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保云:中华文明的过去与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86 次 更新时间:2013-03-30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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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保云  

摘要 中华文明的核心标志是官僚制,它的纯形式在唐宋时期已经成熟。西方的现代化始终伴随着引进中国官僚制的运动,与其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发展并行。没有官僚制的引进就没有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现代文明是由资本主义、民主、官僚制三者结合而组成的一个平衡结构,单面发展的官僚制只能是“旧制度”。中国的未来前途在于形成一个平衡的现代文明结构,努力向世界文明的中心迈进,而不是复兴作为旧制度的中华文明。

关键词 中华文明 官僚制/集权官僚制 西方的兴起 现代文明

中华文明与世界现代文明究竟是什么关系?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作出客观正确的回答。近代以来的知识传统不断地告诉人们:现代文明是从欧洲中世纪社会母体中发育出来的,是西方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的产物;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区的传统文明则对现代世界文明没有什么贡献。这一西方中心论的观点至少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已经很牢固了,以后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一个错误尚未得到反省,另一个错误却日益盛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GDP也在2010年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国家自2008年陷入金融和债务危机至今未摆脱困境。面对这个局面,一种认为中华文明将要取代西方文明的论调不胫而走。中国威胁论、中国模式论以及种种猜测和预言充斥在各类文章和著作中,汇成了一股不小的令人迷茫的思潮。

中华文明的标志

本文所说的“文明”是指与人类理性发展相关的那些因素,比如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个人与社会组织的交往方式、程序、礼仪、社会的秩序、经济和政治的制度,等等;而“文化”则是指人们在特定自然环境下所形成的各种语言、肤色、生活习惯以及宗教、艺术、道德等价值观念。①现实中,文明与文化的因素常常结合在一起,二者相互支撑、相辅相成。

“中华文明”当然是指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文明。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人可能首先会想到道家、儒家的思想体系。但按照本文的概念区分,这些不属于文明而属于文化。它们是思想观念的形态,起到对文明因素的辅助和支撑作用,但并不等同于文明因素。在西方兴起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也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

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很显然唐宋时期以至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就其幅员和成就而言都比同一时期中世纪的欧洲要文明得多。作为一个标志,可以看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多少主要的成果从中国传入欧洲,而不是从欧洲传入中国:首先是经过中亚直到罗马的丝绸贸易;其次是来自中国的一大批发明——传播文化的纸和印刷术、便于保持洁净的瓷器、汉代军队所用的弓箭、铸铁、运河的闸门、手推车、在海上行船的舵、航海用的罗盘、火药以及其他各种发明。与这些物质文明相对应的还有中国的先进的官僚政府形式,其中包括文官考试制度,更不用谈像绘画这样的艺术了。”②这里除了绘画艺术属于文化范畴外,其他都属于文明范畴。

在费正清所列举的这些文明要素中,什么是可以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要素呢?自然科学和技术尽管十分重要,但只有在比较原始的文明中才被作为标志。尽管西方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发生了多次科技革命,但我们总是把资本主义和宪政制度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标志,而不是把飞机、大炮、航空母舰等作为它的标志。制度的文明因素要高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文明因素。因此,在费正清所列举的这些文明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官僚制。

官僚制不是中国的特产。凡是在人数众多并需要为共同目标而组织起来的地方,就有发展出官僚制的可能。在世界历史上,除了中国的官僚制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官僚制。但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其他的官僚制均没有成为其文明的标志。在有记载的历史上,古埃及形成官僚制的时间最早。它自公元前3200年开始,历经整个法老时代。各代法老的王朝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法老是最高统治者,由中央分派各省总督以统治全国。古埃及在公元前641年被阿拉伯人征服,公元前332年又被马其顿占领。沿着这个线索,古埃及的官僚制传承到罗马帝国(前27年~395年)。这是一个断断续续的发展过程,到罗马帝国时期官僚制发展水平也不高,远远不能与当时的中国相比。而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这一条发展线索也就断了。

另一条线索是中国。官僚制在中国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一些学者经常提到的印度莫卧儿王朝(1526年~1857年)、奥斯曼帝国(1299年~1922年)以及波斯(伊朗)的官僚制,这些政权由成吉思汗后人建成,它们是中国官僚制的对外推广,均属于中国线索的延伸。

