日记、32111钻井队日记……都是这种情况。这类模范日记的宗旨不在于呈现日记作者真实的日常工作、生活和思想,而是树立符合政治形势需要的宣教形象。也因为这样,发表这类日记的过程非常复杂,通常包括编者精心筛选、认真修改拔高、层层把关润色等环节。经过复杂的发表过程,这些日记往往已经成为集体创作的成果。

我们可以举王杰日记的例子说明这一点。王杰是一位进行爆破训练时因不慎使炸药爆炸而牺牲的普通战士。部队最初将此事作为“事故死亡”上报并请示处理办法。但如果照“事故死亡”处理,所在单位的“四好”就没了,有关领导的责任也要追究。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活学活用了毛泽东思想,经军报“笔杆子”加工创造后,王杰成为因“活学活用”而“舍己为人”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杰出典型。相关宣传按照林彪1965年11月5日的指示进行:“我们宣传王杰同志,主要宣传他的优秀品质、模范行为和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事故问题,可以避开。”(卢弘《军报内部消息》,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123—124页)于是,我们在4天后的《解放军报》上就读到了以“一心为革命”为题的王杰日记摘抄,里面的格言警句(“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广为流传,甚至还得到了毛泽东的青睐:一次是1969年4月,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另一次是1971年3月,毛泽东对周恩来起草的一份关于中国乒乓球队是否赴日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报告上批示:“照办。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钱江《小球转动大球——“乒乓外交”幕后》,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

二、作为惩罚根据和手段的日记

规训主要通过典范的树立和自我的主动参与来实现,它的另一面则是对远离典范言行的严厉惩罚。这两个方面合起来,才能顺利共同完成“规范人的多样化”任务。

在文革发动时期,以《雷锋日记》为代表的模范日记作为规训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文革的全面展开,个人日记成为惩罚工具的特点就格外突出出来了。根据在惩罚过程中个人日记发挥作用的差异,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广泛流行的模式:

(一)作为直接的惩罚根据

我们可以举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的例子。早在1966年6月10日,学部召开党员大会收缴了旧学部党委记录本和一批个人日记本,由政治部人员保管。《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吴传启对学部常务副主任潘梓年的秘书周云之说:“党委记录和这批笔记本决不能落在别人手中,党委记录中还有潘的材料,给他们搞去不好,你立即把这批东西放在潘家中。”工作组进入学部后,吴又告诉周云之:“我已同关锋联系过,就说中央文革要用这批材料,谁也不能动。”周云之将钥匙送到中宣部交给关锋,由关锋妻子周英收下。7月21日,陶铸、关锋来学部时,关锋将钥匙交给陶铸,陶铸又给了工作组组长张际春,张际春又给了潘梓年,潘梓年又交给了工作组。(本报编辑部《陶铸王关戚破坏学部文化大革命罪行录》,载《长城》1968年10月30日第5版)

在这个历时十多天的“钥匙旅行”过程中,居然牵涉了新任中宣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学部文革工作组组长、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和他的妻子周英、学部常务副主任潘梓年、学部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吴传启。钥匙的问题之所以这样郑重,是因为群众如果使用个人笔记公开一些会议的决策细节,学部党委的每一位委员都可能被揪出来,成为上纲上线的批斗对象。所以,这个钥匙旅行其实代表了工作组进驻前后试图控制运动进程的努力。

但是,随着运动的展开,对个人日记的约束被打破了。当红卫兵、专政机关或革命群众怀疑某人是“牛鬼蛇神”、“三反分子”、“走资派”、“五一六分子”、“现行反革命”等科目的阶级敌人时,他们往往直接采取抄家行动,“反革命日记”成为查抄重点。比如据1966年8月至10月的不完全统计,首都红卫兵的“战果”中,包括反动日记、诗文6820本(篇)(《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油印件)。

这种运动模式也在晚些时候被引进学部。如1966年12月25日,在学部红卫兵联队组织的一次行动中,红卫兵总队文学所分队成员陈全荣和张大明的日记被缴获,而他们的日记中分别记有对关锋和林杰不满的话,陈全荣在日记中更写有“关锋有野心,他要搞陶铸”等内容。于是,广播站不断广播,说他们反对中央文革,陈全荣被“狠狠地打一顿”,“被打得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随后还被扔在六号楼楼梯口的垃圾箱里关了一夜。”(许志英《究竟怎么回事》,载《钟山》2007年第1期)文学所红卫兵分队也从此垮台了一段时间。