中国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商朝时期(约公元前17世纪~前11世纪)就有一定发达程度的官僚制体系。商王下面最高的官职为“宰”和“尹”,相当于后来的丞相。下面的官职分内廷官和外廷官,内廷官管理商王私人和宫廷的事务,外廷官系统主要是分封到各个方国的首领,如侯、伯、男等不同等级。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基本上承袭了商朝的制度。周天子将各个庶子分封为各地诸侯,然后逐级分封,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体系。不仅如此,西周还把官僚制的网络延伸到基层,把农民和家庭按照一级管一级的官僚制方式组织起来。当然,西周官僚制还属于早期形态,尽管它深入到草根层面,但它从上到下都是与家族血缘系统混合在一起的。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诸侯争霸局面。由于各诸侯国经常处在激烈竞争甚至战争的环境之下,不得不想方设法提高本诸侯国管理的理性化水平,从而促进了官僚制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个时期,根据军功、才智、所熟悉的业务等安排职位成为流行的做法,这大大地削弱了官僚制中血缘关系的谱系。不断的战争也促进了各诸侯国军队科层化编制的发展,同时,国家的税收制度、徭役制度也与官僚制并行发展。

秦国的两次商鞅变法可以说是对当时各诸侯国所发展的官僚制经验的汇集。他实行奖励军功,废除贵族特权,推行县制,废除井田制,统一度量衡,实行军衔制,甚至还为了更好地征兵和收税而推行解散大家庭而令其分成小家庭的政策。商鞅变法使秦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迅速提升,从而打败其他诸侯国而实现统一。秦在统一六国之后将其模式全面推广,不仅实行郡县制,也按照职能分化原则而组成了复杂的官僚系统,设置了管理政事、军事、税收、屯兵、城市警卫、谷货、手工业等不同领域的官职和机构。秦以后官僚制的发展基本都是对这个大框架的修补和完善。

秦统一后的中国具有现代国家的一些特征。统一的权力中心、统一的国家军队、统一的税收制度和法规、科层化的官僚体系和郡县制的地方管理等,使秦朝的政治体系和现代国家的集权很相似。这样的集权国家体系,欧洲是从绝对主义时期才开始发展的,日本则是在明治维新之后。1896年,谭嗣同《仁学》所述的“中国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是一句客观的描述。但是,谭嗣同以及许多其他抨击秦以来的中国政治的仁人志士并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这个体制能够存在这么久。秦以来的集权官僚制之所以长期存在,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中国人具有所谓的“奴性”,也不在于儒教伦理的灌入,而在于这个官僚制是人类理性发展的结晶,是一种高级的管理技术而不可抛弃。认识不到这一点,也就很难找到走出集权官僚制历史怪圈的路径。

当然,秦汉时期并不是中国集权官僚制发展的顶峰。直到隋唐时期科举考试制度建立之后,它才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对此,马克斯·韦伯评论道:“中国是一个最排他性地把等级的特权置于传统和正式获得证书的文学教育上的国家,因此,就此而言,它在形式上是特别现代的、和平的和官僚体制化的社会的最完美的代表,一来是这种俸职的垄断,另外它的特殊的等级的分层化,处处都是建立在获得证书的教育的威望之上的。”③

官僚制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程度超出通常的估计。可以说,它的抽象形式或曰“纯形式”(一般形式和基本原则)与目前世界上流行的官僚制没有什么区别。基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韦伯虽然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官僚制,但他认为中国的官僚制不是现代官僚制。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概括了现代的“法理型官僚制”和官员的一些必备特征,如官员服从法理权威,在“公”和“私”之间有明确的区分,有明确的等级制,定期拿到货币报酬,薪水以职位的高低而不同,可以得到退休金,官员以作官为职业,根据年资或功绩晋级,在工作时必须服从控制和纪律等。④韦伯对现代法理型官员的特点的这些概括,除其中的“货币”支付报酬在早期由于制币技术和黄金白银支付能力的限制,而往往采取租税替代外,其他所有特点在中国很早就一一存在。克里尔(H.G.Creel)指出,几乎韦伯所概括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的所有特征,在公元前2000年的中国就已经存在了。⑤

官僚制是一种技术,或者说是一个技术系统。就像其他所有的技术一样,它是价值中立的。弓箭枪炮可以被不同的人使用,官僚制也可以被不同的目的所使用。它可以被军队、企业和国家所使用,也可以被大的贩毒集团所使用。它可以创造奴隶制、个人独裁、极权主义、军国主义、理性的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粹主义、权贵制度等不同的社会形式。

很多学者受到马克斯·韦伯影响,习惯于把中国历史上官僚制称为“家产官僚制”,因为它是与家长制的皇权体系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称谓有其道理。在这个体制下,皇帝把整个国家财富及臣民都看作是自己的家产,经济社会生活及文化活动等均以官僚制的方法管理起来。唐宋时期,随着官僚制的成熟,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也大为扩展。不仅土地国有原则和政府垄断盐铁买卖的古老传统没有改变,政府对矿产开发、手工业生产、市场贸易、外贸等的垄断和控制也大大加强。甚至对城镇的集市规划和管理,其严格程度也不亚于现在的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城管,只是那时没有手机和汽车这样的交通通讯工具。这种官僚制经济模式显然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阻碍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但另一方面,它提供了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国内市场、统一的法规、稳定的社会秩序等,这些又恰恰是唐宋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当时世界上遥遥领先的制度原因。

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僚制运动

在西方兴起的问题上,以往的解释基本都是西方中心论的:西方的现代化是内源性的,西方现代社会是从其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发展出的;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自由民主制度,都是自古希腊—罗马—中世纪的欧洲文明传统中发展出来的。这种观点好像早已成了定论,人们不加怀疑地接受它、反复论证它和传播它。

马克思的观点同样是西方中心论的。马克思忽视了在西方兴起之前世界各地区之间的文明交流。他认为世界历史并不是以前就有,而只是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因为以往受到了“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各地没有联系起来:“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⑥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与他们所反对的资产阶级学者别无二致地宣扬西方中心论。就像弗兰克指出的:“在‘西方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史与其‘资产阶级’对手一样持有欧洲中心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⑦

然而,长期被当作定论的西方现代化内源性说仅仅是一个神话或编造。作为人类历史上一次革命性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运动,它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进程,在世界范围内聚集文明因素。前面引用的费正清的一段话,说明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中国的大量文明元素被西方现代化所利用的事实。不过,费正清是在研究中国历史而不是世界历史。所以,他只是列举了一堆事实,并没有对西方兴起的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在列举这些事实之后,他马上转向介绍耶稣会教士在中国的文化传播活动了。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如果像费正清所说的那样,“唐宋时期以至马可·波罗时代”,欧洲已经吸收了中国的以四大发明为核心的众多技术和官僚制,那么马可·波罗并不是这个吸收过程的结尾,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此后欧洲对中国的文明吸收可以说是以制度文明为主,即引进和推行中国的官僚制。这是一个经历数百年的文明融合过程,与西欧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发展交叉在一起并相辅相成。

对于处在中世纪封建主义状况下的欧洲各国而言,要想获得新的文明进展,最重要的事物不是某项科技创新或某个人文思想流行,而是克服其四分五裂的封建主义状态。西方中心论者只强调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两个因素在西欧的成长,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对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城市运动兴起的研究,因为自治城市既是资本主义又是民主的重要发源地。其实,历史说明这两个因素在欧洲的发展受到了封建主义的限制,不断呈现出由盛到衰的生命周期性的循环运动。在四分五裂的封建主义环境下,到处是阻塞、关卡和壁垒、随意的税收和没收、水陆强盗的掠夺,这使资本主义很难发展起来。民主因素的命运也是同样,它与封建主义四分五裂的社会模式联系在一起,只是在这个框架下的发展,难免要随着它所依附的封建单位而生生灭灭。

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并行的。这个问题在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得到了反复的强调。集权的国家、统一的税收制度、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国家军队,等等,这些不仅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现代民主(宪政民主)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推动西方兴起的各种要素中,常常被忽视、贬低或否定的官僚制的发展,恰恰是最关键的因素。

中国的官僚制向欧洲的传播是由蒙古人侵入欧洲开始的。蒙古人侵入欧洲的另一个作用是打通了欧亚大陆之间的联系通道,使各种民间交往得到了空前加强。马克·波罗1275年到达中国元朝首都,1299年以意大利文出版了《马克·波罗游记》。这部游记所描述的中国的城市、风俗、制度和人们的生活,被当时落后的欧洲人认为是编造的神话故事,以中国人对待《西游记》一样的兴趣传播,在马克·波罗逝世前就被翻译成所有的欧洲文字。但随着以后传教士、商人以及各种官方使团的交流活动不断地增加,欧洲人很快相信了东方存在着一个天堂般的中国。