另外一个案例是哲学所实习研究员朱西昆的遭遇。朱是中国自然辨证法专业的第一届研究生(导师于光远和龚育之),因父亲是“右派”,在文革中表现并不活跃。但是,1968年初有人拿走他的日记后,发现大量非正统的思想。于是,这些内容很快被摘录出来,群众组织随后发起了第一次对朱西昆的批判会。朱事先一无所知,直到进入会场,才知道会议主题就是对他的批斗。在这次批斗会之后,朱给女友寄过两张白纸,还徒步到过通县(他参加“四清”的地方)。大约一周之后的早晨,他身穿“四清”时发的军服去跑步,但再没有回来参加对他的第二次批判会。当天下午,派出所人员来到学部,大家才知道朱迎着开来的火车自杀了。

类似的情况其实是很多的。1979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日记何罪”的两篇杂文(乐秀良《日记何罪》,载1979年8月4日《人民日报》副刊;《再谈日记何罪》,载1979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副刊),作者指出:“人们在日记里记录着自己的思想观点,既无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更无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既没有扩散,也没有对社会造成后果,何罪之有?!”“它一无宣扬,二无流毒,三无影响,四无不良后果。即使内容偏激、错误,也谈不上危害社会秩序,影响别人,更构不成犯罪和刑事责任。”他的文章发表后,不长的时间内就收到上千封来信,很多信件讲述了自己因日记而被批斗、处分甚至判刑的经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因日记遭祸的情况非常普遍。

(二)作为论证惩罚合法性的辅助手段

虽然日记中的非正统内容可能直接导致灾难,文革期间更常见的情况是先定性、再寻找材料加以论证,日记也成为论证惩罚合法性的辅助手段。

我手边有两册油印小册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泱日记摘录》(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直属战斗队,1967年3月)、《三反分子大叛徒薄一波的臭婆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明的忠实干将蔡濂的黑日记》(第二轻工业部革命委员会筹委会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编,1967年11月),它们显然是在原作者被“打倒”之后,再摘引其日记服务于“批倒批臭”的目的。

这种情况并非群众组织所独有,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等各种运动的正式定案材料中也经常见到。比如中国科学院“王锡鹏专案组”编印的《关于王锡鹏“五·一六”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附件)》(1973年12月,铅印本)影印了邱海平日记、张本日记、陈××日记、梁××日记、王××日记、齐××日记、钟世航日记、冯××日记等8种日记的条文。如果认真研究这8种日记,专案组不难查明王锡鹏谈不上什么“‘五·一六’反革命罪行”,但他们显然无意这样做,8种日记居然成为王的罪行根据。还比如,1977年北京市委印发《关于李冬民、张兆庆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时,附上了多份日记照片,但1980年李冬民的案子却彻底平反了。另外,张春桥的两则日记曾被摘引出来成为揭批“四人帮”时的参考材料,两案审理时蒯大富的日记也被摘引用作审判证据。

(三)作为思想改造的方法

除此之外,文革期间日记还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思想改造方法。管制者常常要求专政对象每天写思想日记(有时称为“认罪日记”、“改造日记”)上缴,这样就可以及时掌握管制对象的“活思想”。《顾准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原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曾经扼要记下自己写认罪日记的经历:一位北京师范大学张姓红卫兵“给我们定了规矩,每天都要写认罪日记,每天写每天交。他在上面经常批示的是三个字:‘不深刻’。交日记本时要交到他手上,可他还给我们时,却是扔在地上,让我们各自去找。”(于光远《文革中的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不过,这类日记很少达到目的。因为专政对象明白危险所在,会小心翼翼地应对,不大可能因此被抓住把柄;管制者其实也明白这一点,往往读得并不认真。所以,双方对这类日记其实都并不真正重视。

三、日常记录并未消失,文革没有摧毁日记

在惩罚的威胁下,一些人担心飞来横祸,在文革初期毁掉了自己的日记,并且不再记日记。但是,更多的人还是习惯开会时带上一个本子,时不时记一记;下班后或运动之余,也常常在本子上写点什么。

惩罚的严重威胁与日常记录依然流行同时并存,这种情况似乎有些矛盾,但也不难理解:感到安全的人们(如张春桥、蒯大富)不会担心日记被查抄,也就不会担心写日记会有危险。即使注意到日记可能带来麻烦,人们也会努力找出应对办法,比如将写成的日记藏到安全的地方(如可靠的亲人家里,或者机关的保密柜中);对违碍字句加以涂改或撕掉;写日记时不加评论,不写“活思想”,只记事实或别人的发言;在日记中点缀一些政治正确的词句,如此等等。这些因素使个人日常记录仍然能够大量形成。

所以,当我读到王友琴一篇标题为“摧毁日记的革命”的文章时,感到有些惊讶(http://spaceking.blog.edu.cn/2006/192924.html)。她在文章中例举了不少因担心作为“材料”使用而停止记日记的生动案例,称“在对上千人的采访中,我发现,文革中几乎没有人写日记”;她认为“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日记”。

我不这样看。学部是文革中受损极为严重的单位。在文革爆发时,这个单位大约有2000多人。我只访问过其中的20多位,但发现就有3位受访者留下了文革时期不完整的个人日记。另外,目前已经有四部包括文革经历内容的学部研究人员日记公开出版(《俞平伯日记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顾颉刚日记》,中华书局,2011年),我自己还买到了一部学部文学研究所某战斗队核心人物1966年的日记,一位民族研究所工作人员的日记则被别人买走了……这与访问上千人却“几乎没有人写日记”的结果距离甚远。

不仅这样,自2010年5月以来,我陆续在旧书市场上购得上千万字文革期间日记原件。作者单位包括地质部、交通部、二轻部、国家体委、华北局计委、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局、朝阳区财政局、朝阳区查抄办、海淀区农林局、颐和园管理处、新华社、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清华大学附中、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景山学校、河北北京中学、第二十五中学、草桥小学、北京军区大院管理局、市百货公司、北京某机械厂、北京某国营农场等;作者的身份也形形色色,有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教师、机关干部、研究人员、编辑、售货员、农场职工、解放军战士、工作组成员、中央专案组工作人员、军宣队员、工厂军代表等等。考虑到文革结束以来,大量重要的日记已经散佚(如彭小蒙日记、周景芳部分日记都被家人处理),我的收集经验或许可以说明,文革时期写日记仍是相当普遍的行为,并且直到现在仍有数量可观的日记留存下来。

其实,近些年来文革日记已经开始得到关注。以我有限的了解,除了上面提到的,至少有以下几种已经整理(有的在整理时进行了大幅修改,如杨沫日记)出版:

梁漱溟《日记》,载《梁漱溟全集》第八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陈白尘《牛棚日记:1966-197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杨 沫《自白——我的日记》,载《杨沫文集》第六、七卷,花城出版社,1995年;

张光年《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

谭其骧《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杨国宇《七机部文革八年:杨国宇日记》,自印本,2001年;

张新蚕《红色少女日记:一个女红卫兵的心灵轨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

吴 宓《吴宓日记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 : 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 德赛出版有限公司, 2006年;

刘雪峰《尘封的记忆——一个造反派的文革日记》(上下),华夏出版社,2008年;

孙维藩《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年;

张新蚕《家国十年》,作家出版社,2010年;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载《竺可桢全集》第18卷、第19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年;

史洛明《震撼灵魂的岁月:文革日记(1966-1972)》,自印本,2010年。

这些例子进一步说明:“文革中几乎没有人写日记”或“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日记”,是并不准确的说法;因为惩罚的威胁,很多人确实销毁了日记或不再写日记,但各个阶层写日记的情况仍然非常普遍,而且留存下来的数量极为庞大,这为发掘和利用日记史料提供了客观基础。

四、文革日记的史料价值

作为规训与惩罚工具的日记,通常经过了精心摘录甚至修改的过程。所以,当作严格的史料使用需要小心。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整体来说,日记的可靠程度远远高于大字报和揭发交代材料,我们之所以在定罪文件中经常读到摘引的日记条文,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记的可靠性更高(特别是附录原件照片的情况和直接引语部分),引用日记会使定案显得更为严谨。