欧洲人当年对中国的崇拜可能远高于今天中国人对美国的崇拜。这一中国热延续了将近五个世纪,一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没有完全结束。他们不仅羡慕中华帝国的物质文明、文化思想,更欣赏中国的集权官僚制度。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1461年~1527年)的《君主论》、英国政治家兼哲学家霍布斯(1588年~1679年)的《利维坦》等著作强调加强君主权力和国家集权,可以说都是受到了中国官僚制的影响。接着,德国的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年~1716年)在著作中对中国的经验科学和文化制度推崇备至。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是崇拜中国的一个突出代表,不断地夸赞中国制度和孔儒思想。另一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年~1755年)是三权分立说的创立者,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进行激烈的批评。不过,他所批评的只是中国人不讲诚信和奸商欺诈的风俗,而对于中国的政治模式还是加以赞扬:“东方各大帝国有一个训条,即蠲免受灾省份的赋税。这个训条,各君主国家应好好采用。”⑧“在建立直接征税制度的专制国家里,人民幸福得多;波斯和中国就是明证。”⑨法国人对中国集权制的崇拜直到法国大革命前也没有减弱。托克维尔写道:“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的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⑩

在西欧,引进中国官僚制最直接、深入的是法国和德国。早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已经很多地引进了中国官僚制。路易十四(1643年~1715年在位)是法国绝对主义运动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一边推行重商主义,一边加强中央集权。他对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1661年~1722年在位)赞赏有加,在红衣主教帮助下参照中国模式大步推进中央集权。德国的现代化一直落后于英国和法国,普鲁士的大选帝侯(1619年~1640年在位)建立国家军队的行为可以看作德国集权官僚制运动的开始,此后一直到俾士麦统一德国(1871年)。德国也最先把中国的科举考试搬到西方而改造成现代文官考试制度。

在世界现代化研究中,英国经常被当作渐进发展的例子,也被看作是内源性现代化的典型。这其实是具有误导作用的片面认识。在资本主义、民主与官僚制的同步发展上,英国并不是例外。同法国和德国相比,英国的官僚制发展道路有一些特殊。英国原来的封建化程度没有法国和德国那样严重,国王的集权也伴随着早期议会制度而有所发展。1215年,贵族通过战争强迫国王签订了《大宪章》,这个宪章限制了国王对贵族的收税权,承认了教会和自由民的一些权利,在17世纪它被作为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根据。但在当时,《大宪章》的出台并不意味着国王集权的结束,而是集权运动的新的开始。1337年至1453年英国与法国的百年战争,不断地提出加强王权国家集权的需要。从都铎王朝(1485年~1603年)到伊丽莎白一世(1559年~1603年在位)的一百多年间,历代王朝都在大力推进中央集权。为了集权,国王禁止贵族畜养家兵,解散贵族家族团,摧毁贵族的城堡和关卡,把国王的军队布置在全国要塞,尽管不是大规模的常备军,却明显具有集权国家的军队的特点;建立起了以国王为中心的官僚制系统,根据才能和贡献选拔官员。为了加强集权,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一世还发动宗教改革,使英国摆脱罗马教廷控制。英国的集权运动并没有到此结束,直到1649年至1658年克伦威尔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又一次打击贵族并加强了国家集权。

在英国官僚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另一个值得重视之处就是它与私有制度的关系。在《大宪章》制订之时,英国的土地私有制度远远比当时的中国落后。教会占了大量的土地,而各个贵族的土地也是属于公有性质的领地,他们只享有收税权。在《大宪章》之后国王加强集权的过程中,贵族们最早提出领地私有化而作为交换条件。始于15世纪的圈地运动是有这个背景做铺垫的。到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宗教改革没收了教会的土地,掀起了土地自由买卖的高潮,私有制度也正式确立。

现代文明与“旧制度”

尽管西方的兴起始终伴随着引进官僚制的过程,甚至可以说没有官僚制就没有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发展,也就没有西方的兴起,但是,官僚制常被看作一种旧制度。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的“旧制度”就是指从中国引进的、渗透法国社会而消灭了社会自由的集权官僚制度。