现在,发掘和利用文革日记已不必服务于给定的宣教或惩罚目的,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史料方面。作为文革史料,日记能够从多方面补充或订正文革小报、正史、回忆录或口述历史等文献的不足。

(一)准确的时间框架

回忆录或口述史经常时间模糊、甚至颠倒错乱,而日记记录的时间一般来说是准确可靠的。

有一次,一位老师说到工作组时期为了压下各个中学反工作组的势头采取了军训的办法,并提及清华大学附中在文革初期去军训的时间为1966年7月19日或21日;但也有文章说,派到清华附中工作组“7月17日把208名红卫兵骨干拉到沙城兵营封闭军训”(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及《记忆》第10期)。清华附中学生到底是哪一天去沙城军训的?

我翻读了一册名叫“刘运通”的清华附中同学的日记,在1966年7月21日(星期四)条下发现如下内容:“一点半从家返校,两点多一点到校,后睡觉。6点一刻起床,打行李,吃早饭,集合。八点多从校出发,八点二十到南门,十一点到电力学校;十一点半到西直门车站,12点半上车,一点吃东西,将近五点到沙城下车;后打开行李,铺床,六点吃饭;饭后看电影,正片《南征北战》,加片《雪原民兵》(正片时我睡觉)。”这就可以确定,清华附中去军训的准确时间是7月21日。

(二)关键事实的澄清

随着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化,关于文革基本事实的描述被不断修改,不同时间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存在大量矛盾,但这些叙述往往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珍贵的历史信息。日记作为接近历史现场的记录形式,可以为筛选、整理和重新组织不同时间的描述提供关键性帮助,从而使事件的基本面貌和相关描述的变化过程呈现出来。

我曾经以北京电影学院一位教师的日记为基础,考订和组织不同时期对红卫兵抓走彭真这一事件的不同叙述(范世涛《红卫兵抓走彭真——对照民间记载与高层言辞的变化》,载《记忆》第61期,2010年)。其实,此类研究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三)领导指示基本内容的记录

文革前期大量领导讲话被传单和小报公开,但文革中后期的舆论环境发生变化,领导的意见不再公开透明了。而文革日记中则保留了不少领导指示的传达记录。

以下内容来自笔者收集的一位国家体委军管会人员日记。

1970年6月4日晚10点至6月5日凌晨零点50分左右,周恩来、董必武、江青、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了乒乓球、体操、女篮和男排的汇报演出。表演结束后,江青离去,周恩来留下来接见中国乒乓球队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并与体委军管会领导谈话,其中谈到体育系统怎样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你们内部主要是体院刘长信,表面上反贺龙,实际上捣乱。” “这恐怕是‘5.16’分子。”“国家队年轻人不懂,可以原谅,刘长信是一小撮。”

1970年6月22-23日体委军粮城干校用两天时间传达和学习了周恩来的这三句指示,还有国家体委军管会主任曹诚的指示:“总理讲到刘长信,体院传达时,要好好借这个东风。刘长信在贺龙问题上捣乱,捣谁的乱?捣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乱,捣毛主席的乱。你10点声明,是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引者注:此处原文空格,可能指‘中央首长’)说:坏到极点了。刘长信不是好人,是反革命。刘长信到农场里还给体委的人写信;刘长信实际上是支持刘少奇,为贺龙翻案的。他支持刘少奇,实际上是保贺龙、荣高棠的,把体委搞得很乱。”负责传达指示的魏新民说,“点刘长信的名,总理从去年到今年,已经是三次了。这是不能怀疑的。这个首先是支部、党员要树立信心,然后带领群众坚定起来。”除了传达总理指示,这次大会还强调是“一个向阶级敌人进攻的动员大会”,并结合学习对专案工作进行了整顿。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专案组支委会很快决定,“在学习班100天之内扫清刘长信组织的外围,并做好对刘长信关于组织问题的总攻准备工作。”7月7日下午三点半,总攻开始。