作为一种纯形式,官僚制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它的现代化进程也不是一个由旧变新的过程。官僚制既然作为一种技术可被不同的目的所使用,它的价值后果也是与其他因素结合而产生的。以往在考察现代文明的特征时,最流行的观点是强调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两个要素,而马克斯·韦伯则把官僚制强调到和资本主义一样重要。如果结合起来看,就有三个要素:资本主义、民主、官僚制,是这三者的结合而建构了现代文明大厦的框架。

这三者都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产物。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它们的传统社会中都能找到这三个方面因素的痕迹,只是发展程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中国很早就把官僚制发展到成熟的程度,而西方则在中世纪晚期更多地发展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因素。引进官僚制后,三者在西欧达到聚集,经过长期的融合与细节发展,人类的现代文明诞生了。而在没有发生结合之前,或者融合不好时,那么这三个因素就会与封建主义的残余因素结合,因此表现出各种原始性和病态性的特征,整个国家也沾满旧制度的色彩。

法国自路易十四推行绝对主义以降就长期处于这种病态之中。大量贵族特权和习惯继续保留,官僚制虽说促进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却也帮助了王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掠夺。诺斯和托马斯指出,“国家控制已演进到常常涉及一个行业的生产过程的一切细节的地步”。11资本主义、民主、官僚制这三个因素具有相互对立性,官僚制的过度发展会导致另两者受到抑制。中国传统思想中不乏自由、民主这些发端于人的本性的元素,但它们的发展却受到早熟的官僚制的抑制。

官僚制的单面发展就会走向旧制度,这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得到证实。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官僚制建立,只是属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波官僚制运动浪潮。后面还至少有两波大的浪潮。

第二波官僚制运动浪潮在一战前后的德国酝酿,1930年代在苏联建成计划经济模式后达到高峰,二战结束后这个模式向欧亚更广大地区推广;第三波浪潮开始于1945年英国工党上台,随后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欧美进入福利国家而达到高峰。这两波浪潮的程度不同,表现也不一样。第二波浪潮是官僚制这一独块巨石的发展,它消灭了资本主义因素,也抛弃了宪政民主因素。第三波浪潮则是伴随着民主的继续发展而进行的,选票作为一种强大力量不断地推动国家权力扩大以提升福利制度。

由于官僚制的片面发展打破了现代文明的内在逻辑结构,这两波浪潮均带来了不好的后果。苏联模式明显是一种倒退。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无非是中国唐宋时期的官僚制经济的一种极端化形态。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更没有超出中国传统官僚制经济的范围。它通过把部分产业国有化、大量增加税收、限制私人财富增加等办法把钱集中到政府手中来搞福利制度,这些也只是救济贫困或杀富济贫之类行为,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很流行,只是技术细节上有所不同。第二波和第三波浪潮说明,一旦官僚制片面发展,现代文明的平衡结构就会被打破,官僚制本身也显露出其旧制度的特性。

现代文明不是从个别现代性因素发展出的,而是人类理性因素的聚合。一些基本的理性因素发端于人类本能,不是现代才有的,往往具有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比如资本主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封建社会之后的一种社会形态,它与大机器生产和特定的上层建筑联系在一起。如果把资本主义看作资本积累、投资、雇工牟利等行为,它早就存在了,甚至在原始的部落中也能够找到它们的一些痕迹。所以,马克斯·韦伯说资本主义古已有之,而弗兰克等依附论学者也认为资本主义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同样,民主的一些因素在古希腊、古罗马就存在,在部落制度甚至在海盗团伙中也能发现原始民主的各种形态。至于官僚制,前面已经作了相关说明。

总之,这三个因素并不是随便创造和改变的。它们以人的本能和本性为基础,以理性为灯塔。在传统社会的历史上,它们在不同民族分别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而人类现代化进程则是把它们聚合起来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结构。

这个结构当然是处在动态中或不断运动的。它随着科技、社会、文化等的发展而不断被打破、不断地重建。同时,最佳结构的形成也需要与各国不同的自身条件相结合。二战以前,它在西欧、北美达到较好的结合,而在二战后的一个时期内,由于欧美福利国家对资本主义的抑制,它在东亚NIEs(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指日本和“四小龙”)地区达到较好的结合。东亚NIEs自1950年代以来大力发展私有经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的地方,而西方则在福利制度下朝着相反的道路迈进。东亚的经验提醒了西方,1980年开始的“里根—撒切尔革命”(新自由主义改革)其实是纠偏行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给西方国家带来20多年的新发展。近年来,一些学者以批评新自由主义为风尚。但2008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爆发的债务危机却说明,西方国家制度结构的不平衡问题主要还是因为官僚制(国家)的因素突出了。由于经济和科技的进步是无止境的,我们很难预测人类遥远未来的景象。但就目前所观察到的情况看,福利国家对经济自由的压制是不可取的。