这些内容对于了解体育系统的运动和刘长信的命运显然非常关键。

(四)民间生活的生动记录

文革时期的经济生活资料非常零散,这为不可靠的说法流传提供了条件。比如,有一种流行说法称文革时期社会风气良好,“路不拾遗”。但在日记中我们却经常看到相反的记载:

史洛明在1970年9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这地方(引者注:指青海省西宁市)的人,很蛮横,到处可以看到吵架的,售货员同售货员吵,售货员同顾客吵,顾客同顾客吵……只要是买东西的地方,人多的地方,天天处处都可以碰到吵架的。……今天在黄廊街排队买洋芋的人群中,也吵架打架,把一个小孩子打昏了过去,生死不明;另外在排队买鸭蛋时,人群也是吵架,一个男同志把一个带小孩子要求买两份鸭蛋的女同志,从排队中拖出来了,吵了足足有半小时(每人排队应买鸭蛋三元),看来,这里人们天天在学毛主席的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唉!这些都停留在口头上的,到涉及一点个人利益时,大家还只想到自己。”(史洛明《震撼灵魂的岁月:文革日记(1966-1972)》,2010年,自印本,第354页)

统战部沙洋干校一位“五七战士”在1972年11月10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一位赵姓军代表在干校支部书记会议上传达的11月6日国务院会议精神,称“北京市出现两个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制造谣言。一件,是在天安门烈士碑前面,早饭后突然有1000多人一个多小时把南边18个池子的2万多株花都挖了。警卫人员没理,就把花都挖走了。事后,北京市给总理写了报告,总理批示:此事出在天安门、正阳门之间,在光天化日之下把2万多株挖走了,民警束手无策,未阻止,也未报告、迅速采取措施。只调查、不采取措施,不像专政机器。要小心两千株樱花树苗也有可能被挖走!第二个事件,抢购粮食。10月30日-11月2日北京市发生抢购面粉事件。从七机部粮店开始的,抢了以后又出现谣言,不是没有白面,而是有黑面,有的人家抢购600多斤。”(统战部某职员日记,本文作者收集)两件事虽然作为“反革命分子制造谣言”传达,但日后公开的文献表明,这两件事都是真的(穆玉敏《哄抢天安门广场花坛的背后》,载《人民公安》2011年第14期)。

这类记载表明,虽然文革将“破私立公”的努力发挥到了极致,但社会风尚根本谈不上什么“路不拾遗”。

当然,可靠的历史需要多方面的文献相互印证才能确立,而日记也只是一种史料类型。由于每一本日记都隐含了大量关于某地区、单位和某些人物的背景知识,虽然作者熟悉这些知识,普通读者却很难了解。所以,文革史料在各种史料中属于利用难度相对比较大的类型。在阅读各式各样的文革日记时,我就经常遗憾对作者的所在单位、所参加的组织所知甚少,而现有的文革研究文献绝大部分是个人视角的,系统反映一个单位、一个群众组织、一个地区运动变化过程的文献少之又少。这既折射出文革史研究的不足,也影响了文革日记史料价值的充分发掘利用。

五、采集文革日记的经验

虽然文革日记的生产数量极为可观,但由于老辈人的故世、搬家等原因,这类作品正在迅速流失。发掘和抢救这类文献的意义,或许可以和发掘口述史料相提并论。

我收存的文革日记主要来自孔夫子旧书网(http://www.kongfz.com/)和北京的旧书市场。孔夫子旧书网是国内最大的旧书网,网上经常可以见到文革日记出售。各大城市也大都开辟了专卖旧书的市场,如北京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周六、周日开放,一般周六早晨和上午为佳)、报国寺旧货市场(周四上午最热闹)和双盈市场(一周开放七天)都有专门卖旧书的地方。

在旧书市场上采购文革日记特别需要耐心,有时会有意外的收获,有时却一无所得。一般来说,文革日记本其貌不扬,散乱在旧书丛中很不起眼,但越是装帧朴素的旧本子,越需要认真对待。有塑料皮的漂亮本子,大都是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产物,即使有内容,也往往与文革主旋律关系不大。

在各种文革日记中,成套日记的价值要远高于单册日记,因为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单位文革的过程变化;在生活日记和工作日记之间,工作日记的价值又高于生活日记,其中往往记录了各色人物在运动中的发言摘要。

粗略浏览文革日记,不难确定作者的身份。一般来说,充当“革命动力”的作者写的日记要比“革命对象”的日记内容更为丰富。比如,中学红卫兵日记的价值往往高于中学校长日记;群众组织头头的日记,往往比观潮派的日记内容丰富;专案组成员的日记,价值往往高于专政对象的日记。当然,这只是非常粗略的说法,例外情况也很重要。我曾访问过的一位学部老师在被隔离的情况下冒着极大的危险坚持写笔记,虽然最后还是被发现和抄没,但有一不起眼的小册日记本夹在书中成为漏网之鱼。王行国的《北京四中“劳改队”日记》(载《记忆》第72期,2011年6月30日)是在劳改队被专政的险恶情况下记录的时代证词,文献价值是任何回忆录或访谈录所无法替代的。

从时间来说,我感到最有用的是文革前期的日记和1970-1971年间的日记,“九一三”事件后的大部分日记充斥学习中央文件和马列主义经典的笔记,还有不少中医中药、诗词歌赋、名言警句或民间小说(所谓手抄本)的摘抄,史料价值相对低得多。

文革初期工作组派出前后的记载之所以宝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这一时期各单位群众立场明显分化,并成为日后派系分野的源头;二是因为党委或工作组对群众分类排队的资料、工作组组员日记大部分被销毁——如1966年11月12日《陶铸同志在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的讲话》中要求,“现在第一步把文化大革命材料处理掉,烧掉”;周恩来11月27日接见全国赴京部分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时,要求现在将工作组整理的材料“封起来”,“等大家回来,首先是左派学生回来,共同协商,一烧了之。”而文革小报当时尚未流行,大字报资料也未必都进行了抄录和归类整理,整理了也可能被烧掉,所以党委或工作组领导运动时期的资料相对欠缺。

1970-1971年间的日记之所以特别可贵,也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1969年10月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发出后不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迅速下发了经毛泽东和林彪“批阅”的《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的紧急指示》。按照这一指示要求,上级的指示、命令、决定,其他重要文件和重要会议精神要严格按照规定范围传达。规定传达到哪一级就只能传达到哪一级,规定在党内传达的不能向党外传达,规定在干部传达的不能在群众中传达,规定在军队中传达的不能在地方上传达,规定原原本本传达的就要原原本本传达,规定不要原原本本传达的只能传达精神。个人不许以封锁中央和上级指示为借口,要求传达不该传达的问题。上级发的机密文件、负责同志的讲话(包括录音)和重要会议的记录,未经批准,一律不得翻印、复制、抄录和散发,更不准扩散到社会上去。因此,信息变得非常闭塞,运动的领导不再像以前那样透明了。而1970-1971年的个人日记中往往留下了当年的传达记录和会议记录(如周恩来、谢富治或更小一些人物的讲话),这对理解运动的轮廓非常关键;其次,清查“五一六”分子既是文革的继续,也是对前期群众造反运动的一个总结和“反攻倒算”。围绕此前发生的群众造反运动重大事件和重点人物,各单位组织了强有力的专案组进行调查。因此,从日记中往往能看到此前一些关键事件、关键人物、关键活动的线索。曾任清查“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吴德谈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又把当年的造反派和“五大领袖”“抓起来,批判了一下,批判的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没有新的。”(吴德口述,朱佳木整理《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75页)他的口气如此轻描淡写,但仅就文革史的系统调查来说,清查“五一六”分子形成的文献确实是最系统完整的,“批判的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离事实并不太远。

当然,对于清查“五一六”分子时期的日记,使用时需要格外小心。因为整个运动以清查莫须有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为目标,以延安整风时的“审干九条”为指导纲领,“逼供信”在全国范围盛行。在专案组的长期逼迫和诱导下,大部分重点运动对象都有被迫虚构事实的经历。所以,该时期材料的可靠程度,要根据内容的前后一致性和前期文革的背景来判定。

除了以上方面,文字书写好坏也是影响文革日记价值的基本因素。不少日记字迹潦草,读起来相当困难。糟糕的文字书写会挫伤阅读的兴趣——只是在收集了不少日记之后,我才明白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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