现代文明的这个逻辑说明,我们常说的“中华文明”是官僚制单面发展的传统文明,是“旧制度”。即便是发达国家,官僚制单面发展或政府功能过度扩展也难免会导致向旧制度的复归。清末以来中国现代化一步三折、进展缓慢,其原因是单面发展道路行不通却又不能很快建成新的结构。中国目前的巨大成就,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对以往单面发展道路的不断纠偏的基础上取得的。中国大陆从东亚NIEs中学习了很多东西,但目前远没有达到它们那样的资本主义、民主与官僚制三者的结构平衡境界。这个结构缺陷很容易理解:我们有的别人也有,别人有的我们却没有。中国大陆的增长数字比当年的东亚NIEs高出很多,但发展的效率却低了很多。这虽与中国大陆人口众多、原来的底子薄有关,深层的原因还是我们目前的文明结构虽说脱离了苏联模式那种极端形态,却也只是回缩到唐宋时期那种温和的官僚制经济状态而已,与现代文明所要求的合理结构有很大差距。目前,诸多突出的现实问题,如创新弱、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员腐败、社会道德滑坡,等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因。

结语:一个地理概念

在古代世界,由于马克思所说的“交通条件”的限制,形成了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不同的文明圈。在同一个文明圈内,又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分别。历史上的朝鲜半岛和越南等地区接受中华文明很深,甚至朝鲜半岛经常被看作是“比中国还典范”的儒教国家,这样,它们的传统文明属于中华文明的范畴。在罗马帝国时期,西欧地区属于罗马帝国的边缘地区,它们也只能划归罗马文明的范围。古印度文明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关系也是同样情形。

现代世界文明则是在打破原来的地理隔阂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世界性的,并不断地加强其普世性的特点。我们不能把现代文明分为“美国文明”、“英国文明”、“日本文明”、“韩国文明”等,这样的称呼是很荒唐的。现代文明把全球纳入一个体系中而分为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中心地区不仅聚集了世界范围的理性因素,而且具有继续吸收各种新因素的能力。相比之下,边缘地区则长期不能形成现代文明的平衡结构,也无吸纳新因素的能力。当今世界存在的主要冲突,不是亨廷顿所划分的几个文化圈之间的冲突,而是世界文明体系内部的冲突,即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背后是资本主义、民主、官僚制三者的结构平衡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有的国家可能从世界文明的中心跌落到边缘,有的国家也可能从边缘上升为中心。

这就是说,原来的地理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世界文明体系之内,中国尚属边缘地区。这种格局当然不是固定的,中国将会在未来某个时候实现崛起,甚至在政治、经济、技术、文化上占据世界高点。即便如此,那时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只能被看作整个“世界文明”的一个中心地区,而不适合称为“中华文明”。

注释

1作者曾经根据这个思路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作过比较详细的区分。参看尹保云:“‘文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的东亚”,《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2[美]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7页。

34[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73~374、278~293页。

5[英]马丁·阿尔布罗:《官僚制》,阎步克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4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7[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89[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66、268页。

10[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98页。

11[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38页。

The Past and Futu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Yin Baoyun

Abs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and symbolic ele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its bureaucracy, which had developed to mature in pure form as early as Tong to Song dynasty.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a movement of introducing Chinese bureaucracy was parallel all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f hadn't introduced bureaucracy, there wouldn't have been the rising of the West. On the other hand, a modern civilization is supported by a balanceable structure made up of capitalism, democracy and bureaucracy, while a monolithic bureaucracy is only an "old system". The future of China should depend on constructing such a structure, striving to become the core zone of modern world civilization instead of reviving the old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bureaucracy, the rising of the West, modern civilization

【作者简介】

尹保云,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现代化理论、地区现代化发展、威权主义的政治发展、民主的形式等。

主要著作:《现代化通病: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等。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3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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